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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而书也同样是有它的命运的。 我的藏书从来不多，离“藏书家”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但是，对于小屋里寥寥几架书，感情却很深厚，因为这些书曾和我同命运，共甘苦，伴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还因为它们常常使我怀念起一位已逝的朋友。 十年浩劫之前，——再上溯大约十年，那时我本来已经陆续购得二三千卷书。为此颇有点中国知识分子容易满足的心情，还写过：“室雅何求大，书好不在多”两句带有阿 Q 气味的话以自慰。 谁知到了“小麦卫星”升天、“钢铁元帅”升帐那个奇妙的年代，那一年，以我和妻子的被大大降削了的工资，竟然几乎养不活三个刚刚上小学的男孩子。眼看他们一天天脸黄肌瘦，六只燃着饥饿之火的大眼睛默默地凝视着我，没有法子，咬咬牙从书架拣出一半左右，装上满满一架子车，拉到新华书店旧书部。所幸那一阵对于文学和政治书籍收购价还很公道，一般的可卖原价 80％，有的甚至可按 95％收进。记得那次总共卖得六七百元，陆续换回大约两架子车的红薯、胡萝卜之类，总算把孩子们的三条小命保住。后来我纵然常常因为想起那拉出的一架子车书感到惆怅难过，但看到孩子们大口吞咽着红薯，脸上又开始出现不常见的天真的笑容时，对那些书的深沉的怀念也就减轻了。 随着三年自然或人为的灾害之过去，家里经济状况略有了改善，于是“旧病复发”，又不断地踏进书店，空了一半的书架又重新充实以至拥挤起来。照例还要写一两句歪诗以自娱，如“当书架因沉重而呻吟时，灵魂发出了轻快的嘘息……。”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孩子们刚刚踏进初中校门时，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令十亿人灵魂战栗的风暴。 至今我仍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红卫兵第一次光顾我家，大概因为是本单位的还有点“人情”，态度比较温厚，仅在我的几个书柜上各贴一条形同丧幡的狭长白色纸条，上面写着几个黑色大字：勒令自动清理毒草！否则后果自负！ 啊，这不祥的白纸和黑字！我对着几架相依为命的书黯然了。我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我的托尔斯泰，我的屠格涅夫，我的契诃夫；还有我的屈原和庄子，我的李白和杜甫，我的王实甫和汤显祖，我的蒲松龄……，在饥饿的年代我不忍舍弃你们，难道今天我该用烈火来“清理”你们？…… 在困境中，我终于想到了一位能够给我以救助的朋友—— 从农，他是一个以少年牧童参加新四军而经历了抗日、解放战争的老战士、老党员，这位老朋友近年正因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他的妻子秀英也是“三老”——老贫农（出身）、老工人加老党员。我何不把我的宝贝书们送到他家去躲避灾难呢？听说红卫兵们是从来不光顾他家的。 说时迟，那时快，主意已定，我找出一个特大提包，首先把我认为最珍贵的一批书塞了满满一大提包，当天黄昏，用自行车载着悄悄来到从农家里。他们夫妇俩二话不说立刻为我腾出了家里的一级容器樟木箱，安置了我的李白和普希金们，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们，还指着另一张高大的旧式立柜说：你不妨把看起来危险的都搬来，可能这里保险些。…… 那天，直到深夜，我就象一个偷运毒品犯或私运军火者，用自行车来回搬运了四次，终于把受到‘勒令警告”的那些“毒草”全部“清理”——转移完毕，直到后半夜回到宿舍，我精疲力尽但如此安心地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在睡梦里也感到：我的书得救了！ 几天之后，我们单位进驻了一批来自农学院的红卫兵。终于，一位雄纠纠的年青人如我所期待地踏进我的宿舍了，当他站在我的显得空落的书架前凝神端祥时，我竟然有点象一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几乎忍不住想笑出声来。这位勇士看到的书架上只有五套不同版本的“红宝书”（我家当时四口人每人合一又四分之一套），还有莫斯科中文版的马恩选集（两套），《列宁主义问题》、《资本论》等等……他面呈失望之色，就象一位将军亲临火线却没有发现敌人一样。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书架下层密密地站立着的文学期刊上了，那是从解放之初开始订阅的全部《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上海文学》（它的前身《文艺月报》）《美术》《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本省的《奔流》《戏剧专刊》……这些期刊是从创刊号起一本不缺地被精心保存着的。造反战士显得有点高兴了：“啊……你这里还保存着这些重要资料……很好嘛，我们开展大批判太有用了……借给我们用一下怎么样啊？” 居然是“借用”，居然还是“商量”，但他一面说着一面已经动手往外抱了。我只能呆呆地望着，一面在心内埋怨自己的大意。他抱走一大摞之后，过了一会，又来了三四位，陆续把所有的几百册期刊，全部、彻底、干净地 “借”走了。于是，我的书架上只剩下一批红宝书们，显得很寂寞地在“独立寒秋”！后来……后来“一号通令”下来，我们这单位真的被“砸烂”，人员被扫地出门，全体到几百里外的黄泛区农场“斗批改”，“接受再教育” 去。 从 1969 年后的三四年间，我每年要偷空从农村回到郑州一二次，机关已经被“砸烂”，没有我们的住室了，一下火车就奔从农家里，他卧病的一间七八平方的斗室就是我们夜夜长谈到天明的居处。每次去，他都笑着指指他的樟木箱和大木柜：“放心吧，你的托尔斯泰和曹雪芹，都和我一样在静卧将息，一时看来还是安全的。……” 他还告诉我：“战争年代当侦察员，没机会读书，这几年我用你这些“毒草”，补上了一次大学语文系——太美了！……” 看着我的朋友焕发出暗红色光泽的双颊和亮亮的眼睛，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的病已深重，还是这些世界文学精品使他沉醉的结果。——但我的心感到了不祥的痛楚。 1973 年 11 月，当时我被“消化”在一个小县的文化馆工作。从省城来了一封信，说从农病重，希望我回去看看。当我急急登上火车赶到他所住的医院时，他已经不能多说话。我最后听到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的话是： “你的书……会……解放的……可惜……我不能……再读了！” 从农的心脏是在 11 月 13 日子夜停止跳动的。 又过了五年，我重新回省会工作。在从农家取回了我的书们。留下一卷安徒生给从农的女儿娜子；带走了一册上有从农手抄页的残本《续西行漫记》，这是他留给我的纪念。 如今，从农离开我已经十四年了。距离我的书第二次“蒙难”与“避难” 已整整二十年了。时光流逝得真快！前天我去从农的女儿娜子处，她刚刚生下一个儿子，我带去了一册《普希金童话诗》为礼物。她笑了：“还早呢！你看孩子多么小！” “他会很快长大，会喜爱书的。书是我们生活中的太阳啊！”我把普希金放在婴儿的眼前。这孩子真的笑了，笑得这样甜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