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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环境史编纂的特色 在跨国史学路径的昭示下，克服世界环境史研究的不足，并实现既有世界史编纂范式的创新，可以提供审视全球化语境下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相互关系的总体指南，追求总体史。环境史学者必须追求地域、时限与主题的综合与通达，构建自己的世界史。为此需要在研究路径、研究框架、叙事范型、撰史模式方面实现超越与创新。 第一，研究路径方面，笔者主张在继承社会史的“小地方、大事件”，“小人物、大历史”之后，发展“小生境、大世界”的学术路径，即在勾连微观区域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与相互作用的长效机制中，透视人与自然关系世界的总体变化，最终实现小生境与大世界的统一。世界环境史研究并不反对从区域研究入手，相反必须依赖扎实的区域和“小生境”研究，才能为总体史的研究奠定基础，不过在从事区域和专题研究时必须有总体史的关怀，强化通史性思考，必须以揭示人类与自然交互的共通性规律与普适性法则为旨归，并不失时机地推出国别环境通史和世界环境史的总体史著作，方能呈现环境史研究的价值。 目前美国学者巴托·艾尔默的新作《公民的可口可乐：可口可乐资本主义的形成》，[32]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讲述了以可口可乐制造为核心的各种生态要素在全球生产和贸易进程中的一体化。在2016年3月30日至4月2日于西雅图召开的美国环境史学会年会上，他阐释了孟山都公司的食用油生产造就的资本主义新经济，与其上述专著在理路上内在相通。此次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大学的米奇·阿索在题为《商品和全球环境史：橡胶的案例》的报告中，以橡胶的全球生产与流动为例勾连全球环境史；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伊丽莎白·亨尼斯则把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置于全球生产与贸易的链条中，⑧这些都是从小生境的角度透视世界环境史的佳作。 国内史学实践中已有所创见，令人耳目一新的当数梅雪芹所著《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33]氏文以泰晤士河这个小生境中的生态因子三文鱼为核心，透视了三文鱼命运波动过程中人、环境、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多元联动与复杂的链式反馈机制。尽管该文仅是“1840年代到1980年代泰晤士河的污染与治理”项目的一部分，但已起到洞幽烛微的效果，既是“小生境、大世界”的体现，也是环境史学界从事实证研究的典范。 第二，研究框架方面，作为总体史的环境史要透视大世界，就必须熟谙世界史编纂的最新趋势，并力图用环境史的基本理念更新世界史的编纂范式。世界史的编纂范式变动不居，中国学者正积极参与全球史和世界史编纂范式的反思及其新范式的构建。[34]总体来看，在大历史成为当下世界史编纂热点的情况下，环境史要有所创建，必须立足大结构、大过程和大范围。 具体而言，大结构就是要突破许多研究局限于林业、农业、水、疾病等单一主体的单维叙事结构，要将诸多微小结构系统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综合起来，最终构建人类与环境互动和文明演进的综合结构系统。大过程就是寻找一种合理的叙事主线，它不仅能够从横向串联每个微小结构，而且能够从纵向上反映人与自然互动的全貌。这个过程不仅包括衰败，而且包括和谐，特别注重挖掘衰败与和谐的结构耦合点和地方性知识，找寻生态盈余与生态赤字的具象化表现，总结人类活动与生态承载力的耦合点与失序点，进而探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之道的内在机理，是作为总体史的环境史的终极旨归，也是环境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大范围即研究和叙事必须立足全球，乃至人类正在探测和留下活动痕迹的宇宙。作为总体史的环境史聚焦环境与人类活动的总体场域，不仅可以反映人与自然交互的深度与广度，而且便于展开比较，揭示不同场域内人类与自然交互方式的差异与特色。 第三，叙事范型方面，环境史应准确找寻自己的叙事主线和核心概念。笔者认为环境史欲确立自己大历史叙事的核心，必须回归学理逻辑的原点，踏寻人类的生态足迹，以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这两对关系范畴为支点，以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为基础，以自然—人—社会的协同进化为关照，探寻人类文明的重大拐点中人类活动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张力，叙写环境史理念支配下的大历史和总体史。 回归学理逻辑的原点，踏寻人类的生态足迹，就是要环境史家抓住生态因子，从科学研究的层面弄清和掌握人类生态足迹的阈限，进而坚守人类活动的底线与可持续发展的红线。抓住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对环境史的核心范畴，探讨人类文明的根本性问题。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5]人类欲维持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首要条件是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和物质交换中寻求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其次是既得物质、资源和能量在人与人之间的流动与配置。环境史的叙事框架实质上就是这两对范畴交互作用的延伸和扩展。它是环境史领域中的“看不见的手”，人类历史和文明的过去是这一问题运转与调解的结果，人类历史和文明的现在由这一问题机制作用而铸就，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将来仍会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 在这个前提下，环境史对人类文明的阐释将会使我们发现，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着高度统一与延续的内在机理。正如威廉·克罗农所言：“把新英格兰的生态系统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综合起来看，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一起开启了到1800年还远未结束的动态的和不稳定的生态变迁。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他们的遗产当中。”[36]因此，同质文明形态中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资源分配、自然观念、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和利益博弈，由于根本性的问题和作用机制的相似性而表现出自身的规律性。差异在于获取和追逐资源、能量和利益的主体的力量大小、地位高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方式、解释体系和表达符号的不同，二者呈现出逻辑机制的统一性与具体表现形态之间多样性的统一。 从纵向时间维度审视，人类自诞生至今为了自身的存在与繁衍发展，在与周围环境交互的过程中，环境史所涉及的根本性问题日益凸显，其能量呈加速度不断得以释放，人类文明的进程才愈来愈快，愈来愈复杂。从横向空间维度看，人类从原始森林、大江大河边的点状分布，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经区域形成城邦，自小国寡民的城邦到庞大的帝国和民族国家，最终形成当前全球化下的世界体系，自始至终人类都离不开环境，离不开环境资源和环境资本在人与人之间、利益主体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分配和重组。其间，环境史涉及的核心范畴也经历了一个点、线、面和体的扩散进程，同样也是以物质能量交换为基础的自然—人—社会的协同演化过程。 第四，撰史模式上，为与叙事范型和总体史诉求匹配，在强化和深入微观生境研究的同时，环境史应该注重国别的环境通史和世界环境史的撰述，让其成为总体史的环境史的载体形态。环境史要揭示人与自然交互的“变”与“不变”，必须实现横向共时性之纬与纵向历史性之经的通达。特别如气候冷暖变迁、动植物物种的兴亡、降雨量的多寡波动、地下水位的升降、物种的引进与入侵、生态要素的越境转移等需要较长时间跨度才能做出评判的自然现象，更需要放入通史性的总体框架之中，才能考察其变化的幅度与缘由。所幸中国环境通史的编纂工作已经开启了尝试性的步伐，值得期待。⑨不过中国学者的世界环境史著述尚未开始，亟需从史学理论、资料搜集、著述实践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予以强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