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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我极喜欢，熟读成诵，前年陈子善先生要编台静农先生诗文集，我根据记忆写出提供，可能有误记之处，未能得到静农先生自己的审订，大致如是，至少引“人生实难”之处我是记得清楚的。《左传》成公二年之文和陶公自祭之文，我小时也读过，印象都不深，只是从静农先生这篇文章，才第一次注意到“人生实难”这句话。四十几年之后，又见他再三提及，过去的印象更加深了。把这三处合起来看：人活下去不容易，是“人生实难”，因此要有点文艺修养，要以书法自遣；可是文艺上有所成就之后，真正会心领略者未必很多，却招来纷繁的求索，不胜应酬役使之苦，仍然是“人生实难”；凛然于兰因香陨，膏以明煎，是“人生实难”；而仍难免于呵壁问天，日斜叩鹏，仍是“人生实难”；少有奇节，壮历忧患，终于问稼种瓜，欲与世相忘，是“人生实难”；而又骨鲠横胸，芒角在喉，发为歌咏，多见慷慨，还是“人生实难”；曾经一腔愤懑，恨不能抒其万一，是“人生实难”；终于散慕深厚的艺术修养，天真淡泊的境界，还是“人生实难”；其实，望风雷而长云低掩，想当年已如隔生，何尝不也是“人生实难”：总之，语亦难，默亦难，浓亦难，淡亦难，歇脚亦难，落户亦难，所以人生虽有大道，大道却不是永远笔直一条，不免分为无数的歧路了。我觉得这“人生实难，大道多歧”两句，实在可以看作是理解《龙坡杂文》一书的钥匙。 《龙坡杂文》中的论文谈艺之作不少，都不是学院和书斋式的，而是浸润着人生的意识，故常能打破限隔，于各种艺术中观其会通。例如，谈《韩熙载夜宴图》，而通于花间词的境界，发现二者都是五代时上层社会的生活写真。谈《宋人画南唐耿先生炼雪图》，而想到李璟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虽然这两句不能确指为就是对耿先生而发的，但李璟的后宫嫔御中确有耿先生这样的女道士在，我们联想一下还是可以的。谈张岱的《陶庵梦忆》，却又指出他的文章之美，“如看雪箇和瞎尊者的画，总觉水墨滃郁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其实我觉得这正可以称作对《龙坡杂文》的恰切的自评。）至于谈到唐代自帝王以至士大夫们热心于道教的烧炼之术，其术既神秘而又色情，离不了女性，离不了男女绸缨之事，以体会民间疾苦著称的诗人白居易犹被此道吸引，王公贵人更可想而知。这种活的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使我们想起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方法。还有谈《世说新语》，揭出晋代胜流石崇、戴渊、祖巡三人都直接干过打家劫舍的强盗勾当，抢劫有案，也是别开生面的读书法。 从文化人谈到强盗，已经不纯是天真淡泊，与世相忘的境界。而尤其血淋淋的，是那位石崇每次请客，常令美人行酒，如果客饮酒不尽，便把那个美人杀掉，一次王敦赴宴，坚决不饮酒，石崇一下子接连杀掉三个美人，而王敦颜色如故。静农先生引这故事后接着说：“想金谷园楼阁林木之间，必有杀人场死人坑种种设备，不然，尸体横陈，血肉模糊，亦大扫金谷园中请名士的雅兴。”这几句话说得冷峻尖利，蕴蓄着怒火，大有鲁迅、知堂之风。而《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声色歌舞生活，虽是官僚社会中常有的，但韩熙载行来，却是避免李后主的猜忌，自污以保其身，别有深长的意义。积玉斋主人跋夜宴图四：“韩熙载所为，千古无两，大是奇事，此殆不欲索解人欤？” 静农先生引了这个跋语后接着说：“积玉斋主人是年大将军羹尧，他淡淡的一句话，却不失为‘解人’，身为大君臣仆，奴主之间，他所体会的，自非寻常人所能及，虽然，看此公下场，只是空作‘解人’而已。”大君臣仆明知伴君如伴虎之危，到头来还是被老虎吃掉，此种悲剧屡演不穷，静农先生说得既调侃，又苦涩，恐怕也是看得大多，忍不住不说，也是一种骨鲠横胸，不吐不快吧。 《龙坡杂文》中，我感到更亲切的，是记述人物交游，抚今追昔之文。静农先生平生所交接，多一代胜流，此集中文字，凡涉及平生师友如陈援庵、沈尹默、沈兼士、胡适之以及董彦堂、英千里、庄慕陵、张大千、溥心畲等先生者，无不有真情至性，文是佳文，又是珍贵的文化史料，读来特别有意思。例如《北平辅仁旧事》一篇，系统亲切地回忆了辅仁大学初建的情形，指出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大学虽较北京其他大学为新建，但主要教授多未从其他大学物色，而是从大学范围以外罗致来的，因为校长陈援庵先生居北京久，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也就将他们推荐出来，这里面就包括了余嘉锡、张星烺、邓之诚、溥雪斋诸位先生，后来都是学界艺林的著名人物。静农先生历历回忆了这些先生之后，感叹道：“若按现在大学教员任用条例，不经审查，没有教学资历，或者学位等等，［他们］绝不可能登上大学讲台的。可是六七十年前旧京的文化背景，自有它的特异处，那里有许多人，靠着微薄的薪俸以维持其生活，而将治学研究作为生命的寄托，理乱不闻，自得其乐，一旦被罗致到大学来，皆能有所贡献。”这几句感叹里，我们又听到了“人生实难”的声音。 静农先生年轻时就与学界前辈多所接触，耳濡目染，获益甚多。他回忆辅仁大学初建时，校长陈援庵先生在涛贝勒府宴教职员同人，“眼前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他们眼中最年轻的是［英］千里与我。我是援庵先生的学生，他约我为辅仁的讲师，出我的意外，当然是我的幸运。”他回忆一九二八年奉军将退出北京时，北京学界自发组织的文物维护会，“委员有沈兼士、陈援庵、马叔平、刘半农、徐森玉、周养庵诸先生，年轻人参与的有常维钧、庄慕陵及我。”这个会存在的时间不长，工作很紧张，但是，“会偶有闲散的时候，听老辈聊天，也很有趣。援庵师深刻风趣，兼士师爽朗激昂，叔平师从容不迫若有‘齐气’，半农先生快人快马，口无遮拦，森玉先生气象冲和，喜说掌故，养庵先生白皙疏髯，擅书画，水竹村人时代，做过高官，是北京文化绅士。”这些回忆都充溢着对老师前辈的尊敬和亲切，也显示出作者当时是怎样虚心地从各方面领受老师前辈们的潜移默化的教益。写到这里，我想起静农先生曾经告诉我：他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作研究生时，亲见一位同学拿他自己写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稿子，请胡适之先生题签，陈援庵先生正在旁，笑着说：“这是请宋江题《水浒》了。”这可以作为援庵先生深刻凤趣的一个实例。静农先生还告诉我，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发表后，他曾向鲁迅先生当面赞叹道：“先生这篇序，写得真空灵。” 鲁迅先生笑答：“也只能这样了。”可惜《龙坡杂文》里一个字也不曾提过鲁迅，恐怕这也是一种“人生实难”吧。以静农先生与鲁迅先生关系之密切，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我幸而还宝藏着静农先生手写的长卷，抄录了鲁迅全部旧体诗，一九四六年在白沙分别之际，静农先生特地捡出此卷相赠，还加上跋语，最后一句道：“此别不知何年再得诗酒之乐，得不同此惘惘耶？” 当时没想到那是最后一别，幸而这个珍贵的纪念品还存在。 但是，鲁迅生平好友许寿裳先生一九四八年在台北的惨死，静农先生是写到了的。在《记波外翁》一篇中，写到许寿裳先生惨遭暗杀之时，正是乔大壮先生（波外翁）纵酒绝食待死之日，“因季茀先生（许寿裳）的横祸，大学的朋友们都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然对待死心情的波外翁，又不能不装着极平静的样子。当季茀先生卧在血渍中的时候，我同建功还陪波外翁应许恪士先生之邀去草山看杜鹃花”，陪乔大壮先生去马宗融家又必得经过许家，也只好借故绕道而往。但是乔大壮先生还是从报上知道了，“于是陪他到季茀先生遗体前致吊，他一时流泪不止。再陪他到宿舍，直到夜半才让我们辞去，他站在大门前，用手电灯照着院中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说这话时，，他的神情异样，我们都不禁为之悚然。尤其是我回家的路，必须经过一条仅能容身的巷子，巷中有一座小庙，静夜里走过，也有些异样的感觉。”许寿裳先生被暗杀，当时震动了海峡两岸知识界，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事件发生地台湾大学当然尤为恐怖，静农先生就这样记下了那恐怖情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