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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说今不如昔犯忌，业务挂帅尤不可取。然而在我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的这三十几年中间，却时常感到像过去的一些本国学问底子厚，文笔好，而对所译作品又理解得那么透彻的老译者，今天可真难觅到。怀着这种遗憾，我写过周作人，现在还想谈另一位大翻译家：钱稻孙。在日本文学翻译的成就方面，这两位是不相上下的。他们的学问都非常渊博。钱稻孙懂得音乐、戏剧、美术、医学，还精通日、意、德、法文。早在三十年代，他就用离骚体从意大利文译过但丁的《神曲》，并编过一部日本语法讲义。 我之所以在写过周作人之后，又来写钱稻孙，自然是由于我同他们两位在编辑业务上都打过七年交道，而同钱稻孙，还有过一段难忘的师生之谊。考虑到他们两位在政治上均失过足，我迟迟未敢动笔。但是，我又一直觉得，不应因此而完全抹杀他们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 一九五○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一名校对。次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我被调去做编辑工作，自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就从生了重病的老编审张梦麟手中接过日本文学这一摊。当时的情况是，日文译者虽然很多，但是能胜任古典文学名著的译者，却是凤毛麟角。例如江户时代杰出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瑠璃（一种说唱曲艺）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译者。起先约人试译了一下，并请张梦麟先生（他病愈后，改任顾问，不再编稿了）看了，连连摇头。我就改请钱稻孙先生译了一段送给他过目，这回张先生读后，不禁拍案叫绝。于是只好请钱先生先放下已翻译了五卷的《源氏物语》，改译近松的作品和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井原西鹤的选集。同时，钱先生还在补泽《万叶集选》，出版社并且希望他能将旧译《伊势物语》和《谣曲选》也整理出来。 一九六二年的一天，我听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在隔壁的办公室对总编室主任郑效洵说：“派文洁若去把钱稻孙那套本事学过来吧。”接着，楼社长就向司机班要了一辆车，陪我到西四受壁胡同的钱家去。 一进门，楼社长就说：“钱先生，我给你带来了个女弟子。” 出版社自一九五八年起，每月原预付给钱稻孙一百元生活费。交稿后，由稿费中扣除。那已商定，由于我去学习，占了他的时间，自即月起，调整为每月一百五十元。从此，我每周上午去他家三次。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生有过不少位老师，然而没有一位可以称得起恩师的——就是除了一般课程外，还给过我特殊指导的。现在回顾起来，钱稻孙先生确实是我在日文及日本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位恩师。 钱稻孙的毕生志愿是完成《源氏物语》的翻译。那时，这部日本平安时代的名著已改约丰子恺先生翻译了。于是，楼社长带我去他家那次，他就不无遗憾地提出这个问题。楼社长回答说：“像这样一部名著，完全可以有几种译本。将来您还是可以重新翻译嘛。” 钱稻孙尽管目力较差，身体却很硬朗，我原以为他能像萧伯纳那样工作到九十多岁，然而中国的事态却注定他只能活到七十九岁。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中，他被红卫兵抄家，连床都抬走了。老人被殴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下呻吟，没多久就被迫害致死。 今天回想起来，当初请钱稻孙放下《源氏物语》，改译近松门左卫门和井原西鹤的作品，还是做对了。像和时间赛跑似的，丰子恺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总算把九十一万字的《源氏物语》译完，该书已于八十年代初分三卷出齐。倘若仍滞留在钱稻孙手里，以他的速度，至多能译出全书的一半。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丛书》三十卷中，总算有了钱稻孙的一卷完整的译文：《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而且这两部作品难度之大，绝不下于《源氏物语》。钱稻孙的译文填补了我国对江户时代文学翻译介绍的空白，而且这是无人所能代替的。 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在钱稻孙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了四年日本古典文学，他生活清苦，保姆动辄就辞工。比他大四岁的者伴儿，又患了肠癌，经常还得由他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学者去服侍。为了不给他增添负担，我便决定把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他译什么，我学什么。这样，实际上也就是起了帮他整理稿件的作用。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情死天网岛》、《景清》、《俊宽》这四出戏的译文，就是这样由我帮助整理出来的。 然而那些年，出版社对一个年轻编辑的要求十分严格。除了学习及业务，每年还必须参加一两个月的体力劳动，此外，又有各种季节性劳动（如到郊区抢收麦子等）。尽管楼社长说过：“到钱先生那里去学习，也是工作。” 可我还是不得不加班加点来补上每周三个上午离开岗位所耽搁的编辑业务。一九六三年，我约钱稻孙译了一篇有吉佐和子的《木偶净瑠璃》。当时他正在翻译净瑠璃，而日本这位女作家的这个中篇，是以当代木偶净瑠璃艺人生活为题材的，除了钱稻孙，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者。钱稻孙只花了两个月就把全文译出来了。我因为十二月份又要去劳动，用铅笔在原稿上做了些改动，送到他家，并说过了年再去取。月底劳动结束后，我到办公室去了一趟，发现钱先生己把译稿连同我借给他的两本杂志一道，送回来了，还留了一封信，信中说： 人形净瑠璃稿看过一遍，改得很好，稍微加了一点工。那译稿因为（1）期限恐怕过了，没有好好检点；（2）近来生活烦苦，精神疏忽。复看一遍，甚多自惭之处，加工也未满己意。铅笔改处，大抵都好，没多意见。净瑠璃四篇，总算完了。现在写着《前言》。至于注，相当繁琐，也尚须时日。其中曲调所关，参考无书为苦。打算天暖一点，去音乐研究所查阅《音乐大事典》。这一两年，总算学习了一番戏剧方面的古文和史事，其实还不够通的。 我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河南林县参加四清，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我才返回办公室。其间，译者来信十之八九都己丢失了，惟独钱稻孙这封短信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这封信一方面反映了钱稻孙对待翻译工作的认真态度，同时也说明年近八旬的他，还得挤公共汽车去查阅资料，老伴儿又生着病，以至“生活烦苦，精神疏忽”。 钱稻孙曾告诉我，他当时所住的受壁胡同九号这座房子，是他的父亲购置的，他本人的工资，除了养家糊口，全都用来买书了——绝大部分是日文书籍，堆满七大间屋子，早年他曾计划建立一座图书馆。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以汉好罪关入监狱，书也全部被没收。后来因病保外就医，五十年代，他多次到北京图书馆和王府大街的科学图书馆去查找这批书，始终也没有下落。他书架上的几十部工具书，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岩波书店陆陆续续送给他的，所以他才能够从事翻译工作。 一九六三年，我还把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第一卷整理了一遍。那时钱稻孙已患了白内障，看字吃力了。我便念一段《源氏物语》原著，再读丰子恺那段中译文。钱稻孙完全靠听觉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这样，终于整理出几十条修改意见。我是复写的，一式二份。毕竟只是钱稻孙口述的，他并未过目，我怕没有把握，又送去请周作人做了鉴定。在周作人一九六四年的日记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一月二十三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来访，请为鉴定《源氏物语》校记，辞未获免。 二月二十七日 开始阅《源氏物语》校记。 我估计周作人是看在老友钱稻孙的情面上才答应下来的。一九五九年我就碰过周的钉子。《石川啄木诗歌集》的选题，原是他自己定的。后来我另外又选了几首请他补译，他当面未置可否，可当天下午就写信推辞了。 周作人既然接下这项任务，还是认认真真鉴定了一遍，并发现了我们漏掉的一些问题。可惜在文革期间，他原来的墨迹已全部丢失。幸而我已把修改意见全部誊清在复写的另一份校记上，所以八十年代在发排阶段，还是用上了。两位老先生和我本人，总算没有徒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