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世界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必要性 (一)环境史研究的总体态势及其问题。缕析环境史学史，可以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环境史在叙事单元的时空选择上，专题性、区域性和短时段的研究甚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史发生社会史与文化史转向后，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整体性、综合性与长时段的通达研究不够。在史学的撰述模式上，表现为专题性和断代性的文本较多，各国环境通史和世界环境史著作偏少。 具体而言，美国环境史研究中①比较成熟的领域可以分为农业环境史、城市环境史、物质环境史、环境政治史、环境社会史、环境思想史、海洋环境史等。按研究对象划分，森林、水、土地、大气、环境种族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国际环境外交和有毒废弃物处理等问题无不统摄。就研究地域而言，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乃至美国领海等各个生态区域无不涉足。分门别类的具体研究代表的只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一种面相，反映美国环境史整体面相的环境通史和美国学者的全球环境史研究相对滞后。相关代表作如约瑟夫·佩图拉的《美国环境史》、约翰·奥佩的《自然的国度：美国环境史》属凤毛麟角。[1]即便有些冠以美国环境史之名的著作，本质上仍行具体领域的专题性研究汇总之实，如路易斯·沃伦主编的《美国环境史》，[2]依然缺乏通史的内在逻辑理路。 美国世界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唐纳德·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一书中专设一章追溯了全球环境史研究的发展，[3]甚至提出了将“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作为世界史编纂的核心原则。[4]国内学者高国荣也敏锐注意到了美国的全球环境史研究。[5]不过比较而言，实证研究成果甚少。 英国环境史依托景观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优势，主要成果集中在农业、林业环境史、工业污染史、环境政治与政策环境思想史。[6]至于英国环境通史和全球环境史研究，屈指可数：如伊恩·西蒙斯著《1万年以来的大不列颠环境史》和《全球环境史：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2000年》、约翰·希尔著《20世纪不列颠环境史》、斯马特著《自然之争：1600年以来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的环境史》、布雷恩·克拉普著《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理查德·格罗夫著《绿色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热带伊甸园和现代环保主义的兴起(1600-1680)》、约翰·麦肯齐著《自然的帝国和帝国的自然：帝国主义、苏格兰和环境》等。[7]总体来看，英国环境史研究中专题性成果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即使上述环境通史和全球环境史研究，其撰史原则和叙事范型仍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 中国环境史研究②与英美两国情况大致相似，分门别类地存在于不同领域之中。而从时段分布的角度看，当下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至于中国环境面貌发生改天换地之巨变的近现代，研究付之阙如，中国环境史的总体格局尚未形成。 尽管专题性研究是必须的，也不乏优秀的个案研究，但毕竟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关涉各国环境通史和世界环境史编纂的理论体系、组织原则、核心范畴等问题更是缺乏清晰的格局，不能像已经成熟的世界史编纂范式，基于一定的理论体系，勾连世界总体面貌的形成与演进。这不利于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流变，难以实现历史的评价与生态评价的有机统一，恐怕不是环境史学的真谛。王利华指出：“中国环境史的具体门类的研究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说中华民族与所在环境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8]这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当下环境史分科而治的弊端，全面和总体的环境史研究刻不容缓。 (二)现有的世界环境史研究及其问题。环境史一兴起就涉及世界史的编纂范式问题，并不断对既有世界史范式发起冲击。20世纪60年代全球史兴起之时，以克罗斯比和威廉·麦克尼尔为代表的环境史和全球史研究为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代表作如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生态扩张主义：900-1900年的欧洲生态扩张》、[9]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10]等，标志着用生态因子勾连世界史的学术研究路径之滥觞，此后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到2000年左右初步成熟。环境史家唐纳德·休斯主编《地球的面貌：环境和世界史》、约翰·麦克尼尔著《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物》、查尔·米勒主编《争论中的历史：1945年以来全球视域下的水和环境》、英国学者费利佩·阿梅斯托著《文明：文化、抱负和自然的转变》[11]等，都是从环境史视角主动探索新的世界史编纂的史学实践。2000年以后，环境史视域下的世界史编纂实践和相关理论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斯蒂芬·莫斯利著《世界历史中的环境》、理查德·布利特著《地球及其人类：全球史》、麦克尼尔父子著《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彭慕兰等主编《环境和世界史》[12]等。相比早期单纯的实证研究，此时环境史家有关环境史与世界史相互关系的理论思考日益深入，明确提出环境史的世界体系理论，意在用环境史的视野重构世界历史的叙事主线和编纂范式。[13] 在笔者看来，更好地融合二者，促成史学理论和编纂实践的创新，可以效仿和推崇的是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和弗雷德·斯皮尔《大历史与人类未来》，[14]为环境史构建大历史谱系树立了典范。以大卫·克里斯蒂安的著述为例，旨在“构建一个更为统一的历史和普遍知识观的宏大计划”，其中宇宙起源以来的自然史、地球生命史和人类文明史浑然一体，呈现了环境演变与人类社会协同进化的恢弘景观。作者认为，“生物圈和地球作为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系统的一部分共同进化。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系统里，基本的生态单元便是特定的物种……每个物种的历史主要取决于该物种特定的生态龛以及它从周边环境吸取资源(包括食物)的方法。”种群、生态龛、生物圈、协同进化、资源获取和能量流动等关键词成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本质上即是在回答斯维克·索林对环境史的终极思考——“如何更好地将人类史理解为环境变迁的部分”。③ 马立博的《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明确了构建现代世界史的问题意识：“对历史学家来说，要搞清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我们如何判断对于过去的表述哪些是正确的，关键在于构建一种叙述方式，即一个有开头、发展和结尾的故事。”④为此，作者采用全球和生态的宏观视角，阐释了旧生态体制的架构、阈限以及新生态体制对其的超越，以新、旧生态体制之间的互动机制撰述了与众不同的现代世界史。与其相似，休斯指出，“未来世界环境史家会发现他们自己正遭遇日益增长的挑战，即需要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及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为此开出的应战之策是“探讨自由贸易制度对人类社会和生物圈的影响将是21世纪全球环境史的主旋律”。[15] 从以上关于世界环境史的著述追踪中可以看出，尽管相关研究已取得显著进步，但目前有关世界环境史的专著相对较少，合著、编著居多。对于后者，尽管冠之以世界或全球环境史之名，但由于作者的繁多和不同区域和主题的选择使得史学实践与叙事主线不能完全匹配，从侧面反衬出世界环境史的书写难度之大，叙事格局和主线仍在孕育之中，尚不能与已经成熟的世界史编纂范式如苏联体系、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⑤等相提并论。 (三)现有世界史编撰模式的问题。如今学界熟知，影响较大的世界史编纂范式如苏联体系、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等各有优劣，且随着认识与研究的深入，学界质疑日益增多。苏联体系的缺陷自不待言，[16]现代化史观主导的宏大叙事追求启蒙理性弘扬的线性时间观和绝对进步观，追求历史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取向，遭到后现代的强力抨击。尽管中国正在追求现代化的目标，但国内史学界对其能否作为世界历史的叙事主线仍然争论不休，尚无定论。[17]新近发展且受到普遍青睐的全球史观，也并非十全十美，“迄今为止，全球史在表现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上做得并不成功，甚至有一种以单一叙事来取代多元叙事的危险。而漠视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只能让这种全球叙事成为带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的主导叙事，不但拒斥其他来自地方经验的叙事，而且无助于认识和理解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18]虽充满批评，但并不代表学界拒绝和否认总体世界史编纂的必要性。“我们所面对的就不是要不要‘宏大叙事’的问题，而在于要什么样的‘宏大叙事’……我们必须对前人留下的‘宏大叙事’加以审查和考辨，在学理上能够成立的就加以采纳，存在缺陷的需要重新表述，不符合学理的则必须抛弃，并在必要时尝试构筑新的‘宏大叙事’”。[19]这类呼声意指引入新的视角，创新世界史编纂的紧迫性。顺此逻辑，引进环境史观作为世界史编纂的范式就不是无稽之谈，在前文述及的国际环境史学者开启有益尝试的同时，中国学者的相关意识亦逐渐萌发。陈志强曾提出深化环境史研究以拓宽解读人类历史的新视角。[20]而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的钱乘旦，也并非否认“环境史观”、“生态史观”等不同的角度有利于我们对历史有更全面、更精确的理解。[21] 总体来看，目前各种不同的世界史编纂范式很难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和文化价值的阈限，“如果世界史，能将交互的主题合理地扩展至所有行为者，而不局限于人类，那么它不仅是好的学术研究，而且能对保护地球发挥重要作用”，[22]此论明确表达了环境史和世界史的内在相通以及二者联合的优势，因为环境史关注的物质能量和生态因子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恰恰能突破民族与主权的界规，推动环境史基本理念在世界史编纂领域的真正实现，这同样也是世界史的真谛与诉求，因为世界史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简单杂凑，而是寻求特定内在要素的有机统一和自然展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