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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读者肯定会莫名其妙：她把你甩掉，不足以证明你们绝对不会是一伙了吗？今天的年轻朋友由于不了解当时的气候，有这种疑问可以理解。但是，当时的我，连这点疑问也不曾有，不敢有。反而觉得我被优待了：她给关押着干粗活，我仅仅被从繁忙但重要、光荣的土改前线撤了回来，在地委宣传部协助搞点组织机关干部学习的杂事，发书，发资料，搜集数字…… 那时，土改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整个地委，留守在机关的只不过二三十人。除了土改办公室外，留下的大都是老弱病残或像我这样不适合搞土改的人。这时，宣传部资料室拥有一大屋子的书，对我来说，是有书又有时间，满可以入屠门而大嚼了。但是，我毕竟是个二十出头、在革命队伍中只呆了三四年的新兵，尽管组织部负责审查我的科长曾给我吃过定心丸，尽管过去的朋友来信告诉我他已实事求是地写出有利于证明我清白的材料，我自己更是心中有数，这一切仍然止不了我内心的惴惴不安。这一来，我错过了大好时光，猛读那些当时十分流行的苏联反特小说来打发日子，一本正经书都没读！ 这种审查，前后两年有余，终于给我下了一个我当时求之不得真实仍留了尾巴的未必公正的结论。我又忙起来，没有多少读书时间了。其中经过一两次小波折，转眼就是 1957 年的大鸣大放，命运又同我开了一次大玩笑。 对于“女特嫌和她的男朋友”这件事，时过境迁，我已经淡忘了。机关也没有动员鸣放，我不打算鸣什么，放什么。偏偏一位一起工作的中学同学来我家里串门，把祸带上门来。他说，他打算给省领导写一张大字报。他认为在土改整队和反地方主义时，南下干部对地方干部整得太狠了，很多人被错伤，有的甚至丧了命。对于这些，我确有所见所闻。于是，我不知深浅地欣然同意他的观点，并把那位女士的遭遇也告诉了他。反右一开始，这位同学成了头一个上报纸的大右派。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只好马上检讨交代自己同可恶的右派分子思想共鸣的一言一行，坐在家里等待帽子临门。一等就是两三个月，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哪里能读得进一个字？！ 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我居然漏网了。“文革”时，一位专门到我原工作单位调查的革命女中将（按年龄算，已过 35，应属“中”，非军衔也）揭发，那时为我开的辩论（当时的美称，即批判）会共达 13 次之多，但被更大的右派保护过关了云云。实事求是说，同许许多多被扩大为右派的比，这位革命女中将说我漏网有理。早知可以漏网，我安安稳稳地呆在家里读书，该是一个多好的机会！ 也许是这种潜意识在起作用。当“文革”开始，揭露我“三反”罪行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的时候，我确实茶饭不思地紧张了好些天。在众口铄金的大气候下，同样信神的我，也确实认定自己实在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即使枪毙了也仍然宽大得很。但是，我们那个单位大右派多，牛鬼蛇神也多。论资排辈讲座次，我这个“三反分子”就算不上老几了。我和一位同病相怜的 “分子”被撇在一间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慢慢地就无所谓起来。为了训练自己的注意力，我从图书馆借来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经过标点的《纲鉴易知录》，同我廉价买来的线装本对照着读，用朱笔给线装本点标点，改错字，注上公元年号。这一来，我就修炼得可以在参加完批斗会后马上坐下来读书，接着是重温一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莫泊桑，契诃夫……和图书馆里收藏有的灰皮书，一些反映真象的“秘史”。 由于某种说来话长的特殊原因，难友们同革命群众一样可以带来许多书籍。随着形势一天一天变化，大家的书都从箱里拿出来交换着看。我先是读《资治通鉴》，接着读《史记》、《汉书》等等。间或也读野史笔记。一位难友有一套十二大本的太平天国史料，我居然一页一页地翻读完。从中我晓得许多历史书一字不提的洪秀全在南京如何专横腐败的史实。也许这当中夹杂有敌对分子的造谣夸大；但是，只要十分之一属买，洪秀全的覆灭是必然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在沉思。接着批《水浒》，除了阅读手头上有关的材料外，我还特别认真地读《明史》，读有关朱元璋的一些野史笔记，说来也怪，我突然由此对《水浒》也即是对农民起义有了另一番天地的理解，对当时的评《水浒》似乎也朦朦胧胧地有所开窍，而且居然做起笔记和卡片来。我一点也没有料想到，我这位所谓“五毒俱全”的毒草炮制者还会有爬格子的一天，这些笔记和卡片还能派上用场。 我敢说，干校 8 年，特别是后两年，是我这辈子读书最多也最见成效的黄金时代。“文革”后，我们给一位“文革”中自杀的好同志平反开追悼会，大家私下闲谈说，应当总结出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在运动中，别管怎样斗你，怎样羞辱你，万万不可自杀。我补充一句说，还得定下心来，管它三七二十一，抓紧大好时机，猛啃书本。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惜的是，我这辈子竟失去那么多好机会。 何况，我总结出的这番教训，对后来人未必能派上什么用场。 后悔药是买不到也卖不出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