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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藏书是一乐儿。乐儿在何处？“得失寸心知”。有人说藏书是一累。累在何处？有时书累人，而更多的是人累书，“别有—番滋味在心头”。 书之与文人，有如宝刀、名剑之与武土，得之乐陶陶，失之惜惶惶。林冲于汴梁街头得宝刀，爱不释手，为与高太尉比刀，“误入白虎堂”，只落得发配充军去沧州。杨志落魄，于汴梁桥头卖祖传宝刀，觉得有愧先人，偏偏又遇上泼皮牛二，无奈杀人，发配大名府，落草梁山泊。文人藏书，大体亦如此。有藏书名传千古者。如秦朝禁书时，孔子的后代藏书于夹皮墙，保存了古代图籍。又如明、清时期，江、浙及山东的几大藏书楼，至今仍被学人当作美谈。也有藏书家破人亡者。且不说秦时的焚书坑儒，清时的诸多“文字狱”，也往往与藏书有关，连已死的人还要剖棺戮骨，更何论活着的。所以藏书有乐也有累，应该两点论，不能只说一点不及其余。“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加玉”，骗骗蒙童还可以，人一到中年甚至老年，已读过不少的人生之书，相信这话的大概无几了。 藏书的不一定爱读书。如旧时的大军阀、富家翁，藏书为了装门面、摆阔气；如今之时髦人，于豪华家具里放上几套精装本当摆设。但读书人大都爱藏书，“知识分子书多”，此之谓也。然而知识分子藏书需要两个基本条件，而且缺一不可，一是要有钱，二是要有房。钱有几个？房有几间？这话便难说，说了会犯忌，属于发牢骚，如“上纲上线”，就是“对现状不满”，那还了得！弄不好，还得把省吃俭用辛辛苦苦积累的几本书当废品卖掉，并非时时都是“知识的阶梯”，而是累赘。 山东济南刚解放不久，我就进了干部学校学习社会科学，住在原齐鲁大学里。离学校不远有个劝业商场，晚饭后或节假日常去逛逛，是名副其实的逛逛，因为是供给制待遇，口袋里没钱。那里有不少旧书摊，有的摆在板架上，有的就地撂，任你翻捡，买不买都没关系。记得有一部精装的《比较文学史》译本，标价相当于几个烧饼钱，真够便宜的，但是没钱买，翻了又翻，还是舍不得地放下了。干部学校的学员随时准备着服从组织分配，“打起背包就出发”，书怎么办？稍后，即转入文学系，有了专业，更感到书的重要。去过几位老师家，却不是有多少藏书。这也难怪。有的老师抗战时期流浪在 “大后方”，衣食难继，又怎顾上藏韦。高兰师在其朗诵诗名篇《哭亡女苏菲》中，就痛述了全家食白薯的艰窘状，听了令人酸鼻。学生穷，教授亦穷，想以藏书称富者当“难于上青天”！ 我第一次看到私人藏书之多的是在青岛山东大学读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陆侃如、冯沅君老师家。那是一座小“洋楼”，也可称为藏书楼，仅看到的有限地方，无处不放着书，真是如登书山、如临书海。而平时看到冯先生下课回去，总是顺路捎带点青菜或米面，可见那些书也积之非易。作为学生，也只有望“山”仰止，望“海”兴叹而已，但也萌生了幻想，要作学者，非得藏书不可，两手攥空拳不行。 毕业了，分配到首都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师，住在鼓楼东宝钞胡同，一人一间房，别看小，连分到北京大学的同学都颇羡慕。有了房子和书架，便开始买书。我买书有一条极简单的标准，一般供阅读的书不买，学校图书馆会及时购进，教师借阅不受限制；较贵重的线装书不买，买不起，到北京图书馆办个借书证很容易，抽空跑去借着看；只买新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以便随时查阅。将近一年，书还没买多少，就发生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事件，一阵龙卷风把我卷进了王府井《人民日报》社，被人讥讽为“一步登天”。我没有看到天在哪里，却一脚踏进了本司胡同的集体宿舍。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级别办事的，不管报刊上怎么乱嚷嚷，九人一间房，一床挨一床，袜子毛巾洗脸盆，衣服书籍破纸箱，统统塞到床板下，这倒使我怀念宝钞胡同那间红门绿窗洒满阳光的小房子。幸好，新居的后院住着著名诗人也是我的领导袁水拍，他看了看住处，很表关怀，便同行政部门交涉，破例将顶头的放杂物的小耳房腾出来，让我搬进去。后来又搬进了当时的合作者，两床一桌一书架，留个出进的路，正好摆满。以后我把当时的一则札记改成杂文发表，题为《半间房随笔》，被批判为“对住房不满”。这本来是事实嘛。如果我写成“一间房”，岂不是霸占了别人的住房权？半间房也好，总算有一个书架合用，于是又开始买书。 不久，我的确有了一间房，地处西郊荒僻的北蜂窝，一个一个灰砖瓦的平房杂院，白天很热闹，晚上倒安静，绝无车马喧，正是读书的好地方。当时听说邻院还有一位埋头创作的青年待时而飞，两年后就真的飞起来了，成为闻名的小说家浩然。我也处在“顺风期”，被夸奖话吹得非非然、飞飞然，似乎不知道自己算老几，几斤几两，又有了不多的稿费收入，买起书来手头便攥不紧，对旧版的和新印的线装书有了兴趣。什么毛宗岗批本的《三国演义》、金圣叹批本的《西厢记》、贯华堂《水浒》、影印庚辰本《石头记》、《水浒志传评林》、《聊斋志异》稿本等等、等等，都是这时买的。有机会就逛东安市场、隆福寺、琉璃厂、西单商场以及宣武门里和西四北的几家旧书铺。有些听了令人吓一跳的书我也见过，一部崇祯本《金瓶梅》才标价 80 元，但我都不买。这种书到了郑振铎、阿英等老前辈的书房里是珍藏，而青年团员要是买了，便会惹是非。然而，对于经典著作，我却最不怕花钱。《毛泽东选集》要最好的精装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要莫斯科版的精装本；《列宁选集》、《斯大林全集》要精装本，还自以为是马列主义者的后备军；中外古典文学名著要精装本；《鲁迅全集》，预订最好的精装本，简直成了精装迷。小书架换了大书架，又买了新书柜，决心先把藏书“富起来”。谁料一部《鲁迅全集》还未等“全”（直到今天仍是 8 本，缺最后两卷，留个殁缺的纪念吧），便 180 度大转弯，由买书变成了卖书，连带书柜一起卖。 1958 年，我是本单位最后被“扩大化”进去的一个，不是头名“状元”，而是坐“红椅子”的老末，只要少“扩大”一点，就会“名落孙山外”。“撤销公职，留用审查。每月发生活费 50 元”；爱人受牵连，降两级，工资同我拉平。一家老小，有吃奶的，有上学的，只能顾吃，穿居其次，买书梦彻底破灭。夫妻分别下放，老小留住单位，真是一个钱掰成几瓣死，但还没想到卖书，却幻想着熬—熬也许能过去。谁知“屋漏又遭连阴雨，破船偏逢顶头风”，一纸调令下，限期离开北京，到河南改行干商业。“盼来盼去盼了一个透心凉”！全家行李很少，家具大部分是公家的，唯独书是累赘。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买个网兜提就烂，买根绳子捆就断，狠狠心，挑出几部难割舍的，其余的统统卖掉，书柜无用了，也卖。那时旧书店还规矩，不象后来的当废品收，而是以质论价，签名盖章的经典著作按原价收，《译文》杂志按半价收，算来算去几百块，不是小数目。可是一到河南钱又不顶花了。养儿又添女，光吃高粱面红窝窝头不行，偷偷买私人的鸡蛋，两元钱 5 个。老天有眼，按着我手中的钱影响市场，大人的精神食粮变成了孩子的物质食粮，卖书的钱花完了，经济形势也好转了，孩子们又吃上白馒头，幸运地度过了荒年。如果没有那些书可变卖，这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事后一想，书能变鸡蛋，也是一乐儿。 日子稍有好转，也不敢好了疮疤忘了痛，一家老小的吃穿要紧，非不得已，绝不抠钱买书。承蒙几家图书馆热情关照，什么书都可一摞一摞往外借，照样读得津津有味。“文革”降临，我没有多少书可损失，把与“修正主义” 有关的当废品处理掉，落得个安然。但当看到平时多有来往的一位诗人、教授被打成“牛鬼蛇神”，几十年积累的好书胡乱塞进麻袋，8 分钱 1 斤，让废品站的卡车拉走，心中也有些凄然，难以忘情，而看到处理家具的，却淡然置之。书好象知识分子的“通灵宝玉”，一旦失之，便神不守舍，本性痴迷。若再得之，则魂魄归窍，欢如雀跃。那位教授一“解放”，便刻藏书印一枚，曰“1970 年后所购书”，慨然供我借阅，共尝其乐儿。真是书与文人，天赐良缘，比夫妻缘还要早，且一番和顺，从不吵架闹别扭，用斩天剑也斩不断。当问老天：这真情何来？一贯“冒傻气”？ 天转地也转，悠悠 20 年，我又转回北京，还带回那几部带去的旧书。房子有了，书也逐渐多了，有买的，也有发的，有惠赠的，不知不觉装了若干柜。不过真正用到时候并不多，常翻的多是字典、词典、地图、年表之类工具书，其它都整整齐齐、崭新崭新地摆在书柜里，站在前面瞅瞅，欣欣然不知所以，不顺心的事也暂且忘怀了。地方有限，书柜不能多添，于是将可有可无的、虚而不实的、假而欠诚的淘汰出去，毫不可惜。去年离休，七挪八挤，居然腾出了一小间书房，知足了，守着安度晚年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