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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零七八碎被人刘备借荆州弄走的好书，如今想起仍耿耿于怀的，也有不少。太琐碎，不说它了。这种人，让人讨厌，却又无法摆脱。我相信不少读书人都有类似的苦恼。 三、图书馆 读中山大学时，我曾选修著名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教授的图书馆学。杜先生讲课方式很特别。因为选修的才十几人，而且多是师范学院的小姐，杜先生往往让我们到市里他府上听课，师母赐以一杯咖啡和一块点心。更让我神往的是，杜先生身兼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课间常带我们到不对外开放的书库参观某些奇书。我仍记得的，有一叠上面批有“知道了。钦此”御笔的黄色奏疏，一位英国人研究《诗经》的笔记本。这位英国人把木刻本《诗经》每句一页地贴在略短于八开的中国旧式帐本左上角，其余地方全是英文，或注汉音，或作解释。这种治学态度，十分令人神往。 中文系学主为什么却选修图书馆学呢？这里头有我的打算：毕业后自谋职业。我的第一志愿是留校当助教，然后攻学术，其次不到报社当记者，狡兔第三窟就是图书馆。我想得很天真：“近官得力，近厨得食”，座镇图书馆，满可饱餐天下奇书。后来这三条路都没走成。但是，我一直对图书馆有深厚的感情。我觉得那里是最温暖、最养人的所在，有如母亲丰满的乳房之于婴儿。 曾记得，离开那五分钟便可走完的小镇来到花花世界广州，十几位来考大学的同学租住在豪贤路一间不到 20 平方的房里。人挤人，兴趣各异，我哪能找得着一块坐下来看书写字的地方？终于发现，文德路中山图书馆是理想的乐园。每天早上，同一位同学在街边买一块廉价的蒸番薯，边咬边往文德路走。在图书馆门口领一块小竹牌，经过一个庭院，就是阅览室和借书处。 人不多。可以自由自在地翻看报纸、杂志，查一查投去的稿子有没有发表；还可以凭小竹牌向管理员借书阅读和做笔记、写文章。为了方便，我下狠心不惜“重贸”买回来一支关勒铭自来水笔。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以为我在危言耸听，他们哪能知道，在彼时彼地，对于一位穷学生来说，别说美国的派克，上海的关勒铭就已经够奢侈了。 1947 年夏，这支笔被扒手偷去。在这以前，我的一些文章，就是用这支笔在中山图书馆男写出来的。 发榜后，我不再无家可归，在中山大学有了自己的床和小书桌。文学院图书馆仍然是我留连忘返的所在。我从书架的这头走到那头，几乎逐本逐本地翻查，从中找到我需要的参考书，写出一篇篇可以卖钱买书的文字。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没有图书馆几乎等于鱼儿缺乏水。 同样，仅仅靠自己的藏书，司马迁写不成《史记》，马克思写不成《资本论》，爱迪生、牛顿、达尔文不可能成为科学家。 大概是杜先生讲课时给我留下的记忆吧？图书馆原先只对司马迁这样的官吏开放，老百姓是不得问津的。老子曾经当过周朝的“守藏宝之史”即国立图书馆馆长，管着“百国宝书”，因此，后来成了圣人的孔子也得向他求教。汉代的王充，家穷得无钱买书，又进不了图书馆，只好跑到书店揩油。他的记忆力惊人的好，用这种手段掌握大量知识，写出《论衡》。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到亲戚家苦读了。宋代有一位杨玠，同藏书万卷的崔家女儿结婚后，经常去丈人家看书，还开玩笑说：“崔家的书给人偷光了，他们都不晓得。” 崔家赶紧检查，书并没丢，杨玠拍着肚子说：“书已经藏在这里了！”时势造英雄，似乎古人的记忆力因此被培养得特别好，被称为“行秘书”即活图书馆或“破败书橱”的人有好几位。可惜，我们的这种功能，被近代开办得越来越多的对平民开放的图书馆惯得蜕化掉了。 但是，最近我却收到母校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学生来信诉苦，说：“我很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中外古典文学名著，但是，我没法找到！我真羡慕你读中学时能那么走运，读到那么多好书。”读到这里，我心中为之一沉。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书，包括国家图书馆和私人的藏书，总共被焚毁过多少次，这恐怕是很难弄清的一笔糊涂帐。秦始皇焚了一次，王莽上台下台时焚过一次，汉末战乱中又散失焚毁过一次，南北朝焚过不止一次，安史之乱又遭劫一次，黄巢造反又毁一次，靖康之乱又是一次……可以这样说，农民起义时，往往把烧书当成“革命行动”；皇帝垮台时，又绝望得“反革命”地烧它一次。邓买《国粹丛书·跋》说，“书自秦火以后，大厄凡十有一，而乾隆之时最后最烈。”如此算来，六十年代发生的“破四旧”，应当属第十二大厄了吧？那位中学生借不到书，重要原因是我这间民国初年开办的母校近十万册藏书，由于它们使人越读越蠢的滔天罪行被焚毁一空了。它当然不是当时唯一被焚的图书馆，甚至根本不够格排上队。想当年，光是北京，国子监里堆满了从“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那里抄来的各种图书，废品收购站堆满了 8 分钱一斤的线装书和精装书，还有害怕被当成罪证而在夜间悄悄扔到北海湖底的成麻袋、成麻袋用外汇从国外买回来的珍贵书刊……多少孤本秘笈从此永远迷失！噩梦醒来后，许多人的头一件事是索取或买回在动乱中被抄被焚的书籍。1977 年春天，我路过广州东山新华书店，那儿排着长得拐弯的队伍，为的是买到一本重印的托尔斯泰《复活》！可是，对于教育经费奇缺，教室已变成危楼的学校来说，买回那十万册书无疑比上天揽月更难百倍。这里有几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湖南省近几年有 12 个县级图书馆未曾购进过一本书；新宁县图书馆去年只订了一份《湖南广播电视报》。浙江杭州市辖六区七县 150 万少年儿童，摊到的读物是各县人均半册，城区人均不足 4 册。甘肃每个中学生每年只能摊到 4 册书，小学生则不到半册。去年我到山东、安徽几个区乡文化站看过，不少文化站除了发工资，再也没有能力采购一册书。一方面是废品收购站仍然成吨地收回根本没人看过的崭新的书本——由公款买来按人头分发的“讲座”、“学习材料”，一方面给少年儿童提供读物的图书馆经费奇缺，这个矛盾十分发人深思！ 不知道是不是同图书越来越金贵、越稀罕有关，一些图书馆也在悄悄地改变它们的职能，似乎它们的首要职责是藏而不是借了。借书，特别是向大图书馆借书，往往成了使人生畏的“捣乱行动”。啊，多让人怀念的中山图书馆！多让人怀念的小竹牌！什么时候，那些门禁越来越森严、手续越来越繁难的图书馆来它个“城门大开”，让书迷们大饱眼福呢？ 书只能使人聪明。读书越多越蠢的人毕竟只是个别，没有书读的人聪明不起来则是绝对真理。 四、书害 从 1964 年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开始，毛泽东不止一次反对让青少年多读书，并举出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历来的状元，出息的没几个。明朝皇帝搞得最好的明太祖、明成祖，一个是文盲，一个是半文盲；万历、嘉靖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皇帝就做不好。梁武帝能说会写，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相反，外国的作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书，科学家富兰克林卖报出身，发明家瓦特是工人，中国的李时珍、祖冲之、孔子都没读过大学，有的只不过小学程度。百分之九十不识字的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毕业生……因此得出结论，“书读得越多越蠢”，“读多了害死人”。到了“文革”，这番话发展成“知识越多越反动”。停课闹革命，白卷逞英雄。老九变老鼠，人人喊打。端的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了。这种读书有害无用论，经拨乱反正后有所改进，但是，思想一经搞乱，要彻底纠正过来，也并不那么容易。 何况，毋庸讳言，确有读书破万卷却愚蠢到家的呆子。 女研究生起码读书十六七年了，却受骗于一个乡村小姑娘，让人卖到农村去当媳妇。要不是此事登了报，谁都会认定纯属无踪无影的恶毒谣言。前些时又有一新闻说，一位学习成绩数一数二的中学生，见用煤气热水器洗澡的母亲因煤气中毒而晕倒，不懂得马上找邻居帮忙，也不会打电话叫救护车，而是大门一锁，坐一个多小时公共汽车找在出版社当主任编辑的爸爸。爸爸不在，他仍缄口不言妈妈晕倒事。而这位爸爸呢，偶然提前回家，见妻子晕倒，懂得打电话到妻子工作的医院叫救护车，救护年来了，找不到他家；他却直坐在家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从没想到把妻子抱下楼来叫出租车去医院。嘲笑当教师的不会垒鸡窝纯属故意找岔，而这位研究生和父子俩的缺乏生活能力，实在够上“蠢”字了。 这类蠢人蠢事，毕竟个别。较多的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死教条主义者。他们“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照古书记下的片言只语死套。董仲舒以经义折狱可为一例：“甲无子，于道见弃儿乙，养以为子。及长，乙杀人有罪，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之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当匿乙，乙当坐。”就因为经典著作有过“父为子隐”这句话，藏匿杀人犯可被判无罪。董仲舒以经义折狱的怪判，随手可以抄出一大堆，可他却被称为这方面的权威！按照这种理论和同它相配合的八股科举制度，确实培养出一批批唯书是问的“章句小儒”，“万卷经书，满腹文词，不能发一策，弯一天，甘心败北，肝脑涂地，而宗庙墟，而生民■矣。抄捡大观园时潜心诵读《太上感应篇》的迎春，就是活宝一名。 王充是反对唯书的，他在《论衡》中指出，“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前后多相失，世之学者，不能知也”。这就是说，即使是圣贤之言，也得具体分析，不能硬搬。黄宗羲曾经指出，《礼经》是诲淫之书。乍一看，离经叛道到这个程度，还得了？其实此说未必无理。被吹捧为“经国家、利社稷”， “决嫌疑、明是非”的经典著作《礼经》，给天子规定的大小老婆总数是 121 人。按郑玄的注解，她们的值班次数是：“女御 81 人，当九夕；世妃 27 人，当三夕，九嫔 9 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所谓“当一夕”，据考证说，即天子一个月内同她做爱一次。如果此说属实，一位天子一个月就得同大小老婆做爱达 800 多次。比西门庆还西门庆，说它海淫错在哪里？在这种经典著作面前，教条主义只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