2016年7月12日，菲律宾与海牙临时仲裁庭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制造了一场所谓南海“仲裁案”的政治闹剧。顿时，激起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内外中国人的强烈愤慨。就此，笔者采访了曾驻守太平岛的南沙首任军政长官彭运生将军之子彭志纲上校，听他讲述其父在太平岛行使主权的历史往事。

“将军之子”承父志
    彭运生出生于荆楚名岳木兰山麓著名的“将军乡”—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的一个“将军之家”。其父彭矫，字强哉，先后就读于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与保定军校，后赴日留学加入同盟会，辛亥首义时担任标统(相当于团长)。其叔父彭俊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战时曾任第六战区江北游击挺进军第三纵队参谋长。
    1912年4月9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后首访武汉，彭矫受民国副总统兼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之命，负责接待孙中山一行。彭矫对孙中山照顾周到，两人相谈甚欢，黎元洪看孙中山对彭矫很是欣赏就送了个顺水人情，从此彭矫便跟随孙中山走南闯北，官至孙中山大元帅府少将副官主任。1916年7月15日，他的长子出生。因其时袁世凯故去，南北重新统一，故给儿子起名“运生”，意为国运、家运，应运而生。
    1922年6月，孙中山、宋庆龄在广州蒙难，彭矫奋不顾身，为营救宋庆龄身负重伤，8月9日，又带病护送孙中山夫妇经香港返回上海。结果积劳成疾，于1923年6月11日在上海英年早逝，年仅34岁。
    孙中山痛失爱将后，即令大总统府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颁证抚恤彭矫遗属。彭矫的子女均是靠抚恤金长大成人的。
    为了继承父亲遗志，彭运生毅然投笔从戎，于1940年在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第五期乙班航海科毕业。他原以为可以在海军大显身手，只可惜抗战已至最艰苦之时期，海军毫无用武之地，于是他转入陆军，任职于湖北军管区司令部。此后相继任教于空军幼校及陆军第一预备学校。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夏，国民政府海军署成立，彭运生开始有了用武之地，并正式在海军服役，开始了捍卫祖国海疆的职业生涯。
    少校主政太平岛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依照《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遣派内政部及广东省接收专员，随同4艘军舰，前往接收南沙、东沙及西沙(简称“三沙”)群岛。
    1946年末，林遵、林焕章率“中业”“太平”两舰进驻南沙群岛;张君然、姚汝钰率“永兴”“中建”两舰进驻西沙群岛。“太平”舰黄淡隆上尉，受命在美军飞机轰炸后的破屋颓垣中，树起收复太平岛的纪念碑，石碑正面朝东，上刻“南沙群岛太平岛”，背面刻“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碑北面刻“太平舰到此”，南面刻“中业舰到此”。
    收复太平岛的工作完成之后，“中业”“太平”两舰分别驶向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巡视各个岛屿。内务部则委派学者郑资约为编著《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在各岛采集资料。
    1947年3月，中国政府将东沙、西沙及南沙群岛的管辖权，由广东省政府转交海军部。1949年4月，正式改隶海南岛特别行政区。
    1948年春，彭运生奉命乘“中海”号军舰从上海出发，经高雄、广州、榆林港南下，任海军南沙群岛管理处少校主任之职。1946年参与接收西沙群岛的张君然在《历史回眸：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纪实》中回忆道：“我任海军西沙群岛管理处主任后，便推荐海总训练处参谋彭运生为南沙群岛管理处主任。……1948年3月，我与彭运生率两岛全部换防人员，先送彭到太平岛上任，然后我到永兴岛换防。”
    南沙群岛由230多个岛、沙洲、礁和滩组成，经常露出水面者仅约50余处。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面积约36.5公顷。那时的太平岛上，生存环境十分恶劣。首先是没有可用水井，缺乏新鲜水果和蔬菜。为了改变这里的生存环境，行前彭运生从广州运来了100多麻袋土壤，由部队种菜养猪。登岛后，他率部将日军留下早已淤积的水井清除，挖出地下水，使太平岛成为南海唯一有地下水的岛屿。他还率部下环岛游泳、潜水，以锻炼身体排遣寂寞之苦。
    驻岛行使主权
    1949年1月28日，彭运生在南沙太平岛接待过一艘寻找失事飞行人员的美国兵船“Cap FS-504”号。他以国家授予的神圣职权，对来岛的美国与菲律宾人员表示：太平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你们只有征得我方同意后才能进行找寻工作。
    次日，在得到我方许可后，美菲人员才在彭运生率领的海军武装人员陪同下进行找寻工作。当天下午4时许，那艘军舰便驶离该岛。彭运生将那一次登岸、交涉以及找寻的情形，做了详细的报告，存于海事处的档案之中。
    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后，驻守南沙及西沙的军队也于1950年一并撤离。之后的5年，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呈无政府管辖状况，曾给邻国以窥伺之机。
    1951年9月8日，“二战”盟国与战败国日本在美国签署《旧金山和约》，其中涉及到南沙与西沙群岛。当时朝鲜战争爆发，美苏两国相互角力，导致海峡两岸均未派员出席和约会议。而此时向日本提出领土和金钱赔偿的国家多达48个，涉及的项目繁多，无法逐一列入《旧金山和约》之中。因此“和约会议”决定，各个盟国与日本再另外制订双边“和约”，以解决其赔偿事项。有关中国领土的事项，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排除在联合国大门之外，遂决定由以“中华民国”身份占据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
    1952年4月28日，日本代表川田勇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叶公超，依《旧金山和约》在台北友谊会馆签署了《中日和约》。在《中日和约》第2(b)项中，重申《旧金山和约》的条文规定，即日本放弃台湾和澎湖岛的主权。另在《中日和约》第2(f)项中，日本明确表示放弃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主权。因为日本与“中华民国”是签署《中日和约》仅有的两个国家，其和约条款自然属中日两国承担。至此，台湾和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归属，已经完全由法律条文正式确定。
    引经据典护“三沙”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人西泽曾一度到达东沙群岛，并建屋、悬旗，改名西泽群岛，经我国根据历史、地理书籍图表与之交涉后，日人乃撤离该岛，这是三沙群岛第一次被外人觊觎。
    至于外人登岛滋事，自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太平岛后，不时发生。1947年1月17日上午11时，法国军舰“东京人”号驶抵永兴岛外海停泊，驻守在岛上的中国士兵，马上进入临战状态。法舰放下一艘小艇，载有两名法国军官及一名翻译，向永兴岛驶来。中方由永兴岛气象台李台长出面交涉。法军说明永兴岛为法属领土，要求岛上中国驻军撤离，遭中方拒绝，僵持之下，双方开始武装对峙，最终法舰离去。
    次日晨，法军再来挑衅，双方代表在海滩交涉，彼此互不退让，至傍晚法军才乘舰离去。第三天下午4时，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在南京约见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郑重申明西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并要求解释近日法舰在永兴岛的行动。法大使回称“东京人”号的行为乃该舰舰长私自的决定，并非法国政府指使。
    到了1月21日，法政府却对中国军队守卫距越南200英里之西沙群岛，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法国自称于1938年曾提出该岛屿之主权。同日，法国向中国提出备忘录，建议以仲裁方式解决问题。29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回答记者提问时，郑重否认法国外交部所谓“中国在1938年时同意法国占领西沙群岛”，并说中国在该时重申过中国一向的立场，即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是无可争议的。此后，中法双方都将南海岛屿主权的争论搁置一旁。
    进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菲律宾也加入到南海的争夺当中。1955年，居住在菲律宾的美国退伍上士米兹登上太平岛，宣布该岛为“人道王国”(Kingdom of Humanity)领地，并称该宗教组织拥有该岛主权。消息传到台湾后，台湾当局“外交部”立即发出声明称，该美兵所谓新发现的“人道王国”岛，即是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一向隶属于中国。
    1956年，菲律宾某海事学校校长克洛马(Tomas Cloma)，派其弟豪费立蒙(Filemon Cloma)带领数十名学生，登上了太平岛，称之为“自由国”(Freedomland或Kalayaan)岛，并于1956年5月17日向菲律宾外交部提交文件，要求拥有这座岛屿的所有权。克洛马在信中表示，这些新发现的岛屿都在菲国境界之外，不属任何其他国家。菲国外交部在接到克洛马的信件后，副总统兼外交部部长加西亚即宣称，这些岛屿距离菲国很近，既不属其他国家，又无人居住，因此菲律宾在这些岛屿被发现之后，有权予以占领。
    台湾当局得到消息后，彭运生应邀参加了由“外交部”召集的研究对策会议，他列举了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历史资料及证据。他引用《晋书》中的“去南海三千里”和《梁书》中的“伏波马援将军开汉南境，置象林县，其地纵横可六百里”加以说明。以地理范围而论，实已包括南沙、东沙和西沙群岛。
    接着，彭运生报告了他在南沙现场考察的古遗址证据，以证明南沙群岛很久以前便被中国人居住、勘测和利用。第一，太平岛和中业岛上建有两座土地庙。第二，南沙群岛200多个小岛礁中，许多小岛都以我国历史人物的名字为岛名。第三，每年11月至次年4月，为南沙渔季，海南岛的渔民们常来此捕鱼。
    台湾当局根据彭运生的现身说法，一方面发表了抗议菲律宾副总统主张占领太平岛的严正声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另一方面由“外交部长”叶公超召集了“外交部”东亚司司长李琴，以及菲律宾驻台大使罗慕斯，举行对质座谈会。会上，还邀请亲历收复南沙的学者、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郑资约，现场展示了1946年中国政府官员前往南沙群岛时的勘察资料及国疆石碑照片，证明太平岛乃中国领土，绝非无国属的岛屿。
    随后，叶公超指出，西班牙在1898年与美国签订的美西媾和条约的第三条文中，清楚表示菲律宾界线范围与南沙群岛范围不相抵触。此外，1949年美国军机在南中国海失事，美国军方与菲国人员，曾乘舰艇前往太平岛搜寻美失踪飞机下落时，曾由我国驻太平岛的南沙管理处主任彭运生出面接待，此事件前后经过，均有详细报告存留在台湾海军海事处的挡案中，美军方与菲方也应有记录可查。这些记录，都证明南沙群岛纯属中国的领土，绝非无国属的岛屿。叶公超说，菲律宾也有许多无人居住的小岛，但并不表示这些都是无国属的岛屿。会议中叶公超郑重地请菲律宾罗慕斯大使转告菲律宾政府：“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
    “立威”重登太平岛
    在叶公超召见菲驻台“大使”的第二天，即1956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南中国海上的上述太平岛和南威岛，以及它们附近的一些小岛，统称南沙群岛。这些岛屿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主权。”
    在海峡两岸根据国际公认的“历史先占”和“大陆架法则”，重申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之后，台湾海军舰队“立威”编队赴南沙群岛巡视。担任“立威”号指挥官的是10年前随林遵收复南沙群岛的姚汝钰少将，时为海军中校的彭运生为参谋长。
    彭运生奉命会同指挥官制定的巡航方案是：广泛侦巡南沙群岛各岛，尤其是太平岛、南威岛及西月岛等主要岛屿;巡岛时绕岛一周，发现人迹，用旗语或灯号劝其离开;如遇“匪”或其舰艇“应断然击灭或俘获”;登陆诸岛，重立石碑及“国旗”等。
    经过连夜紧急备战，彭运生随“立威”号于1956年6月2日上午9点36分，从台湾海军基地高雄左营港驶出。
    经过4天的航行，彭运生于6月6日重登太平岛。此次旧地重游，他不禁感慨万端，原来充满生机的“绿岛”几成一片废墟：管理处警卫排的房子只剩下钢筋骨架，放电台的地方门窗没了，能供人饮用的11口淡水井只剩下一口可用……好在营房右边立下的“固我南疆”巨碑还在。
    次日，彭运生会同姚汝钰率“立威”号官兵完成了一项庄严仪式：立碑及升旗典礼。所树主权碑高约一米，官兵们又在岛中央竖起六丈多高的旗杆。
    “立威”号离开太平岛时，岛上的旧标语已被官兵们刷刮除去，墙壁的伤处被补以水泥石灰，官兵们又留下新口号等文字标志。太平岛唯一的房顶上则是一面完整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而南威岛的椰子树干上刷写着政治口号。
    返台后，彭运生会同姚汝钰写了书面汇报《海军立威部队南沙侦巡报告》，并于当月呈报给了蒋介石。
    第三次巡弋植碑
    面对菲律宾人屡次到太平岛挑衅，1956年7月初，台湾“威远”号编队重登太平岛。此次在岛上设置了灯塔，以显示中国在此海域所担负起的国际通航责任。对于克洛马等人摘去太平岛上“中华民国国旗”的行为，台湾驻菲“大使”陈之迈曾向美联社表示：这“已构成了侵犯‘中华民国’主权的行为。”
    1956年9月24日，台海军又派遣“宁远”号编队赴南沙侦巡，并于10月2日在北子岛(Northeast Cay)上与克洛马人员相遇。最初，“太和”舰发现一艘小艇快速驶向北子岛附近停泊着的一艘不明国籍的船只。“太和”舰用灯号向他们发出询问，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在相距3300码时，“太和”舰看清了船上的菲律宾旗帜。
    “太和”舰副舰长刘和谦带着14名官兵，登上菲船检查。与此同时，菲船船长费立蒙·克洛马和轮机长段斯柯被请上了“太和”舰。
    费立蒙向胡嘉恒上校承认船是菲律宾海事学校的训练船，自己是校长的弟弟。胡嘉恒问他，“贵国是否支持贵船驶入我南沙领海之行动?”费立蒙说，这是他个人的行为。询问过后，费立蒙和段斯柯还在“太和”舰上用了晚餐。
    此时，检查小组正在菲船上检查航海日记、航行报告、航行执照等。离去之前费立蒙主动问，是否还能再上太平岛。胡嘉恒令费立蒙签署文件，承认南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并保证今后不再进入该海域。如果想上岛，须事先获得台湾方面的同意。
    时至1958年，由于南沙群岛遭菲、越占据，台湾当局海军派“中”字号军舰由少将姚汝钰为舰队司令，彭运生为参谋长，再次巡航南海诸岛，将菲律宾所树石碑一一敲碎推入海中，并在太平岛等岛屿上各植明、暗两块石碑，其中一块为埋于地下之“秘密石碑”以免再遭毁坏。
    回台后，彭运生撰写了一本100多页的《海军巡弋南沙群岛报告书》，详述我国经营南沙的经过。随后，两度受到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嘉勉，成为我国收复和保卫南沙的重要见证人。
    彭运生自南沙返回后，历任台湾海军士官学校总教官、海军参谋学校教学教官，“太和”“永泰”“丹阳”等军舰舰长，驰骋于东南海疆。1964年底，他结束了舰长生涯，调任台“国防部”统一通信部任少将副指挥官。1966年退役前，他驾“丹阳”舰再次侦巡南沙群岛，给他的海军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采访接近尾声时，彭志纲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说：“家父终生将守卫祖国南疆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我辈将继承父辈遗愿，同海内外爱国同胞一道，为维护祖国的领海主权贡献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