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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百无聊赖，只能斜靠在紫竹院公园长凳上翻看旧报。在周围一对对恋人的热吻咂咂声中，无意间读到老上级邹获帆写的一篇回忆另一老上级萧乾的文章，想起自己的文债也还未清呢。但我平日除写写一本正经的论文与油腔滑调的小品，交待事情始末缘由的回忆文章倒真的还没有写过——“文革”中的那种“外调材料”，记忆中也只被勒令写过一篇，短短的不到五百字，太不过瘾。由于缺乏锻炼，这篇处女作只能干巴巴地交待五十年代初我所知道的萧乾（这是英语作文里惯用的题目： The××× I Know），文采与风格是全然谈不上的。 一九五三年我调到在草厂胡同的《译文》编辑部（现已翻修为高耸入云的“国际饭店”）参加筹备出刊时，萧乾已经在那里了。对于他，我自然是慕名已久。印象中最深的是在上海报上读到他一手挽洋夫人纤腰，一手牵大洋犬在国权路上散步的逸闻——多半是油头滑脑的小报记者在咖啡馆里杜撰出来的。他的名作《人生采访》确实是促使我报考复旦新闻系的一个主要因素。入学口试时，面对陈望道系主任的“interview”，我也是这样说的。不过，等到我自己能在复旦旁边那条煤渣铺就的国权路上散步（当然是独自一人）时，“昔人已乘黄鹤去”，“烟波江上使人愁”。等造化安排使我在编辑部（只有一个租来的房间，而且是朝北的，四合院的正房、东西厢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里见到萧乾时，我的“兴奋高潮”早已过去，连久仰久仰之类的客套话也说不出一句了，萧乾听说我是复旦新闻系出身，倒是“一见如故”，拍了拍我的肩膀，含糊地（想必是学了伦敦的 Cockney）说了句“好好干”之类的话。这三个字肯定不是原话，因为这不是萧乾惯用的语言。 小报上总说萧乾如何如何一身的“英国绅士风度”，可是我除了他嘴上老叨着一管咝咝发响的板烟斗外，别的实在觉察不出来。不过，他穿的那件水门汀色轧别丁风衣（当时整个北京穿的人可谓绝无仅有，且有商标为证），骑的那辆四十年代老兰令（老让我联想起被伊丽莎白女王关进伦敦塔，用钻石戒指在玻璃窗上刻字的 SirWalterRaleigh）脚踏车，（商标仅依稀可辨）倒确是大不列颠的正宗货。还有他文件柜（从来不锁）里想必由海轮带回来的《美国俚语金库》与贝纳特编的《读者小百科全书》，亦是我学外国文学的启蒙读物。我当时下了班无处可去，除周末去某某机关食堂“蓬嚓嚓”之外，晚上也总在办公室瞎混，兔不了要经常偷看萧乾的藏书。 说到那辆叮 乱响的老兰令，免不了要提一下萧乾蹬着它带领我（我骑的是一辆国产新车，质量却远不及它的洋 Cousin，所以我老落在后面，拚命追赶，由此也可知萧乾健壮如牛）去拜访冰心的事。冰心当时从日本归来不久，记得是住在闹市口（已拆光）附近的东裱措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萧乾见了冰心，亲热地称她“大姐”。他是在北新书局当小伙计时，便曾蹬了车给初露头角的“闺秀作家”送过样书与稿费，并且“里通外国”，向她透露李小峰老板尅扣了她多少版税。萧乾不叫冰心大姐时，便用人称代词“您”。冰心记不住我的贱名，只好也称呼我“您”。我刚从上海来，还来不及学会与记住用尊称，所以对冰心毫无礼貌，一口一个“你”，但心里却是明白又犯错误了，所以浑身冒汗，以至他们之间讲了什么，一句也听不明白——当时我对卷舌的北京土腔也不习惯。但是聊可自慰的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久后，冰心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译的一部《印度童话》（书名记不真切了）转到我们编辑部。在冰心娟秀却又挺拔的笔迹上竟有不少该社编辑用触目惊心的红笔改动之处。萧乾看了之后，感叹地说：“他们真敢改！”我咂摸这五个字里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认为当时那些小后生未免太不把老作家放在眼里了。二是觉得自愧不如，毕竟年纪大了，革命精神不如可畏的后生（萧乾当时也是处在自觉改造思想的阶段之中）。但是我只消化领会了萧乾的第一层意思，所以我也从什么名家的文章都敢改的初生之犊，逐渐蜕变成唯恐改错别人一个标点的胆小的鼠子。 萧乾还曾蹬车带我去拜访入了中国籍的美国人西特尼·沙博理（呢称 Sid），他当时住在演乐胡同。他虽已归化，到底改不了洋人习气，没有纯毛地毯，也要在砖地上铺一片草编的地席。西特一开口寒喧，我便知道不妙，因为他的北京话比我说得漂亮多了。一口京片子，连什么地方该用“儿”也分毫不差。我想遮丑藏拙，便用我的 PigeonEnglisn（洋泾浜英语）与他交谈。在谈到美国作家艾伯特·马尔兹时，我说见到最近的外国报刊上有对他作品的“criticism”。萧乾一听，怕引起不良国际影响，赶紧解释说李先生的意思是“review”，亦即书评的意思。华籍美人沙博理不愧是大纽约市律师出身，他不动声色地（像英国绅士餐桌上打翻了酱油时一样）给我打圆场，以母语使用者的权威身份说，在英语中，criticism 也有评论的意思，甚至包括好评。我英语程度虽低，但如鱼饮水，话的冷暖还是能够辨知的，因此又是一身大汗。以后便脑中浑沌一片，再也听不清他们之间又是英国腔又是花旗味儿的对话了。只记得萧乾嘴里的“马尔兹”在西特那里是“磨尔兹”，“法斯特”的“法”，西特的读法和上海的“江北人”的发音一模一样，颇得扬州剃头师傅的真传。 以上便是萧乾手把手教我的“人生采访”的实录。 我当时很傻——现在也没有长进，上海人的说法是“加大年纪全活勒狗身浪”了。守着多少位学者——萧乾之后又有卞之琳、钱钟书诸公，却不知道可以虚心求教。有一次，我译了当时颇走红后来成了异端的霍华德·法斯特的短篇小说《DumbSweele》（《傻瑞典佬》），向《译文》“自我投稿”。萧乾校阅后，用他那一手流利潦草的浓铅笔字稍稍改动了几处，还给我时说： “你还是译得很活的。”愚鲁如我，也听得出这是鼓励而不是表扬我。以我当时及至今天的水平，我只能把活的译死，哪能把死的（何况原作本来就质量平平）译活呢。又有一次，当时萧乾似乎又兼了《人民日报》副刊的编委，他向我“组稿”。我拼拼凑凑，写了一篇介绍美国画家洛克威尔·肯特的短文。文章没有什么改动居然在党报上登出来了。萧乾用他那弥勒佛般的笑容，笑咪咪地对我说，文章写得挺漂亮，他“很佩服”。我自然明白那是在安慰我，因为文章中既没有多少真材实料，又无一点真知灼见。我当时有的只是丰富的想象力与浮夸华丽的词藻。以上所述的便是萧乾对我翻译与写作上的帮助。 说到美术不免要联系到音乐。这方面也有些情况可以交待。有一次作家协会——《译文》当时是作协的一个下属部门——为了欢迎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在院子里蓆棚底下开了一次联欢会。我可能喝了半杯啤酒，竟斗胆起哄，拉萧乾表演节目——对别的首长，杀了头我也不敢这么干。萧乾爽快地站起身来，吼叫了几句。唱的是什么国家的歌，歌词是中文还是外文，老实说我和别的听众全都听不出来。嗓音嘛，这里还是以沿用“为尊者讳”的国训为宜。不过萧乾是一位水平颇高的音乐欣赏者，他在这方面自己写过一篇兴味盎然的文章。那篇文章里谈到他喜欢唱 HomeSweetHome 之类的小曲，也爱听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前者我不清楚不敢瞎说，对后者我完全可以出庭对质。因为当时萧乾住在顶银胡同（后来我读《今古奇观》，才知道苏三的情人王金龙上京赶考时，也在这条巷子里落过脚，原来也是名胜古迹），他住南院的“西厢”（东晒，两小间），我和妻子住东厢（西晒，一小间），当中隔着住正房的陈白尘种的睡莲与“死不了”。从西厢的窗缝里常能轻轻传出那部清唱剧的 holy 味十足的声音。我也算出自音乐世家，一家有七个人吃音乐饭。所以我当时咬咬牙，用五个月工资买了一架捷克电转。但我拥有的只是奥依斯特拉赫拉的老柴小提琴协奏曲之类的苏联唱片。对于西方宗教音乐的羡慕心情，如想吃禁果的夏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