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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槐也是三十年代勤产的一个青年作家，自从一九三四年何徐（转蓬）创作纠纷发生后，更是名与谤随。但现在除了研究新文学史的人以外，知道何家槐的恐已不多。去年从舒芜兄文中，得知已故梁永先生对有些已被遗忘的作家，曾有论著阐述。不久，又得到梁永先生在西安的女儿钟女士寄来一份复印的《关于何徐创作问题之争》的史料，并附一笺，词意殷勤，虽素昧而深感盛谊。对这一公案，何家槐与我闲谈时曾有辩解，也很懊悔，承认自己有错，这里不想支蔓。徐转蓬的小说，梁永先生说他质量平平。抗战前，商务印书馆曾出过徐氏小说集，就因他是这一纠纷的当事人而买了一册，是一小本子，却一直未曾阅读，到现在连书名也忘了（似为《下乡集》？）。 家槐一名永修，浙江义乌人，说的是蓝青官话，但和他妹妹宝琏谈话时，我们便不能懂了，如吃饭叫“才服”，义乌话可能属闽瓯系统。 当时生活书店出版的《光明》杂志，名义上为沈起予、洪深主编，但洪先生不常在沪，另在无锡授课，所以一部分稿件曾由家槐审阅。洪先生来上海时必住东方饭店，故与服务员（旧时叫“茶房）很熟。有一次，家槐和我到东方饭店去看他，他说：“我才到，身边没有钱，就向堂口（服务台）借了五元”。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于此又显示了洪先生的豪爽性格，与他在大光明电影院中抗议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一事可以联系。沈先生也是一位可尊敬的前辈作家，夫人为李兰女士，翻译家兼编辑，今天似乎也不大提起他们了。 家槐曾读过英国作家福克斯文艺论集《小说与民众》，福氏在西班牙内战中力战捐躯，家槐想把这一论集翻译出版，但因沪居嘈杂，无法集中心力，恰巧我想回乡小住，便约他同行，鼓棹浙东。当时文人大多很穷，无力旅游，这次便成为他第一次涉海。到了夜半，人皆静寂，舱中只有我们两人，灯光幽暗，有如秉烛于海上的斗室。海也不甘沉默，大风起时，浪花高举如耸鬣的海兽，一经冲击铁栏，又像扣弦而歌，加上船身颠簸，使他一夜无眠，又喜又苦。在我们是平常的事，在他却有强烈的惑人的新鲜感。生活上一点小小的变化，便成为人间的意外之缘。 在乡间时，黎明即起，早饭后他译论文集，我则阅读中外小说，果戈理的《死魂灵》就是这时读的。中间也试写过一篇二三千字的素描，取村于小市民的生活，他看后指出议论多于形象，概念化的味道过重。这原是在我意料之中，从此绝了写小说的念头。 到了薄暮，常往城北的小山漫步，山上有亭翼然，山脚有一酒家，晚上如有月色，也可就石桌小酌，听松枝在风中偶语：又因为是夏天，周围常有虫声。虫子在夏晚的活跃远胜于人，只是活跃的时间很短促。秋去冬来，小虫即为大限所迫，所以蟪蛄不知春秋，只能度着“小年”。 这些寻常的景物，原是遍国皆然，——“松月生凉夜，风泉满清听”，唐人诗中已有此境，不过对我来说，只因出于父母之邦，遂觉月是故乡明了。事有凑巧，有一次，友人曾宴我们于亭中，家槐于阴暗间竟误食了一只蜘蛛。主人虽努力道歉，家槐却为小虫而紧张多时。这一件小事，竟也成为我对友人的思念中一点抹不去的记忆了。 二十天后，芦沟之战爆发，我们只得中止普陀之游。这时交通已混乱。便由宁波回到上海，他的译稿未曾结束，后来回沪再寄寓我家时才将全部完成。他本来还想加些注解，也因时间和心绪之故不及补进。不久，他往内地参军，他的妹妹暂留在我家，所以常有信和钱寄来，还寄来过一篇文稿。 一九三八年三月，他的《小说与民众》终于由生活书店出版，定价四角，说明这时旧法币还值钱。因为家槐已不在沪，由我自己往书店购买。这是理论作品，又是翻译的，于我则似懂非懂。由于和我有这样一点渊源，只好读着，记忆中有这样两点，一是季米特洛夫被纳粹逮捕后，在监狱中努力学习德文，作为对敌斗争的更直捷的有利工具。二是有关文学作品中氛围气的创造，书中举的例子是春天早上众鸟因见阳光而啼唱，却使我联想起文学艺术中许多例子：《红楼梦》中凤姐出场时的气氛是大家都熟悉的，鲁迅的《女吊》，出现前在氛围气的创造上也具有性格化的特色，既使人毛骨悚然，又为这个含冤投缎的女鬼哀怜痛惜，真想问一句她生前的万斛冤情。而曹、鲁二人下笔时皆着墨无多，经过燃烧却不留焦味。 抗战胜利后，他来看我，身着军装，说是在内地参加张发奎部队，并在我家里住了几天。我起先有些奇怪，张发奎部队岂不是国民党部队？不久，内战爆发。从现象上看，两方面的军事力量显然很悬殊，中共方面，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状态。闲谈之间，我就直说了自己的意见。他举了一个例：仗是要人打的。国民党的军队，层层尅剥，到了士兵身上，所得无几，于是只好向老百姓掠夺，因而民怨纷起。共产党的军队，士兵固然穷苦，但长官与士兵之间没有过大的差距，所以倒能上下团结，也给予老百姓一个好印象。这当然已非他的原话，原意确是如此。我知道这是有为而发。 荏苒之间，国民党政权终于远遁天涯海角。我和家槐最后一次相见是在一九五○年夏天的北京，当时他在颐和园旁边的马列主义图书馆任职，于是便一同游园，玩了整整半天，在园中尝到难副盛名的窝窝头，印象中还记得有这样的话：“怎么样？现在可以相信我的话没有错吧？”说着，又哈哈笑了两声，但也有一些争执。 这以后，就没有通过信。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他已调到大学教书，还到过国外。前天翻《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其主要著作中有《旅欧随笔》及《海淀集》，后者大概是写图书馆工作时期一段生活。 他是三十年代人物，生活在上海，又是地下党员、左翼作家，“文革” 时命定地是一个对象，外调人员到我的棚中光临了两次，态度倒还和气，谈了几句，却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看起来，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是靠不住的了”。这是原话，也就是所谓先定调子。洪洞县没有一个好人，当时风气如此，无足深怪，否则，秦城监狱中何至于有那么多老作家？据说罗马法的精神是法律首先假定被告无罪；“文革”就是要造这句话的反，革这句话的命。 外调人员临走时，要我写一点材料，我知道是要我讲一些坏话，越坏越好，如上述“靠不住”之类，却又叮嘱不要扩大和缩小，这很使我苦恼。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写，他参加左联的经过我毫无所知，何徐创作纠纷之争，是非难言，于是只好写他在抗战时曾参加过张发奎部队，并且是他亲自告诉我的这段“历史”。这本来是响 的公开事实，连污点也说不上，但我以为，张发奎的部队就是国民党的部队，岂非等于参加了反动部 队？明知这是荒谬的逻辑，明知这是组织上派他去的，在我却以为是立功赎罪的表现。此外，我又写过他早年与徐志摩交往很密。今天回顾，实是愧对故人。痛莫大于自疚。曾子的“吾日三省”，只是日常人事上的得失，我却关系到朋友出处上的浮沉，用当时的话来说，即是政治生命。“文革” 又使我多了清夜们心的一境，所负于故人者原不止家槐一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