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如其论，论如其人。赵元任的不偏执还表现于对民族音乐建设取开放的看法，比如讲到共性与个性、西乐与中乐：“……算学就是算学，并无所谓中西；断不能拿珠算、天元什么跟微积、函数等等对待；只有一个算学，不过西洋人进步得快一点……可是只要有相当的人才……中国还少了人吗？……在很短时期内就可以有人站在世界上做中国的代表的。要是中国出了个算学家，他是中国人算学家，并不是‘中国算学’的专家。这是讲算学，一个人在这上头要找国性发展的可能，那是很少的，至于音乐上，国性跟作者个性发展的可能就多好些了……我并没有一点什么消极的主张，说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我所注重的就是咱们得在音乐的世界上先学到了及格程度，然后再加个人或是中国的特别风味在上，作为个性的贡献。”（《新诗歌集序》）说得挺简明，其实意思也不只涉及音乐方面。但是赵先生六十多年前一定不能预想，西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在中国总是更复杂。 复杂归复杂，赵元任还是任着他的不偏执的风度，正如做人的“浅而清” 之于“深而浊”。他有很多的朋友，许多中外学术界的有名人物都相与知契，如刘半农、张奚若、金岳霖、陈寅烙，如杨杏佛、傅斯年、梅贻琦、胡适。但他从不作官，不愿也以为自己不宜作行政工作，以至于朋友们请他作大学校长，也绝对不干。二次大战后，赵元任原准备动身回国，后来终于没有成行，据《杂记赵家》说，正是怕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他做中央大学校长的缘故。结果他在美国住下去了，住得久，不免是“洋派”，且非假洋鬼子，比如做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东方学会会长。但读他写的文字，兴许觉得还不如国内人的 某种文章更具洋味儿，反而不合于“近朱者赤”。大约只能说他对汉语有着深的感情联系，是内蕴，正如文字中间的韵味还带着母体的温热。如他写《早年回忆》，用的是向幼时感觉还原的口语白话，不像一般文章的白话，使我想到人们所主张的“如话”，也就这个样子了：“我是在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生的。生的以前他们还预备了针，打算给我扎耳朵眼儿，因为算命的算好了是要生个女孩儿的。赶一下地，旁边几的人就说：‘哎呀，敢情还是个小子呐！’这大概是我生平听见的第一句话。”“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的吃起来了。”——口语风格，作为丰富文学的因素，好处一是通俗，二是有味儿，生活味儿，当然用起来也还得分场合、身份及交流的需要。可惜还没有看到赵元任讲“口语”的书翻译过来。晚生者也难得听到他早年谱写的歌曲，人琴俱沓，燕去楼空，只有白云依旧悠悠。心里还留着些影儿的，或可唱出：“……西天还有些残霞，教我如何不想他？”或可窗下吟一曲：“满插瓶花罢出游，莫将攀折为花愁，不知烛照香薰看，何似风吹雨打休……”兴许有一时神往。 鲁迅先生曾有“小而言之为国家”、“大而言之为学术”的话，过去曾疑惑莫不是讲颠倒了。现在想，那不是在比哪个更重要，只不过说学术有着更广泛的世界性。赵元任其人其学显然超越了国界，同时又为中国争得了荣誉。其学广博，其人有逸气。但也有“专精”有“执着”，不为流俗所移，始终不离他所热爱、钻研的学术，以学入世，尽管只是学之贤者，做不到学之圣人。这也不容易，咱们原不一定都要“修齐治平”、心存廊庙或“三不朽”不可罢。人已成尘，惟风范长留天地。读其书，犹觉逸致栩栩然，如曹子桓评阮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一九九○年三月北京东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