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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书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是袁牧的一句经验之谈。 一般来说，借来的书，迟早总得还人，“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见之矣”，所以，借来的书总是挤时间抢先读完。相反，自己花钱买来的书，插进书橱之后，心想早晚总有机会，往往放了很久都不曾读。就像长期住在一个城市的人，总是不如偶然路过的人那样玩遍当地的名胜古迹，及至调动工作了，才突然想起竟有好几处该去的地方未曾去过。 我八九岁开始读课外书，大半是小说，而且是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廉价剑侠小说和扫叶山房出版的石印本《济公传》之类神怪传奇。穷小子没钱买书，都是求人情从同学那里借来的，除了必须保证按时还书之外，还得干些譬如替书主人写几张大字应付老师之类“义务劳动”以作补偿。姐姐也迷这些书，为了赶时间，我们常因为耽误正事而挨母亲训斥。有一天，路过基督教福音堂，见旁边那间不足十平方的小屋新挂上了文化站之类的招牌，好奇地进去看看。屋里有几份报纸和大约二尺来长的一排书。高兴极了，马上逐本地翻看究竟有哪些可读的书。居然有一本小册子是史沫特莱的《毛泽东自传》，那惊喜不啻于哥伦布在航船上发现前面竟是一块陆地。 这里得解释一下。少年时代，我在广西一个小镇度过。那时的广西，在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下。不管真也好，假也好，他们比较开明，所以才能让街道文化站居然有一本宣传共产党大人物的书。那时，我当然不懂得共产党同国民党孰优孰劣，但是，蒋介石、毛泽东这些“猛人”的名字我从老师那里听到过。出于好奇，我坐在条凳上读完这本小册子，头一次接触了另外一个新世界。 再过几年，考上中学。这间开办了将近 20 年的县立中学藏书相当丰富，不仅有鲁迅、巴金、茅盾、邹韬奋，而且还有马克思、托洛斯基、布哈林，让人大开眼界。从此，我向剑侠小说“拜拜”。初中一年级我特别喜欢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接着就是巴金的《家》、《春》、《秋》；经过老师讲解，我又喜欢上鲁迅和茅盾。按物质生活说，我们（特别像我这样的幼年丧父，全靠母亲做手工养活的穷孩子）比现在的少年苦多了；但是，那时的老师并不必为什么“升学率”伤脑筋。他们上课前认真准备，自修课时绝不让我们松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天地，喜欢看什么课外书就看什么课外书。寒暑假的作业不算多，除了帮母亲干活和按规定做完作业外，还可以读不少课外书。特别是上了高中之后，图书馆的老师对我们格外优待，每次借书不限一本，假期也同样开放。马克思、布哈林的书，本来放在禁书那格，我们也蒙恩准借回去囫囵吞枣地读过。布哈林四本一套的《唯物史观》，我们委实读不懂，硬着头皮一页一页地啃，另有一番情趣。假如这些书是我的，放在书柜里，我肯定不会读它。——当然，既然读不懂，根本不应该好高鹜远去硬读，这里只是想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的一种乐趣。在这种乐趣中游泳书海更是得益匪浅。 离开母校将近半个世纪了。对母校的图书带给我的恩泽，始终念念不忘。前年听说，在“文革”中，这些“封、资、修”都在“革命”声中变成纸浆，心里对这种煮鹤焚琴的罪孽难过了好些天。 二、书劫 想读书，不能全借，总得买书。于是，除了读书乐之外，还有藏书乐，接着又必有失书苦。 读中学时是穷学生，解决生计已经难上加难，虽然仍然千方百计地凑钱买书，老师和报社的编辑（我向他们投稿）也送些，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存书也就是那么一小摞。考进广州中山大学后，情况有了改变。我是公费生，吃饭不必操心。投稿的命中率也高了，于是，我每月总有一个星期天进城，头一件事情是去报社取稿费，然后直奔文德路旧书店，一间一间地浏览。这些旧书店存书相当丰富。不知什么缘故，刚在新书店出现才几天的书，这里就可以用六七折的价钱买到。30 年代的书，有的是，也不贵。一般的线装书我们也买得起。于是，当 1948 年夏天奉命撤退去香港报到时，我已经有一木箱图书了。这些书带不走，也不好托人带回家里。我把它们同别的行李全寄放在一位同学那里。 从香港进了游击区后，没书可看简直是一大苦恼。幸好那时在香港有一位同学，因腿脚不便而无法入游击区。临走时，我把几篇稿子放在她那里。她把我写的两篇小说和一篇翻译的童话送去发表了，得了一笔稿费。在彼时彼地，这可是一笔可派多种用场的财富。我要求她把其中一部分买书给我。后来，在一个交通站里发现一大堆过往行人留下的各种书籍，大喜，尽力而背地取走了一些。书多了，行动不便，我把它和一些冬天的衣服寄存在古合江村契娘家里。 人要倒楣起来，真是毫无办法。不久，契娘家失窃了，我存在那里的一藤箱东西无影无踪，两件毛衣是母亲给我织的最值钱的财产，对小偷确实有用，也还罢了；书，以及发表了我的作品的杂志报纸，对他有什么用呢？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时我还不晓得，也是这个时候，特务到中山大学进行了一次大洗劫，我寄存在同学那里的全部行李也遭了难。 解放后，从零开始，既买丢失了的，也买新出版的。10 年功夫，居然又堆满了 4 个大书架。1961 年调动工作大搬家，忍痛卖掉一批。那时候，广州文德路旧书店仍不少，很有识货的人。他们上门收购，有的按原价收，有的打折扣收；有的当废纸卖，居然卖得百余元。这些书，大都是重复或用不着的，卖掉并不可惜。唯一的错误是，我买回一套新版的《静静的顿河》后，把解放前出版的那套卖掉了。后来发现，新版根本不如旧版，是奉命作过删改的。为这件事，我没少后悔。 调到北京后，逛书店更积极了。几年功夫，又是满满的几大书橱。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书都成了“封、资、修”、“大毒草”。大字报一贴，我的“罪状”一公布，老担心哪一天突然来查抄。还好，所在单位比较文明，除了个别人，大部分“牛鬼蛇神”的家恩准免抄。后来全家扫地出门去干校，当然得论斤论两地卖掉一大批书。十分走运的是，蒙某大人物发话，我们仍得以带走心爱的书。我这位“牛鬼”也居然弄走十几箱书，其中包括心爱的 “封、资、修”。除了运输途中遗失一箱历史书外，全部安全到达，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一家家被分别安置在农民家里。我分得的是一位自称曾当过治保主任的农民 3 间厢房。开始，我们劳动任务很重，军代表还不时地偷偷地从窗外观察屋里的动静，因此，除了 4 卷宝书外，其余的书都原封不动地捆在箱里。时间长了，到底是积习难返，加上孩子也很需要听故事，我悄悄地打开装中外文学名著的那箱书，把《水浒》和巴尔扎克、果戈理的书拿了些出来，在稀有的节假日中阅读解闷。这一下可糟了，原来我这位房东是出名的三只手。他趁我们全家不在的时候，撬门而入，毫不客气地偷走一大批书，其中包括 1 套 4 本石印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我又惊又怕，不敢声张，苦苦哀求他还书。结果，《金瓶梅》只还了 3 本，真余的也还了一些，声称全部就是这些。我也不敢再追，自认倒楣，赶紧搬家。直到现在，那套四缺一的《金瓶梅》仍躺在书橱里，作为我遭劫的见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