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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地读着李谦的来信（1979 年 1 月 20 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此文），回想着历代及“四人帮”时期的文字狱事实，脑子里涌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没有考虑肚子饿去食堂吃饭，便去找主任王石汇报。他立即叫我去找几本来研究一下。 我连续两天东打电话西去借，都没有。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连沉冤 20 年的“右派”都还未给平反，人们大都心有余悸，家里是不会收着手抄本的。可巧，我邻居家的女儿从北大荒回来了，这是位热情有胆略的姑娘，她说她箱子里有一本，是在北大荒插队时抄来的。我连夜看完它之后，又通过熟人从东城区公安局等处借来了三本、四本对着看。版本不同，内容大同小异，正如李谦信中所说，这是一本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的好书。我不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更不明白晕头晕脑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连爱祖国和爱科学也给搞得混沌不清了！ 为了查明作者是谁和禁此书的原因，我带介绍信去有关的部门调查。去时，我想得很简单，快去快回，查明此事的来龙去脉半天时间足够了。谁知进了一座大院，楼上楼下敲门，后来又在几处办公室里外往返折腾，直至下午 3 点多，前后找了许多位同志和领导，都不接待，都说不是他们干的。凭着编辑记者的敏感，在他们互相推拖的空隙间，我发觉此案情况复杂……于是，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直索至底的决心。快到下午下班时，终于找到了被认为可能熟悉情况的一位王同志。他很认真地回忆起来： 1974 年 10 月，北京日报编印的内部参考情况上，反映了《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在一些单位群众中传抄阅读的情况。10 月 12 日，姚文元看到这期情况后，立即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在哪里？”10 月 14 日下午，姚文元又打电话给北京日报说：“你们的情况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老、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王同志还介绍：继姚文元批示之后，另一个新闻单位的内参也反映了这本书在一些群众中的流传情况。内参上说：“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它欺骗性很大，流霉甚广……” “天呐！”我忍不住地惊呼着，我被王同志的一通情况介绍压得透不过气了，更为作者的命运担心。“作者查到了吗？不会被那个吧？”我迫不急待地问着，却又不愿把话问明，生怕听到作者“畏罪自杀”之类的词儿。 王同志的回答是作者死没死不知道，他是湖南人。 “怎么查到这个人的？” 王同志想了一会对我说：有关部门“根据姚文元的指示，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查到了作者叫张扬，是湖南浏阳中岳公社的知青。是别人赴湖南办案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我根本不去注意他站起要走的态度，只是仍旧坐着，凭着一张口干舌燥的嘴问他个没完，并向他介绍这本手抄本的内容，说它的主题和不是坏书的理由……气氛慢慢缓和了，终于，他找出了公函：“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行了查我。现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的一个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考虑处理。” 为查清情况，我决定去湖南，在报纸复刊前，我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工作过 3 年，对它的感情根深，于是，便将发现和调查《第二次握手》的消息告诉了王维玲同志。王维玲想派编辑邝夏渝与我一块去湖南。我与小邝在一起工作过，她文静而年轻，我欣然同意了。 到长沙后，迅速去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听说本来决定处决张扬，因“四人帮”被粉碎而拖下来了。 当时，我的心怦怦跳，直为这“拖下来了”庆幸。 “人呢？”我问。 “在押。” “我们可以见他吗？” 当年的我毕竟没经验，不懂办案的事，也很少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以为只要向他们讲明这本《第二次握手》不是坏书，作者是受“四人帮”的迫害，就能够平反，就应该放他出狱…… 想不到情况糟透了。接待人几乎也把我们看成了坏人，敌对的目光、严厉的口气。他翻过来调过去的看我们介绍信和工作证，他瞟了我一眼，说： “你们说这本小说爱国也好，歌颂周恩来也好，可是，它是反党的，我们共产党员有共产党员的立场。” 就这样调查了两天，毫无结果。得到的是，我们所住的招待所赶我们了，两天搬三次家，最后一次不得不搬进 30 多人一屋的省工会信访接待室的招待所。真是神了，30 多个老幼皆有的女人挤在一起，听他们聊起来干什么的都有。房间里连只洗脸盆也没有，就更不提其他条件了，半夜里我听见有人在我床前撒尿，那臭味令人无法忍受。早晨起来，我好容易在厕所里发现了个似滴水又不滴水的水龙头湿了湿毛巾，算是洗脸了。 我是个急暴性子，我坚信这是有关方面故意刁难我们，以为我们是娇小姐，这样一来可以逼我们早点回北京。好就好在省法院的一位审判员很同情我们，我们得知张扬的档案在法院，向他调查情况时，他很客观地介绍了情况，并暗示这个案子是翻不了的，原因嘛？不能说。 几经周折，省法院同意我们查阅张扬案卷，但不准抄录，不准带出档案室。每天早晨，我们用湿毛巾擦面后，便带着两只大饼或是面包进档案至，直到晚上下班时法院来锁门才离开。当然，这“优待”的条件还是法院那位正直善良的老审判员给的。 张扬的全部案卷分主、副两种版本，各为 13 部，叠在桌子上，各有二尺厚。10 天时间我们翻完了两个二尺厚的案卷。得知：张扬有个名叫周昌龄的舅舅，是北京药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1963 年，年仅 19 岁的张扬，在舅舅家认识了一些科学家，听到一些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故事（如吴有训、钱学森等），使他很受感动，回长沙后将这些听来的故事编成了一篇名为《浪花》的小说。1964 年，他又将仅为五千字的《浪花》改写为《香山叶正红》；1967 年他将它改为电影剧本；1969 年至 1973 年插队时，他又借劳动之余修改成小说稿，改名为《归来》，意思是指书中女主人公丁洁琼从海外归来而言。 那么，办案人员又是怎样从 8 亿（当时中国人口号称 8 亿）中国人中查出张扬的呢？我们看了预审主卷—P50 之后，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1974 年 10 月，北京市北新桥派出所在查户口时，发现了有人在传看一本手抄的东西，后来收缴了它。送往区、市局后不久，北京日报将它写成内部情况上送姚文元。接姚文元批示后，所组织的专案组先找北新桥那几位传看者，经过层层揭发，追查了廿多人次，直追查到北京钢铁学院的一名学生头上。那学生是湖南人，他交代书是从衡明化工厂工人徐源手里抄来的，原名叫《归来》。在传抄中将《归来》改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是首钢一位工人。专案组去湖南后，先审查徐源，又几经周折，最后查明作者叫张扬，是浏阳中岳公社的插队知青。1975 年 1 月 7 日，张扬被拘留…… 预审记录很多。一开头是这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拘留你？” “不知道，也许是我写了小说《归来》吧？”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嘛！”预审员首先引用了领袖的话。而办案的主导思想也是按此将张扬打成反革命的。《第二次握手》中的艺术人物也都被——封上了种种与作者反革命有联系的头衔，比如：女主人公丁洁琼是“叛徒”；男主人公苏冠兰是“特务”；科学院党委书记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神父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等等。 主卷里有长沙师范学院 200 名工农兵学员被蛊惑对张扬进行斗争的大批判稿；也有中岳公社贫下中农被蒙骗举手通过要求枪决张扬的决定…… 上面的材料足够判罪了，于 1975 年 9 月 22 日将张扬逮捕，并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向上起诉。起诉书中，列张扬主罪第一条是：“多次书写反动小说《归来》。这本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主人公是些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其他几条则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疯狂进行阶级报复，顽固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 “起诉书”一再强调张扬是“罪大恶极”，要“严惩”。 张扬被关在死刑犯牢里。是因为“四人帮”被粉碎前未来得及处理，还是张扬命不该死？直到 1977 年 8 月 8 日，法院的老审判员琢磨张扬“主罪” 时，他认为“根据当前形势，估计‘判二十年即可’。内定的‘要杀’，办不到了。”下面是我抄录的卷中 1977 年 8 月 10 日下午刑庭讨论的记录： “△起诉书内容涉及张春桥，因此要公安部门重新改判。” “△写小说，是反动的，毛主席有过指示，可以判个无期徒刑。” “△这个案子当时要杀，是不是因为案件到了姚文元那里……我看超不过十年徒刑。” “△怎么定刑？” “△十年徒刑算了，我听了半天也未听出什么来。” “△主罪是写小说。我的意见这个案子不要急于处理。” “△有的人劲头很大，要杀。我的意见不要急（于）判决，判决也不好下，判了被动。” “△姚文元下批示，不一定是要杀他，也许是物色黑笔杆……向中央领导小组汇报，能判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改算了。” 时间又过去了 4 个月，1977 年 12 月 7 日上午，刑庭向法院党委汇报的摘录是： “△这个案子难说，看看说他反动的有几条。” “△对于反动文人如何判，这是个新问题。捕时，经过了省委，非同小可……看来过去未判，搞对了。” 结论是：把情况整理一下，向省政法领导小组汇报再定。” 那时，我从来不去关心被组织部门视如命根子的绿色铁皮柜里的档案，更不去研究那些玩艺儿与人的命运的重大关系。对张扬的案卷，我自己共摘录了两本稿纸。 看了大量案卷之后，对张扬的情况心里有了底。为防不测，我们得去张扬插队的中岳公社调查，因为案卷里装有某些贫下中农要求“严惩”和“枪决”张扬的材料和手指头印。小雨夹雪的长沙太冷，身体单薄的邝夏渝冻病了。我请她立即回京治病，她却要和我同去中岳公社。我们俩最后达成协议：她留在长沙服药等待，我独去中岳公社。 登上去浏阳的长途汽车，由浏阳再转长途，然后步行 20 多里山沟泥巴路，我终于到了张扬插队的山沟沟里。原来，那里的贫下中农很少有文化，由他们出面证明张扬“有罪”的材料都是上边来的人代写的。 “他们说张扬写了一本反动书，是反毛主席的。谁反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嘛！”他们说。 “张扬毒死了你家的大肥猪么？”我问一位社员，是他在一份证明张扬毒死贫下中农大肥猪的证明上压了指头印。 “没哩！我家是死过猪娃，是自己瘟死的。” “张扬打过汤世和么？你说说当时的经过？”我向一位证明张扬有人命案的公社干部调查。在张扬的主罪案卷里有他证明 1967 年夏天公社保卫干部汤世和被张扬打死的材料。可在副本里又见 1968 年汤世和因肝硬化病死在长沙第一医院的死亡通知书。 “张扬从没见过汤世和，更没打过他，老汤是得肝炎死的。”他大约一时忘记了几年前抓张扬时，他所编造的那个荒唐故事了。 “那你怎么证明张扬打死汤世和一事呢？”我问。 “当时省里派来的人说张扬的罪行很大，已经决定杀了。对要杀的犯人说重点没啥。” ………… 三天的中岳公社调查，我走访了几十个与张扬接触过的人。憨厚的山里人没有一个说张扬是调皮捣蛋的坏青年，就更谈不上什么反革命了。有的人还说：“顾同志，你早几年来就好了，早来了，那个聪明的娃子就不会死了……” 多好的山里人呵！善良而愚昧。然而，“四人帮”及其某些人正是利用他们的愚昧来施展法西斯专政的淫威的。 从中岳公社回到长沙，我对张扬能平反的信心更足了。我们再次去找某办案人员。 “你们算什么记者？是在为反革命说话！”他严厉地训斥我们。 “张扬一案搞错了，应该纠正。” “纠正？是你们说了算？还是我们说了算！” 为了解决问题，我们仍是态度友好地说服着他，天真地认为我们的态度能感动“上帝”。可是他却错认为我们惧怕他的淫威，又拍桌子又瞪眼： “你知道嘛？你在替谁说话？” “凭着姚文元的批示，你们错抓了一位青年，我们只是要求你们放了他。” “不要抓着姚文元为稻草，你知道这个案子是谁批准的？” “谁批的？”我心中一怔，从卷中我知道，逮捕张扬是经过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后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批准的。 “只要是冤案，谁批错了的都应该平反。” “这是华主席批示过的案件。”办案人得意地瞟我一眼，那寒气逼人的架势足可以把你击倒。 “华主席批的又怎么样？就是毛主席批的，是冤枉也得平反。”我态度又一次强硬起来。 在毫无结果地回招待所的路上，我给报社打了电话，汇报了调查情况。王石在电话里表扬我做得对，叫我不要怕阻力，并鼓励我继续摸清其他方面的态度，向省委汇报……离开报社半个多月了，我关心着报社里火热的工作，更想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和力量。听了王石的话，我很高兴，便大声地对着话筒：“请领导放心，我决不怕阻力。是的，这个案子一定要平反……” 第二天，我们又去有关部门找办案人。 “昨天都谈完了，即使《第二次握手》不是反动的，张扬是经华主席批过的，他也是反革命。” “张扬不是反革命，我们一定要替他平反。” “昨天，你给谁打电话？” “这你们管不着，电话是打给我们领导的。” “他叫什么名字？” “无可奉告。” “哪些领导领导青年报？胡耀邦还管你们？” “那当然了。”我的语气是得意的。 “胡耀邦管你们？你认识他？”办案人紧紧追问。 这时，我用调侃的语气说：“那当然，他不仅管我们，我们跟他还很熟呢！在干校劳动 5 年，天天在一块儿。” “昨天电话是打给他的？还是让别人向他转告？” 我心里又得意又慌，得意的是他心里也怕，怕把事捅到耀邦同志那里。那时耀邦同志是中组部部长，正在着手为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做准备。听到胡耀邦的名字，会让他心虚哩！而心慌的是一个小小记者出差哪与耀邦同志有星点关系！现在信口开河地将自己与耀邦扯在一块，是不是狐假虎威？但是不论怎么说，他们害怕胡耀邦。 “我说过了，无可奉告。今天来，一是我们要见见张扬，向他了解一下写《第二次握手》的构思和经过；二是请你们转告省委有关领导，我们要向他们汇报这个案子。” “这是你们个人意见，还是你们领导意见？” 我与邝夏渝同时哈哈笑了起来，几乎是同声地说：“是领导又怎么样？是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北京的领导完全同意为张扬平反。” 又是半天舌战。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位办案负责人答应将我们的意见向上级汇报。 想不到打给报社的电话竟引起了他们如此关注和警惕。我们回招待所的路上欢愉不已，不知是发现了某些人的某种惊恐心理，还是觉得给北京挂电话会对解决案情有利。我与邝夏渝一叽咕，又挂电话给王石。同样，我们又得到了支持。 要过元旦了，我与邝夏渝都想到了爱人与孩子。她爱人在广州部队，北京家里只有两个小孩子在家；我呢，赶紧给爱人发信，让他节日期间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回家。那时，我们都没带收音机，在这里也没借过报纸看，一进邮局先买报纸。让我们欢跳若狂的是：党中央正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报道会上决定给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的消息……我们俩一齐跳着，流着泪，为冤死的彭元帅流泪！为张扬一案找到了平反依据而激动！那天，长沙下雪加雨，我们俩的皮鞋全踩湿了，脚冻得如同猫咬似的，身上也冷得不行。但我们全忘记了，又一口气跑去找那位办案负责人。没曾想到看过报纸的办案人，不仅坚持原来态度，还声明对报纸上江华同志的《严明法纪、纠正冤案错案》文章不理解，对为彭德怀平反也不理解。 我们两个毕竟是人生地不熟，在找不到更好办法的时候，只好又去法院找老审判员。他帮我们出主意说：“我可以向院长请示提审张扬，提问时，你们参加旁听，这不就见到张扬了嘛？” 这主意很好。可是院长经过向上请示后，只同意我们旁听，不准我们发言，更不准提问题。 我与邝夏渝都不太同意这决定，觉得这种不明身份哑巴般地坐着有点辱屈人格与报社，然而别无他法，也只好如此了。 我、邝夏渝与老审判员坐在法官位置上，看着张扬从门口慢慢走来。他站到“犯人”位置上，骨瘦如柴，不停地干咳，不知是冷还是什么原因（他上衣很薄，下身只穿一条单裤）讲话时声音抖得厉害。 我向邝夏渝点点头，两个人同时将印有“北京”字样的手提包放在了显眼的案台上。让“北京”冲着他。 他一直不抬头，用湖南话回答着问题。 “张扬，请你讲北京话好吗？”我有点忍不住了。老审判员与张扬都同时一怔。显然，我违反了事先规定的约法三章。张扬也将冷冷的目光投了过来。 我按了按手提包上的字，用大姐姐般的温情冲张扬笑笑。他很惊奇，愣愣地看着我。 “张扬，在小说里为什么要歌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的声音里带着友好的感情。 突然，他的眼睛由愣转亮，滔滔不绝地讲了小说构思与热爱周总理等。那表情又是激动又是委屈。 审判变成了交谈，审判堂上气氛温和起来。老审判员着急又不着急，他并没有阻止我们，也没有丝毫维护他上司规定的意思。 该查的都查清了，湖南的态度并未改变。我又给主任王石打电话。他同意我们去找湖南省委主要领导汇报这一案件，并提出平反。 我们一天几次找省委，里面终于来电话，说省委管政法的书记可以见我们。 我们俩用平常向报社领导汇报工作时的那种谦和的语气，诚恳的表情，有理有据地做了详细汇报，希望省委能支持我们工作，对张扬一案给予复审、平反。想不到这位领导竟说：“你们青年报是青年团办的，怎么管到我们省委头上来了？”气氛很僵。秘书过来动，说是天晚了，明天再谈。 我想到进省委大院之艰难，只怕明天这位领导不会见我们了，便说：“如果你们对此案平反有疑虑，请你请示华主席。可以把我们的意见反映上去。” 一时，对话无法进行。还是秘书机敏说礼堂放电影了，问我们要不要去看。 书记也口气平缓地说：“先看电影。”他打了个邀请我们的手势。 记得那是部朝鲜片子，什么故事，全没有记住，心里只琢磨散场后的对话内容。散电影后，我们又回到了原来谈话的会议室。时间已很晚了，我说： “明天是元旦了，我们回去要把《第二次握手》及作者的冤情向领导汇报。我们希望放张扬出狱。如果不放，我们除发内参外，还可能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歌颂周总理的好书，而作者张扬至今仍被关押得不到平反的消息。书记表示考虑我们的意见。 元旦那天，我从北京机场回家以后，便将所有情况及所摘的取证材料向主任王石作了汇报。随后，我立即写为《第二次握手》平反的稿件。1979 年的元月 18 日下午，长沙特别监狱（关死刑犯人）的铁门终于打开了，骨瘦加柴的张扬从那里缓缓走了出来。同时，报社接到了湖南省委打来已经释放张扬的长途电话。元月 20 日的《中国青年报》一版刊出了为《第二次握手》平反的消息。元月 23 日，当出版社另一名编辑李硕儒接张扬来北京，我与小邝到火车站接他时，三双手是握在一起的……他的手滚烫，一量体温摄氏 40．5 度。原来，几年的监狱生活把他的身体给搞垮了，严重的胸膜炎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当时，报社为他平反，出版社要为他出书。接他到北京来，是让他尽快修改《第二次握手》的书稿。现在，首要的是使他恢复健康。于是，很快把他送进了结核病院。医生从他胸腔里抽出四盐水瓶的血水脓水后，他铁青的脸才慢慢有了活色。然而，病情垂危的张扬住在医院里，湖南方面虽然放他出狱，可并没有给他在政治上平反和安排工作。他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月薪也只有几十元，在经济上，她对张扬几乎拿不出分文。为了抢救张扬，报社领导与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双方商定替张扬交付住院费用。邝夏渝、李硕儒和我几乎是每天轮流去医院护理张扬，给他带点吃的，再讲些现实生活的大事及中央精神（因他在狱中关了 4 年多，对外界情况不了解）。记得，当我从书包里掏出家里仅有一两左右的香油时，他拉着我的手哭了。后来提到这件事时，张扬仍很激动。 过了一段时间，张扬的病情稳定并开始好转，《中国青年报》上再次发表了《要有胆有识保护好作品》的调查报告。然而，湖南有关方面仍有一些同志坚持极左的一套。看了报上有关张扬平反过程文章后，有人向耀邦同志写了《中国青年报记者把反革命分子张扬捧上了天想干什么？》的告状信。耀邦同志立即在这封信上批示：“转中国青年报同志阅酌——胡耀邦，5 月 17 日。”耀邦同志对报社的信任使我们很高兴，我们继续为《第二次握手》的平反作宣传。然而，又有人将那封告状信送到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等同志手里，耀邦同志那里又收到了第二份。告状信约有八千字，信中把《第二次握手》撇在一旁，只字不提，却在其他方面，把作者张扬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同时声声讨伐记者丧失立场为反革命说话等等。这时，团中央除收到湖南省发来的告状信外，给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等的信也转到那里。团中央书记处过问此事，中宣部也派人来报社。问题又变得麻烦了。命运才有转机的张扬一下子又危在旦夕。中宣部的信是这样写的：中国青年报编辑部： 公安部转给胡耀邦同志一封湖南省公安局四同志的来信。耀邦同志批示，让我们“同《中国青年报》共同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现将此信转给你们，请你们核对信中反映的情况，准备意见后，争取本周来我部共同研究一下。 鉴于青年出版社已决定出版《第二次握手》、北影也决定改拍成故事片，请你们向青年出版杜和北影打个招呼，先不忙于出书和拍电影，待讨论后再定。 此致 敬礼 中宣部 1979 年 5 月 29 日 这时凭我直觉，报社有些人严肃起来了，他们可能担心平时傻里傻气的 “小顾”会不会在湖南调查中有失误。为准备去中宣部的发言，王石连夜翻阅我所摘录的张扬案卷材料。我和邝夏渝陪着报社与出版社的领导，向中宣部领导及新闻局整整汇报与讨论了一天，终于驳回了湖南的诬告信。随后，报社决定连载《第二次握手》。由我将 24 万字的小说（张扬病中修改、增补后的新稿）缩写成 6 万字，分成 30 节，各节上下有纽扣相连，在报上刊出。连载大受读者欢迎，到处抢购报纸，上海街头邮局的玻璃都被挤破了。 后来，《第二次握手》出了书，被搬上了银幕，作者张扬也成了一时红遍文坛的作家。有多少家报刊抢着报道，多少人挥笔，文字激昂……也有许多朋友劝我，让我写文章或是去应邀作报告，我当时都拒绝了。我已得到满足了，因为书的问世出版，作者的平反出狱走向文坛，这都足够说明：对它，我神圣的编辑职责已经完成，应让自己更多的时间去关心另一本书稿或是更多的书稿了。 是的，我和《第二次握手》的故事早已过去了十几年，我早已调在一家出版社专门编书了，每天、每晚都是与书稿作朋友，与书的故事已经能编出几大车了……但是，最能引起我回忆的还是《第二次握手》。这种感情，我想，亲爱的读者会理解的。你说对吧？朋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