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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奖金，更没有奖章以及“知识分子事迹报告团”什么的，“左右萧条，寂寞自如”。自如，无非意味着“做该做的事”，也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责任感。除了做得不够，无他遗憾；除了得到学术发现，也无更大的慰藉：一旦在遗建中发现精美奇特的构造，每每又高兴到发狂，疲乏顿然消失。 从整个建筑学或古文化研究来看，梁氏夫妇的努力只能是有限的、小规模的工作。社会也不大帮助他们，不过连老子也说过“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的话，其实并不宜把大小、新旧、急缓作为判断学术工作价值的唯一标准。人们也该承认，既然祖先留下了创造的形式，既然它们负载着一走的历史文化信息（甚至成为后世的旅游资源），研究它们，便不能不从获取第一手的实证材料入手，以之为基础。寺庙、佛像、栏干、牌楼、塔、桥，民居、店面，既是建筑形体也是人文景观的主要因素，无论你喜欢不喜欢，觉得有用没用，打算肯定还是否定，恐怕都需要先了解，认识它们的结构、材料、背景、鉴别、辩证、比较，然后是阐释。如果没有这一不惮繁琐、吃力的过程，开辟初始的古建档案，大概梁思成后来便无法到美国去讲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林徽因也无法在那篇成为专业基本读本的《清代营造则例·绪论》中阐述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结构方法。他们的影响会长久存在。 www.gushi51.com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传统与现代的思想冲突时时以各种形式泛起。而对传统建筑文化尚未有充分认识之前、许多文物建筑便已荡然或被破坏。“反封建”、“模仿欧美”，“厚今薄古”、“深挖洞”以至于“文化革命”，每一次浪潮，都或多或少株连到古代建筑文物。能为古建筑说话的人，如梁思成，不是很多。如北京的城墙，梁思成曾力主保存，提出过辟建环城花园的建议。大概是说了也白说，到城墙彻底拆除，城砖被挪去修防空洞、市民小厨房时，梁思成更是失去了说话的权利。我还记得，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 九年，城墙大规模拆除之际，西直门城楼拆到半截，露出一座元大都的小城，跑去看，虽然是外行，仍觉得很有意思，可惜照了张相，还是毁平了。不知道当时梁先生是否知道，有何感想。毁了的便永远毁去了，只能说是“学费” 而已，由此想到梁先生“宁肯保存”的主张，不能不感慨于孤寂者的远虑。四十二年前，他说过：“北平市之整个建筑部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这早经一般人承认。至于北平全城的体形秩序的概念与创造——所谓形制气魄——在在都是艺术的大手笔，也灿烂而具体的放在我们面前。……我们除非否认艺术，否认历史，或否认北平文物在艺术上历史上的价值，则它们必须得到我们的爱护与保存是无可疑问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由早期“建筑意”概念的提出，发展到“体形环境”——大建筑秩序观，梁思成坚持着偏于保守的非简单激进的态度，确立优先考虑“体”，以及与“体”协调的“用”。他警告说：“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楼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摹仿或摹仿不到家的欧美系统建筑，庞杂凌乱的大量渗透到我们的许多城市中来，劈头拦腰破坏了我们的建筑情调，渐渐麻痹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敏感，使我们习惯于不调和的体形或习惯于看着优美的建筑物被摒斥到委曲求全的夹缝中，而感到无可奈何。”（《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不幸而言中。八十年代的北京虽然尽可能地维持古城风貌，也不能不承受“不破不立”产生的无可挽回的后果，而且在城市功能膨胀中在“体”与“用”的矛盾中处于尴尬，处于生态失衡中了。晚生者不知道白塔寺、隆福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走到朝阳门，崇文门、西直门……竟没有门，“东四”“西单”何以为名，说到××大厦，××饭店却如数家珍……长城既然是骄傲，城墙，为什么不能手下留情？梁思成在解放初期提出过一个较合理的方案，即保存旧城，在京西五棵松一带建新城，它南起丰台，北至圆明园福海，形成一条新的南北中轴线，与老北京的旧中轴线比翼双飞，长安街一路兼挑二者，一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一头是古老中国的建筑博物馆。梁思成的设想，不用说，早已被否定了，原因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不过，梁思成毕竟坚持过作为学者的独立意识，不入云亦云的性格。他是被时代所挫败的。这往事的意义，如马寅初关于人口的主张，在于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提供了深刻教训。 梁思成、林徽因都是名门之后（一个是梁启超长子，一个是曾任民国司法总长的林长民之女），并有通家之好。林徽因而且多才多艺。二人结婚前，林曾随父赴欧洲，与诗人徐志摩结交。回国后逢泰戈尔来华，林徽因与徐志摩陪同翻译，时人记云：“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吴詠《天坛史话》徐志摩后娶陆小曼，一九三二年因飞机失事遇难，事发后，梁思成赶至现场参与处理后事，还捡回飞机残骸一块，由林徽因挂在居室中作纪念。据说林手中存有徐志摩的部分手稿（可能是情书、日记），陆小曼拟编徐氏全集，而林始终不肯出示，相信这也是人之常情。林与梁一道留学美国时，已决定了共同以建筑学为终生事业，他们的后半生虽不免历历坎坷，想做的还远远做不到，毕竟还依愿而行了，像许多历经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心总系在祖国的命运上。而这种联系终究体现在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上，譬如把研究建筑作为“第二生命”，然而它们远不是轰轰烈烈的。林徽因三十年代 写过一些沉吟的小诗，其中有一首《莲灯》：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轻舟驶出了江河——／宛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一九九○年八月北京小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