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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忘书情读书对于我，最初是当作师辈交下的一种任务，继而成为一种兴趣寄托，后来又成为一种自觉习惯，最终变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 同吃饭喝水一样。 如果有一天居然不沾书，就觉得是对不起生活或者生活对不起我。所以再忙再累，上床前或就枕后，也得补上这一课，那怕只翻三五页就昏然入眠，也觉得这一天没有白活。 一天，在街头遇到暴雨，仓促间躲入一爿杂货店，那一个多小时中，使我最气恼的倒不是失悔于忘记带伞，而是自责竟忘记带书。店堂里连半张残报也没有，唯一可“读”之物是一本电话号码簿。于是我就盎然地“读”起来。居然引发了对文字部首排列的一些思索，对市区中学设点布局的一些想法。正浮想联翩之际，一位好心的店员走过来问我：“老师傅，您翻查半天还找不到么，把要打电话的单位告诉我，我替您查吧！”原采她也在等着查号。我期期地把“书”还给她，废然中止了也许大有前景的两项“科研任务”。 这件事情告诉我，即使电话号码簿，开卷或许也有益的。 五六十年代之交，我以“右派”之身，躬耕沙洋，一起“革面洗心”的，尽是些很会挥斥“书生意气”的汉子，引以为苦的，是书太少，可以读书的空闲更少，于是大家“发明”了一种读书办法：利用“交心会”的小组活动时间，轮值一人专门编造小组成员的“发言记录”，以备抽查时作为“的确学得很认真”的证明，（鲁迅把这叫做“愚君政策”！）而小组的列列成员，则轮流开讲座，教过中文的讲杜甫诗风，做过导演的介绍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教过心理学的则宣讲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这在当时，应属于 “不老实的改造态度”，监督人员如果知道，会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问罪的，所以当事者相约守口如瓶。现在事过境迁，在此作点补充坦白交待。 “文革”10 年，我被安排在一个铸造车间抬铁水，那时，如果读“宝书” 以外的书，对一个“右派”说来，简直是十恶不赦。在沙洋时，是一个猫管几十个老鼠，到工厂后，则是几十个猫管一个老鼠，简直不能读书。家中被 “扫四旧”以后，连《鲁迅全集》也被没收，想读也无书。这时候我买到几本英译本的《毛选》在工作间歇中翻阅，小将们来查问，我以扉页上的人物像证明的的确确是“宝书”，小将们竟找不到理由下棍。这一来，即使在那 “文革”10 年中，我得以仍有读书机会，并从文字上复习了英语。1979 年，我被调到大学任教，最初便是作为“英语教师”调入的。后来才改教中文。 岁月悠悠，如今我已年逾花甲，这一生，我也许不会成就什么大事业，但想到即使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不荒疏于读，我就很是自慰，而且，几乎有点自豪。 二、此地无书三百卷 得便爱到书店逛逛，碰到有益有趣的书，就不惜把吃热干面的“预算” 也搭进去，这已经是我改不掉的一种癖好了。自问诀非冒充风雅，更不是中了“书中自有颜加玉”的邪。只是觉得买书比买什么紧俏物资更省事、更实惠而已。以至混到花甲之年，家中连一张沙发也没有，仅有几架书。不知我者笑我太痴，知我者怜我太苦。但我泰然，欣然，何况我大小还算个“三机部长”——桌上有打火机、订书机、半导体收音机。这大概是书生们的通病、不足与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如果按最新行情，生活的现代化必须有什么新老“五大件”为内容的话。 这爱书嗜读的毛病，在“文革”中又在“右派”老账之外平添了一宗新罪状——“死不悔改的花岗岩脑袋”。“扫四旧”的时候，被红卫兵们“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扫”了一下，几辆三轮车把它们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其中有三百卷我苦心搜购的心爱读物，更使我眷眷于怀。“文革” 浩劫一过，“臭老九翻天”以后，一位老者为我写了一张条幅曰：“此地无书三百卷”，替我祭莫这遭劫的书，并以此为我的寒斋命名。也暗含有对“隔壁阿二”们的一点事后抗议，因为我在 1979 年以后曾多次向主持抄家的“小将”们打听书的下落，他们一个个都说“不曾偷”，这大概也是实情，当时他们的确无心也无暇把抄没的书偷回家自己亨用，他们更醉心于一边背语录一边偷巷子口王太婆麻花摊上的麻花去了。而有一次，我在过江轮渡上，见邻座有一位青年在读一本书，我看到书的旁批字迹有点似曾相识，索来一看，扉页上赫然有我的名字，原来即是当年被抄去的三百卷之一《约翰·克里斯朵夫》。现在拥有它的人，不到 20 岁，“文革”时，他还在襁褓中，显然是辗转得到这本书的。一问，果然是购自旧书摊。当他得知我正是此书的首任主人时，他感动了，执幼辈礼甚恭，恳切地要还给我。我更被他明情达理的态度感动了，诚挚地劝他留着，我认为以这种方式来纪念那场不值得纪念的文化大革命，是最恰当而又别开生面的了。我为这些书又找到愿意读它的第三代人，感到庆幸。我记起了白求恩的一个习惯，他在他的每一本书上都写着：“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我把轮渡中初识的后生当作朋友了。这时我顿觉船舷外的阳光格外明亮，我的心境也格外明亮，因为我感觉到嗜读、好学、懂理的一代正在成长，人际关系中的新气氛、精神领域中的好形势已经出现。“此地无书三百卷斋”的斋名，又多一重意思了。 三、可怜“范进”要出书 在评审各种序列的职称时，特别是在评审高级职称时，其选拔标准除了要有学历、资历这些“硬件”外，还要有业务能力与学术水平等“软件”。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首先是在评委们的心目中，足以说明“软件”不“软” 的凭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著作。而大家对申报者附呈的著作，无心也无力去测定其内在的含金量，只能从表面的光洁度去判定成色。这光洁度的度数，也已“约定俗成”为流行的观念：铅印的一定比打印的好，公开发行的一定比内部印行的好，成册集装的一定比单篇散放的好，两寸厚的巨著一定比半寸厚的薄卷好。 于是学界从此更添忙碌。秀才们，特别是秀才中尚未中举的“范进”们，就更殚思竭虑地为自己的著作成型化、巨型化、铅字化而奔波。放下教鞭潜心著述者有之；到编辑部“立雪”者有之；找人说项疏通关节者有之；恳人作序以抬高身价者有之然而出版界不可能有求必应，有稿必纳，有书必出。且不说要考虑社会效益，起码得考虑一下经济效益，印出来销不出怎么办？于是向书店征订，于是书店的经理们向站柜台的“小辫子”们“要数”。千百条小辫一甩，说不要，或者只要三本五本，一总和，全国要数不过三两千。出版社的责编只好无限深情又无限抱歉地回复作者：“大作不能开印，除非阁下承包一万本的销数！” 这一来，秀才们，特别是秀才中尚未中举的“范进”们，辛酸之余，又惶惶然地开始另一种奔波：有的打报告请求老婆恩准卖去彩电冰箱；有的去请求某一“公司”或“中心”集资赞助以垂怜“文化事业”；有的去责成自己学生的朋友或朋友的学生各预付一二十本的购书订金；有的则和巷子口卖麻花的张太婆打商量：“麻花摊可否搭售几本拙著？” 然而，靠这种奔波或义气而出成书的“范进”毕竟寥寥。好在天地还算宽广，绝人之路终无，“范进”想中举的苦心还是会感动上帝的，这上帝就是“范进”所在单位的领导；不过这已不是一般的“穷”单位，也不是一般的“小”领导，这单位的门外起码得停有几部“皇冠”或“奔驰”，这领导起码可以在作报告时敢解开上衣的全部扣子，以示气度不凡。 自然，这“范进”也不是一般的“范进”了，他有本事说动领导敢于垫付公款为他个人出书，除了要有能激发领导“爱才若渴”的“才”以外，还须要有一张很伶俐的嘴，或者一网很微妙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