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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公道、赤诚，好象这些现在都少有人提了。甚至有时会听到“良心，良心值几个钱一斤”的质疑。 良心是开不出价钱。不过，绝不是困其太轻贱，只是因其太贵重。 昨天，站在八宝山的礼堂，望着这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自发赶来向廖沫沙致最后的敬意，我忽然又想到这一点。 他们不是冲着廖沫沙从前的头衔来的。冒着零下 8 度的严寒，也许还得挤上两三次公共汽车，他们来了，就因为廖沫沙是“三家村”的一家，曾经唯一幸存的一家。 廖沫沙，还有邓拓和吴晗，30 年前他们开设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感到生疏了吧。这是三个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心声啊！庐山会议一开，彭德怀挨批，空气沉闷起来了，“大跃迸”的若干遗留症一时间居然好象又不成其为问题，又可以招摇过市了。马克思主义哪是这样的？经济建设岂容折腾？从批判“伟大的空话”，到提倡“心中有数”，三位作者当然还不曾从最高领导的决策上，确实是从局部的角度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正当的不满，说出不少真话。他们在需要勇气的时候焕发出勇气，在需要良心的地方显示了良心。 我是廖沫沙的新朋友，是为一次文字因缘与他而结识的。尔后当他“文革”监禁期间写的大量“检查交代”材料发回来，廖夫人陈海云忽然觉得不替他写个传记挺可惜，就来信邀约我合作。于是我有幸窥探到一个前辈的心灵世界。有这样一份“检查”，叫做《检查我的顽抗态度》，那是 1967 年 3 月 18 日，廖沫沙在拘押地为不肯按“革命群众组织”来人的要求将某中学校长牵扯成”‘三家村’分店代理人”，而于事后被勒令写下的：“在回答问题中，我说过：‘要讲实在话，我不熟识×××这个人；如果叫我胡说八道，我是不干的。’我说过：‘我的罪行已经很大，再加上一条二条，也没有什么要紧。’我说过：‘你们这样逼供，什么问题也得不到答复。’我还说过： ‘我是准备判处死刑的，死吓不了我。’”只要将事实复原一下，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正义凛然的场面：一位陷于缧绁的老人如何向赫奕的权势者抗辩，而将一己之进退生死置于不顾。“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这是考验人的时候，也是暴露人的时候。多少人在危急或者尴尬关头，明哲保身，顺风扯篷算了。良心却支撑着廖沫沙宁折不弯！ 在写作《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一书过程中，我几次走访廖沫沙。他的记忆力真好，对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依然能一一道来。尤真是他的胸襟真宽阔。对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乃至人生遭逢的一切横逆、痛楚，他总是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观照。即使对江青，对这个从批《有鬼无害论》到批《三家村札记》，一手制造了他的冤案的谋主，他谈及彼此的来往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夸大其辞。他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人对事都超越了个人恩怨，恰如夏衍在本书“代序”中赞叹的“他皎洁诚实，平易旷达，无私无畏。”他的风格令人感动。以致对我来说，合作写这本书，竟不似通常那样感到一种负担，而是受到一次精神的陶冶。 “三家村”中，邓拓、吴晗的传记已经出版。这本廖沫沙传记，倘若能在“三家村”唯一幸存者尚健在时问世，让他自己来读一读，该多有意思。遗憾的是，由于某出版社方面的原因，终于没能赶得上。我们正在努力使它尽早与读者见面。因为，一个这么好的人，一个“苟利天下生死以”的人，是不该也不会被忘记的。 ［附记］：可以告慰的是，本文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后，好几家出版社都来关心、洽谈。尤其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领导得知我们这本书的 “窘境”后，表示“尽全力支持”。老编辑侯琪女士亲自上门。她对廖沫沙是熟悉的（当年她在《北京晚报》当记者，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就是交由她发表的），她说：“廖老的一生是光辉的，应当让他正直、无私的精神留给后人。”随即将书稿取去，很快就编、排、印刷、装订，速度惊人。《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一书已于 1991 年 12 月出版。 事实说明，好人自会永生，是寿比金石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