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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所住的西厢外间里住着一老一少，老的是一位按北京话的说法是“土得掉渣”的蒙族老太太，那是萧乾的“老姐姐”——萧乾对她有很深的感情，在多篇文章里提到过。少的则是一个不满十岁的混血男孩，小名够土的，叫做“铁柱”。至于轻声播放《弥赛亚》的那架电唱机（想必也是从英国带回来的，不过我没有问过），则放在西厢的小北间里，那是萧乾的卧室兼书房。好在他当时独身一人，不需要太大的地方。 在《译文》工作的那几年，萧乾公私双方都很不顺心——这怕是他交厄运的起始。我当时年纪轻，又傻又愣。方才已经说了，在北京满像从大城市到农村五谷不分的臭老九，也像一个得入境问俗的老外——正应了马克·吐温的那个书名：《ThelnnocentsAbrad》（中译为《傻子国外旅行记》）。我不会打听旁人的隐私，只是在会上听到“第三条路线”、“CatHsiao”、 “托妻寄子”、“性虐狂”之类的揭发与控诉，而且都出诸道德文章为我素来钦佩与权威身份不容置疑的人士之口，说的话不由人不信。但是凭我远不如波洛的推理本领与共同人性天生拥有的常识，我的感情天平是稍稍朝萧乾一方偏斜的。但是当时通行的格言是“不该说的不传播，不该知的不打听”，我采取了金人三缄其口的办法。后来证明这样的自我保护措施还是对的。由于不知不问，我至今对“萧案”的是非黑白与曲折过程，仍然懵然无知。我但愿中国也能出现不同的几种故宫金砖般厚重的萧乾传，一如英美的《乔伊斯传》、《亨利·詹姆士传》、《萧伯纳传》——它们一部厚于一部——好让我潜心比较研究，参照自己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考证文章，以飨《读书》杂志的读者。 在当时，萧乾和我的“公分母”是翻译与编辑，在这方面我理应再说上几句。记得萧乾当时选译了捷克小说《好兵帅克》的片段给《译文》发表。别以为我会在这里吹捧译文之精妙，那是不符合要求的。我想说的是在发表《帅克》的同时，刊物上登了捷克名画家约·拉达所作的一幅哈谢克速写像。胖乎乎的，手握一管板烟斗，在潜心写作。一位据说“《大公报》时期”就认识萧乾多年，和他的关系比我不知深多少的女编辑——嘴里不说，但大家肚子里对她的一致看法是“刀子嘴东洋美人脸”——见到画像后，笑咪咪地 ——她想做的时候笑得真叫甜——对我说：“真像萧乾！”我对这句话极表赞同，认为是她所讲过的千言万语中最最接近真理的一句。为了证明吾言之不谬，我建议丁聪根据萧乾年轻时的照片，画一幅姿势相仿的画像，与拉达的画同时刊出，让读者自己评判。 我翻译所用的语言，有入觉得太杂，其中既有粤语，也有上海闲话和北京土腔。不妨交个底，这是跟萧乾学的。我有一次——这可是罕有的例外— —在翻译语言上向萧乾请教。他先夸奖了张谷若老先生一番，说张老译哈代时用了山东话“俺”，极其传神。接着又说：“我只要感到合适，该用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对所有方言全都来者不拒。方言里有些独特表现方式，妙不可言，光用普通话与北京话有时会使自己的文章缺少光采。”我当时听了便心悦“臣”服。萧乾的这个翻译理论对我翻译与写作风格——如果真有这么回事的话——的形成可以说影响至巨。 我与萧乾关系不算深，绝非他的好部属、忘年交与得意门生，绝对谈不上是他的“小集团”中的×大金刚，至少没有这样的自我感觉，不过我和他一样喜欢过里柯克、哈谢克之流的幽默作家——但现在我又嫌他们过于浮浅，更欣赏斯威夫特硫酸味很冲的文笔了。尽管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带有颜色的关系，但毕竟认识多年——快四十年了吧。要深挖细找，可以写写的材料也该说还多少会有一些。不过我最近查出有糖尿病，更加上心律不齐与频发性早博，医嘱不能过于劳累多用脑筋。能不能今天先写到这里，仅限于《译文》草创时期我所了解的萧乾，别方面的问题，请容许我身体稍好时再边想边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