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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庭中，书是不少，可全是祖父和伯父的，我们小孩无权翻看，而且全是古书，小孩也看不懂。有一个小书柜却放在我住的房间里，两扇木板柜门上，刻着祖父手书的大字，一边是“总百氏”，一边是“别九流”，可见这原来也是祖父的书柜，不知为什么放在我住的房间里，装的全是新文学书，我可以随时随意取阅。这是谁的书？为什么没有别人来取，仿佛成了我的书？当时没有问过，根本也没有想过，就是那么享用着罢了。算起来，柜内三层，总可以装上好些书，现在记忆很零落了，只记得有鲁迅的《仿徨》、《朝花夕抬》、《伪自由书》，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谈龙集》，郭沫若的《落叶》和他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的《三叶集》，徐志摩的《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冰心的《繁星》、《春水》，陈衡哲的《小雨点》，梁实秋译的《潘彼得》和他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等。此外还有三四期《新月》杂志，十来期《东方杂志》，二十来期《小说月报》。后来推想，有那么多新月派的书，那么这可能是大哥（堂兄）方玮德的，他正是新月派诗人后起之秀，抗战前已不幸早逝了。书柜中还有不少少年儿童读物，上面说过的《潘彼得》之外，翻译的还有《木偶奇遇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爱的教育》、《续爱的教育》、《小妇人》、《好妻子》，创作有叶绍钧的《稻草人》，中学生辅导读物有夏丐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这一类大概是母亲专买给我看的，还有《中学生》杂志，似乎是订阅的。 我守着这个书柜，翻来翻去看这些书刊，是在 12 岁之前读家塾的时候， 12 岁进初中之后则主要是向学校图书馆借阅了。家塾里读的是《四书》、《五经》，唐诗、古文等等，自然不会有多大乐趣。课外则自 7 岁起读《三国演义》，接着照例读了《水浒传》、《封神榜》、《西游记》、《说岳全传》、《说唐》、《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等，（《红楼梦》是进高中才读的，）虽往往也废寝忘食，实际无非是看故事，找热闹，谈不上文艺鉴赏。能够把我初步吸引到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去的，则是那“总百氏，别九流”的小书柜里的书。当时读了最受用的是《文心》，它用长篇小说似的形式，讲中学语文知识，主动有趣，能把中学程度的少年引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口，窥见门内之美，萌主探寻的兴趣，这对于我后来一直有影响，至今我还认为好书，未知有什么后来居上的书可以代替它的。《中学生》杂志也办得好，上面有名家之作，也有“中学生园地”，使读者有亲切之感，我现在还记得署名“苏州振华女中彭雪珍”的，在“中学生园地”上初露头角，就是后来的名记者子冈。我永远感谢该刊主编叶圣陶先生对几代中学生的教育，虽然我那时其实还只是个小学生。 比少年儿童读物影响更长远的，还是那些新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作。回想起采，即使上述书目零落不全，仍可见那个小书柜里似乎已经包括了中国新文学几大流派的精要，我在 12 岁以前就能时时亲近这些，熟悉这些，受到新的文艺空气的陶冶，不能不说是平生一大幸事，不能不感谢大哥方琼德的无言之教，假使那些书是他留在这里的。 某一个春日的下午，我病愈还在休养，不必去家塾上学，母亲出去了，我一人在房内，把那二十来本《小说月报》全搬出来，窗外花坛上牡丹盛开，春日迟迟，我在窗下静静地一本一本地翻看那些杂志，整个下午就那么度过，第一次有意识地觉到读书之乐。《小说月报》每期载有绘画，我就从那上面第一次看到常书鸿和潘玉良的画；还看到杭州韬光寺的风景照片，对那竹林深处的古寺，觉得特别向往。丁玲的《这不算情书》，题目特别，一看便忘不了，内容当然是后来才逐渐懂得。我那天集中翻看这么多本的大型文学杂志，归结成一个印象：原来有这许多人都在从事新文学，形成这么生动繁荣的局面，我将来能参加就好了。 那时，关于新文学各派的异同，各位作家的成就的高低，没有任何人指点我。说来也奇怪，我在小书柜的藏书当中，比来比去，终于比出最喜欢的就是鲁迅和周作人。此外的书，包括那些少年儿童读物，顶多看个两三遍，只有鲁迅、周作人的几本书，我不知翻过多少遍。那本《彷徨》，那本《朝花夕抬》，那本《伪自由书》，那本《自己的园地》，那本《谈龙集》，从内容到封面，从纸张到装帧，我都熟而又熟，特别是那毛边本，我觉得非常好看，觉得鲁迅、周作人的书就该是这样的。一个不满 12 岁的孩子，读二周之书能懂得多少，真是天知道！读书不懂是要减少兴趣的，二周之书却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把我牢牢吸住，不懂之处不足以间阻吸引，吸引之力反而增加我无论如何要弄懂的决心。而这就定了终身，至今我以 70 之年，回顾平生，一贯深嗜笃好的，仍首推二周之书，而且我相信这个抉择是对的。 说到这里，我还要感谢我的母校桐城中学的图书馆，感谢管理员章昂霄先生。我读初中三年之中，他一直允许我进书库随意看书，借书也不怎么限定册数和日期，馆内所藏新文学书很不少，这使我能把那个“总百氏，别九流”的小书柜给我培养出来的兴趣，继续发展下去，不致萎缩。（桐城中学所藏的那么多好书，听说“文革”中全都烧了，在大操场上整整烧了 3 天。）但是，曾经成为我的精神摇篮的，毕竟是那个小书柜。祖父题的“总百氏，别九流”六字，原意当然是指中国古代学术的百家九流，可是它既装进了新文学书，好像也就适用于新文学。我正是在这个摇篮里，接受到新文学几大流派的营养，自己摸索着选定了趋向。所以我常动人不要低估孩子们的阅读能力和选择能力，要使他们早些接触到各种高级读物而不局限于少年儿童读物，我这样说，是有我那精神的摇篮作凭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