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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嘲，也为了安慰这种确实书越读得多越蠢的书呆子，《聊斋》有一篇《书痴》。宋真宗有《劝学篇》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本来是一种大而化之、读书可以升官、发财、娶娇妻美妾之类的空头支票，殊不知硬有一位郎玉柱坚信不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苦读结果，果然从《汉书》第八卷中走下一位叫颜如玉约美女同他同居，并教（此人呆得这件事还得教）他与她生下一个儿子。蒲松龄说这位女人是妖怪，其实谁也知道他在胡编。不管你如何死读，从书里绝不会走出颜女士来。 但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偏偏这时，我读到一则证明书中果有黄金屋的奇人奇事：意大利一个名叫保罗·拉柯斯特的大专学生，自幼丧父，家贫无力供他完成自己的学业。他拿着一封介绍信去罗马佛奇康图书馆找馆长，想求他找一份暑期工帮补学费。刚巧馆长外出不在，他只好耐心等待。会客室毗连的便是参考图书室，里面存放着各种书籍。保罗信步在书架中间，浏览着书的标题。其中一本皮革封面精装书引起了保罗的兴趣。这是本《动物学》，当他读到最尾一页时，发现一行用红墨水写下的小字，告知他到罗马一间继承法院，请求取出 M475 号文件。在好奇心驱使下，保罗按指示办事。原来此书的作者鉴于无人肯欣赏他的杰作，于是把著作全部烧毁，唯一留下一本赠送佛奇康图书馆，并把他的全部财产赠予他的第一个读者。保罗因而一蹴成为拥有 400 万里拉财产的富翁。这件真人真事，直可与《聊斋》《收痴》比美；但是，谁如果读了这则新闻后赶紧跑到图书馆去一本本、一页页地翻书，他肯定不是呆子就是疯子。 由此可见，确有书越读得多越蠢的。此说与知识就是力量并不绝对矛盾。之所以蠢，不是由于读书，而是不懂得怎样读。这，也许才是毛泽东的本意。 至于什么叫做“懂”，又有种种不同。毛泽东无疑是懂得读书的。 五、“侍读” 解放初期，像我这样既读过大学、又在游击区里干过几年的人不多，甚至可以说属于“个别”之列。因此，尽管我读的是中文系，有兴趣的是中外古典文学名著，调到地委宣传部后，却被分配到理论宣传科，兼任地委（后来与另一地委合并升格为区党委）领导成员理论学习小组的秘书。按今天的看法，应当说是不大对口的；但是，对于一个离开区里没几天的基层干部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信任和重用。加上那时几乎人人都具有一种“螺丝钉”精神，叫干啥就干啥，而且千方百计把它干好，我也就很快适应了这种新任务，当起这种略似“侍读”的职务来，陪着区党委书记、委员们一头钻进马恩列斯之中，从文艺转向理论研究——在今天看来，其实谈不上研究，只不过根据《学习》杂志上未必正确的辅导材料去认真领会罢了。 那时，正好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先后发表，除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区党委和当地市委委员学习组学习的还有这两本书。这两本书，正确地批评了一些错误观点，也发明了一些错误观点，粗暴地批评了一些可能未尽完善却极有启发的想法。当时，我固然缺乏这种判断能力，包括很有理论兴趣的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宣传部长也都把它们视为句句是真理。直到 1956 年在北京《大公报》上读到居然同斯大林商榷的文章，我也只是敬佩作者的胆识却仍然没有分辨孰是孰非的能力——那时，我已经到中央党校专修政治经济学半年回来，正在刻苦地钻研《资本论》，而且是一位颇受机关干部欢迎的政治经济学讲师。 因此，对于一部分文化不高、甚至连小学毕业的程度也未必够的区党委委员、市委委员来说，这种理论学习之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自不待言。相对来说，斯大林的著作比列宁要简明得多，通俗得多，但是，在识字不多的人看来，它仍然显得深奥。三天两头请假者有之，小组会上打磕睡甚至鼻鼾声声者有之。要不是区党委书记订出严格的纪律，责令我这位“侍读”一丝不苟的考勤和单个专访了解学习情况，这小组早就解散定了。 我还有一项任务：发书。除了干部必读 12 种，区党委书记还吩咐我按册购买《斯大林全集》分发。新华书店上门兜生意：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即将出版。于是，我又遵命去预订一批，按人分发。这回我有“活思想”了：这套书，价钱很不便宜，当时我们的供给制每月伙食费 9 元，零用钱似乎是 2 元，而三卷《资本论》的价钱是 15 元。那些小学也未毕业的干部，发给他们这套书，除了放得发霉、鉴于扔掉之外，会有什么用处呢？而按级别，像我这样的小干事，当然没领取这套书学习的资格，这又显得多么不合理？！“狠斗私心一闪念”，我没有向领导提出领取一套《资本论》的要求，用自己的钱（那时的稿费大约是千字一元，我靠写稿小有积蓄），像今天买下一套组合家具似地买回三大本绢面精装的《资本论》。但是，我向领导提出：有没有必要人手一套《资本论》？部长略事考虑后说：照发。也没有讲什么理由。看得出来，他也有同感；但是，他比我懂事。 即使这样，仍然引起一番责难：新华书店预订的《资本论》第一批到货不够分配，我于是先分发给那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处级干部。书刚发出第三天，一位副市长怒冲冲地打上门来了：为什么不发给我《资本论》，我犯错误还是怎么的？！虽经部长解释，说明第一批书不够分配，保证第二批书一到马上送书上门，小学未毕业、签名也写得歪歪扭扭的副市长仍面有怒色地离去：发书是政治待遇。位置排在他后面的人先得书，对他是一种羞辱。 我敢发誓，他这一辈子绝不会读《资本论》，更不可能把它读通，也不会把这套书保留下来传子传孙，大半是或在一次搬家中扔在墙角落当成垃圾，或由他太太以 8 分钱 1 斤的价格卖给收废品的。根据我的经验，收购者还得把蓝色绢面的精装书皮撕掉然后过称。而且，保守点估计，这样做的起码得占领书人一半以上。象我这样由头到尾读完三大卷还认认真真做了一厚朋笔记的，恐怕不会有第二位。 在当“侍读”这两三年内，经我的手，究竟有多少斤这类由公款买回来、印刷精美的“废品”？同样，由于不对胃口，发给我的书，又有多少从未翻看过也进入了废品收购站？实在无法统计。绝妙的是，“文革”后期，大概是积累了一批党费，干校的军代表想尽办法花钱，于是又是人手一册《资本论》。那结果同样可想而知。这套《资本论》，我也一次没翻过。我一直珍藏着 50 年代买回的那套：上面留下我读书时的批注，还有根据郭大力修改过的译文而改正的新译文。 一次，听某党校校长演说，他也讲到类似的情况：收购废品的个体户，往往可以在他们学校收到成担成担的废品新书。这些书，当然都是由学校购买回来发给职工们的。 从印刷厂出来，经过书店、邮局、机关学校等等手续才分发到个人，然后原封未动地走入废品收购站的书刊，到底一年消耗了咱们多少金钱，多少纸张，确买是值得调查的一个数字，一个很值得深思的数字。 不止一次听到个别报刊的负责人自豪地说：“我们报刊的订数若干万。绝大部分是私人订户。”果如此，他们是确实可以自豪的。一般来说，附庸风雅地买几本大部头诸如《辞海》、《××鉴赏辞典》之类摆在酒柜上头作装饰品的人会有，订了报刊而直接当废品卖的人，除了疯子，大概不会有。某大刊物一位编辑告诉我，他们在某省共有三个私人订户，其中一位是专门收集报刊的长期订户，一位是疯子，一位是个体户——他需要从各种报刊中获得信息，因此订了十几种报刊，以每月 300 元的价钱雇请一位高考落第的高中毕业生替他阅读，注意政府对个体户的政策有无变化。言下颇有知音太少之憾，让人同情却又爱莫能助。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钱发给个人，订不订此报此刊听便，这类刊物的命运会是如何？ 当然，畅销的也未必是好书刊。 六、后悔药 读老一辈作家的书，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聊家常，总是惭愧自己知识浅薄，奇怪他们为什么读过那么多中外古今的书，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写出那么多好文章。于是只剩下一个字：悔。 www.gushi51.com 自我感觉不是懒人。偶尔同少年时代的同学叙起旧来，他们对我最深的印象是迷书。那时候，我家租的是一间朝西又极浅的小楼。夏天和秋天，从中午到晚上，屋里干脆是蒸笼，我照样坚持在笼里干活、做作业、读课外书，常常因为迷于看书误了正事而挨妈妈臭骂。只是那时读书不得法，没入门，贪多图快，事倍功半。 在大学度过两年在老师指导和同学互相研讨中读书的好辰光，很快就成了一名战士。在游击区，有时忙得连觉也睡不足，有时却闲得像关禁闭。这时，往往总是时间有了却无书。于是，就像饿极时突然发现一个发霉的窝头，只要印有文字的东西，哪怕是陈年旧报，也可以看得一字不拉。走运时找来一叠香港《华侨日报》、《星岛日报》（更不必说《华商报》），那份高兴无啻于有人请吃大菜。实在没有办法，就来它个“精神会餐”，同小鬼洪仔聊天，让他讲睡米缸、卖房梁、做乞丐的奇闻轶事。 熬到解放了。基层工作可谓绝对“全天候”，根本没有上下班或星期几的讲究，矛盾大转化，有书没时间读了。调到县里、地区里，主要任务是下乡，仍然东奔西跑，没多大改变。 这时，发生了一件今天看来极不可解但对我却非同小可的“重大事件”：我的女朋友把我甩掉，同别的人好起来了，而且似乎还不止一位。摆在今天，纯属个人私事；但是，那时正在“清理中内层”，意思是纯洁队伍、清除混进来的敌人，即清理阶级队伍。这位女士的行为，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中一照就大成问题：会不会是被派进来的女特务呢？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她被拘留审查了。我呢？是她的同学，又是拉她入队的，当然也得查一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