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南怀瑾先生就真的是这样活在大众心里。这位出身平凡、靠负笈游学而成一代大师的前辈，之所以能从一众学院派国学研究大家中超越出来，“卓尔不群”，我认为奥秘就在一句诗里：“一生志业在天心”。
    
    

一生志业在天心，
    欲为人间平不平。
    愧我老来仍落拓，
    望渠年少早成名。
    功勋富贵原余事，
    济世利他重实行。
    怜汝稚龄任远道，
    强抛涕泪暗伤情。

辛苦艰难独自撑，
    同侪寥落少晨星。
    松筠不厌风霜苦，
    雨露终教草木青。
    熟读经书徒议论，
    实行道义太零仃。
    乾坤亘古人常在，
    欲起天心唤梦醒。
    
    

《尚书》有云：“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意思是保有纯一之德，就能合天心。南怀瑾在《易经系传别讲》中引用邵康节释“复卦”：“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他说，中国文化讲“天心仁慈”“天心无改移”，天心是中国《易经》道家的话，就代表生命的本相。换言之，无改移就是莫忘初心。他在别的场合又明确指出：“人心即天心，可以感动（天）。”因此，可以说天心就是《易经》中所谓“中正之道”，学问之道，是修养之道。
    南怀瑾的“一生志业在天心”，旨归在“欲起天心唤梦醒”，那么，这个梦又是什么梦呢？“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解此时情。”59岁那年，南怀瑾的这首诗道出了他的梦一是文化复兴，二是祖国统一。这二者统一并贯穿于他一生之学问。
    
    或许在学院派学者和知识分子看来，南怀瑾的学问二字得打个引号。因为他既不遵循时下的学术规范，也不专精于某一专业；既不循家学，也无甚师承。他是儒道佛三家贯通，没有考据而是六经注我，无所依傍而是多发明自心。或许正是因为他不为今世之“学问”所累，也无科研成果考核之包袱，故而能走出一条“学问”之别途，称之为“大众国学”可也。这个方面，南怀瑾说得很直白，“学问之道，需要变化气质”，“这个路线是基本修养的功夫，从行为道德上入手的”。换言之，这是大众之学问，是行为道德的学问。这不正回归到或者承接了孔子的初心、老子的本意和佛家的本旨吗？南怀瑾为何能贯通儒道佛，出入自如，游心于经史子集，其奥妙就在“大众”二字。学问不为大众，怎么会有生命力？这也难怪，南怀瑾在民间大众中有如此口碑。
    “志在天心”的南怀瑾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深感同侪寥落、独自支撑的艰难，也发出过“零仃”之叹。观其一生，他的身上大有孔子“丧家之犬”的影子，也有释迦牟尼“苦行僧”的身影，还有老子西出函谷的寥落相，这个中冷暖和风霜，只有他本人知道，但他自始不忘初心，知行合一，将学问与践行融而为一，最终还是赢得了大众的理解和掌声。他的儒学是大众的儒学，他的道学是大众的道学，他的佛学也是大众的佛学。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南怀瑾有一句名言予以概括：“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这就是将传统文化人格化了。他把佛学摆在首位，是为了突出“心”（天心）的作用，究其实，中国化的佛教本身就吸取了儒道的精华；道，本来在老子那里就纵贯于天地人，老子的《道德经》是体道合德的学问，是做人的学问，是支撑人立于天地之间的骨；儒为表，这个表，不是外表，不是表面功夫，而是人内在心力和骨力的外现，是“行”。可以说，南怀瑾的学问是易懂易行的学问。
    三者之间，南怀瑾以《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将其贯穿起来，在他看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体，修道，“天命之谓性”。那么“发而皆中节”就是“率性之谓道”。大众怎么样去修它呢？就是做到“中和”。他说：“所谓中，就是这个体；和，就是这个用。”中和，就是体用，就是儒道佛共有的境界和做法，不是要人把喜怒哀乐等情感压制住，用他的话来说，那是“昏庸”而不是“中庸”；而是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当为忠臣时为忠臣，当为孝子时为孝子。简简单单几句话，将儒道佛的共同精神揭示了出来，修正了很多误解。
    南怀瑾的旨意并非是要将学术通俗化，而是要告诉大众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如何去据其正道而修行。通俗不是目的，修行才是真谛，是“天心”。因此，依我看，大众想了解儒学，看其《论语别裁》；想了解其道学，看其《老子他说》；想了解其佛学，看其《禅海蠡测》，因为他皇皇20多部著作都始终如一。
    远离大众、背离心性的学问都不是真学问。“天心”也因此没有亏待南先生，获得了九五高寿的回报。弘扬文化，理解传统，认识本我，不忘初心。这或许就是南怀瑾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