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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24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代中国北方经济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日本群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等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学者与会。 深化近代经济转型理解 近代以前,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政治原因,北方地区经济不仅结构较为单一,而且经济分布泾渭分明。特别是在清军入关后,为了防止蒙、汉民族过密化交往,清政府沿长城一线设置关卡,严格查禁进入蒙古牧区经商和垦殖的内地商民。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后,中国北部边疆危机和内地人口压力加剧,清政府开始明令放垦和奖励蒙疆垦殖;随着天津等一系列通商口岸的设立,近代化因素逐渐通过工商业的经济路径渗透到边疆地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樊如森指出,蒙古高原地区原本由单一游牧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清朝中期以降,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和非牧产业的壮大,内地移民嵌入的农耕经济、山西商人带来的商业经济以及通过进出口贸易间接实现和通过投资设厂直接实现的近代工业经济逐渐渗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加强了中国北部边疆同内地的经济联系,顺应了近代以来中国北方经济逐步向市场化工业经济转型的时代潮流。 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体化是近代经济的显著特征。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经济被逐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成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武强以疏证河南省南召县《蚕坡章程碑》碑文内容为切入点,认为该地区在19世纪中后期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毁坏蚕坡现象,与1825年至1873年的数次资本主义危机有关。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的倾销,造成中国棉、蚕丝等原材料生产行业的萧条,这为我们加深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解提供了思路和视角。 关注交通与环境因素 交通的展开是近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近年来,铁路与沿线社会变迁逐渐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铁路与城镇网络变动之间的关系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学界大多关注铁路沿线典型城市与周边城镇、集镇的关系,或聚焦于铁路沿线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商品运销是交通运输的重要内容,也是交通网络布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熊亚平以1937年前渤海沿岸长芦盐运销为例,认为在长芦盐的生产、加工、存储、转运、销售等环节中,铁路运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水路,铁路交通网络的形成对京津冀地区城镇经济发展和打破城乡传统地域特性、促进城乡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经济史研究中,对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与自然灾害的考察,是相关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张莉以光绪三年(1877)至六年新疆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地的蝗灾及地方政府的救灾活动为切入点,认为在报灾、勘灾、救灾、赈灾等关键环节上,清末荒政体系日趋完善;而救灾过程中政府和军队发挥的主导作用,也进一步加深了新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