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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槐年轻时确是很尊敬徐志摩，对我一再说：徐志摩的思想虽然不正确，为人却很厚道真实。他的《稻粱集》中就有一篇《怀志摩》，良友版《暧昧》中有一篇提到猫的，即取材于徐氏家中：“我每每幻想一个大冻的寒夜，一炉熊熊的白火，前面坐了我们两个人，像师生，又像兄弟，旁边蹲着他最疼的猫——那纯粹的诗人”。最后又说：“但在这荒歉的中国文坛，这寂寞的人间，他的早逝却始终是个无法补偿的，……我想他那不散的诗魂，也是一定会在泰山的极巅，当着万籁俱寂的五更天，恨绵绵的，怅望着故乡的天涯！” 可是在文未的后作的补记里，却又表示这篇文章应看作他五年前的旧作，“我的文章实在太浮太偏了”。大约因为徐氏身后毁誉不一，而他后来又参加了左联，心中有了顾虑，这补记略有自我批评的意味，在我便成为“文革”中揭发的材料：曾经很崇拜新月派徐志摩。 从徐志摩的散文看，有不少篇是痛恨当时现实的，有的是在诅咒。他的那首“大帅有令哪”的写活埋俘虏的诗，表现了他崇高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一九五四年，宋云彬先生从杭州来，和他在酒楼上闲谈，谈到徐志摩（两人是海宁同乡），我说：“徐志摩如果活到现在，政治上恐怕会受到歧视的”。宋先生说：“那也不一定，例如闻一多。”闻一多是在解放前被暗杀的，宋先生举他为例，意思是说，人的认识是会转变的。但曾几何时，宋先生本人就遭厄销声，这一点，当时的宋先生，恐怕还想不到。 徐志摩曾经为家槐写了一幅立轴，上款为“家槐我弟”。可见两人交谊之深切。另有一幅为胡适给家槐的，可能是托徐志摩去求来。他到内地去时，尚未结婚，两幅立轴都存留我处。“文革”时我家籍没，不在话下。落实政策后，香港路有一个地方集中了大量抄家的文物，要我去认领。到了那里，顾视之间，居然有徐志摩赠家槐的那一幅，自然大喜逾望，想立即取回，管理人员说现在不可以拿，于是用小纸写了此轴藏置的经过，系在轴下。此后等候多时，未见通知，赶去询问，却已被他人捷足。这幅立轴本来不是我的。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原可自解，只因回忆家槐，顺便涉及，不想忽又迂回到“文革”了。 从梁永先生文章中，才知家槐卒于一九六九年，也即“文革”的高潮时期，不知他是否安然死于病榻上？ 我与家槐，相识于青年时期，（他长我五岁）重逢在中年。今写此文，是在他死后的二十四年，自己也己入颓年。宋人张耒《再过宋都》云：“白头青鬓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友朋相识，自有因缘，望西飞白日，能无黯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