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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后出版过十几部诗集。我写作起步是极为平常的。 中学时代，是人生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此间，心理上、生理上都会明显地发生一些变化。摘下红领巾而向往团徽的少年，不再一味地贪玩贪吃，经过有意无意地选择，有了相对稳固的爱好。我就是在 13 岁升入初中之后对文学产生了兴趣的，其浓厚的程度，足以称之为“爱”了。此前，我对玩具（淘孩子耍弄的木枪、弹弓、玻璃球等等）及甜食（馋孩子愿吃的糖块、冰棍、糖糊芦等等）的迷恋，都只能算做喜欢，——那还远不是爱。至今，我只经历了两种爱：一是对文（创作）的爱，一是对人（异性）的爱。爱，是奇异的，既可产生力量，也能产生智慧。其实，爱“文”颇有点像爱 “人”。在一个并非预先安排的什么场合，偶见对方，觉得目光一亮，觉得心中一振，于是就有点不由自主了。爱是一种感情，用理智常常说不清楚。 我爱好创作似乎是从喜好语文这门课程开始的。由喜欢语文，到看重作文，继之发展至爱好创作，这中间有着极为自然的联系。 父亲是个体手工业者，缝纫机夜以继日地嚣响，家庭绝少文化气氛。地处矿区的学校刚刚建立，学生的课余劳动就是在荒坡和沼塘中开拓做为一个学校必有的操场。我文艺学习的客观条件之差不难想见了。直到初中二年，才偶然从同学手里借到一本叫做《萌芽》的文学月刊，我立即被它图文并茂的编排吸引了，继而被它丰富多彩的内容打动了。爱不释手！但，我的家长却对一切报刊怀有偏见到了生厌的地步，爸爸脑子里有一条“学而优则仕” 的古训，他盼望自己的独生子能埋头寒窗苦读，升高中，上大学，将来好干点体面的工作，“望子成龙”心切，竟然把课本以外的所有读物一概视为冲击学业的闲书。我知道，若向大人伸手要钱买刊物，那无疑是自讨没趣。于是，我就利用课外时间拣废铁，积少成多后卖掉，凑足两角五分钱，而后步行 100 分钟，到市中心的报刊门市部云买《萌芽》。交通车是很方便的，但腰包里没有那可供方便的 8 分钱。即使富余了几枚硬币，也不敢挥霍，还要防备下月不足之用。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眼看刊物就要到了，却怎么也凑不够钱额。万般无奈，也是急中生智，我斗胆把家中夏日闲置的炉盘和炉盖子偷卖了，然后，踏着 7 月的泥泞，开始了又一次愉快地跋涉，完全忘却了后果。冬天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在需要炉子发挥作用时，我的“窃行” 被发现了。这才感到大事不好，以为痛骂伴随的痛打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想，在我如实招供，并出示了几本用报纸精心包皮的《萌芽》之后，爸爸并未动雷霆之怒。第二天，反而塞给我 3 元钱，允许我去订一份自己喜爱的刊物。就这样，我拥有了一份邮局每月如期送到的《萌芽》。我喜欢这个名字，读来亲切。我也是萌芽，它带给我阳光雨露。我用心地读那小说，那诗歌，那评论，我对文学的爱好，也就在这一片诱人的新奇中舒枝展叶了。《萌芽》的封二是名曰“青春火焰”的栏目，诗配画，总发着一首很有时代激情的诗。每当我翻开刊物，首先看到的便是诗，然后才是目录，才是其他各种文学内容。后来发生了导致万木凋零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表现在我的生活中，最直接的损失是从此少了一本叫做《萌芽》的刊物，令我痛心！ 写东西是这样开始的—— 从老师手中借来《中国文学史》，摘出其中举要的例作，与志趣相同的同学叫着劲地背诵。为此着实废过寝，也忘过食。接触多了，手就痒了，竟胆大妄为地仿制起来。四行的，八行的，参差不齐的长短句，用以混充绝句、律诗及词。记得有一次老矿工来校做“忆苦思甜”报告（当时用这种形式对师生进行传统教育是颇为时髦的），台上血泪汹涌地控拆旧社会，台下爆发出阵阵雪鸣般的口号声，群情激昂，收效甚佳。会后学校照例布置每个学生都要写感想，然后以班为单位出墙报。动笔时，颇感为难，类似的体会写过若干，小脑袋里那几个词儿已重复烂了。异想天开，我居然拼凑了四行短句： 矿工宿无房，／挖煤饿肚肠。／老板住高楼，／酒肉臭满堂。 里边没什么感想，只是存心卖弄一下自己的“诗才”。贴到了墙报上，居然也有喝彩之声。一个孩子的心因无知和幼稚而容易陶醉。沾沾自喜中竟以为自己已掌握了诗的要领。在我当时的眼睛里，这几句不伦不类的顺口溜，大约可以同李白的《静夜思》媲美了，行数不比他少，字数也不比他少，仿佛当今这个姓李的完全有资格同两千年前那个姓李的比高矮了。从此，见什么写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信马由缰地写，随心所欲地写。好在这种浮萍般无根的颠狂没持续多久，我的注意力便转移了。从书本上、刊物上接触到了新诗，知道了一批当代诗人的名字，又零零碎碎地读到了他们的一些作品。于是改弦更张，始弄铺排的文字，遂又依葫芦画瓢写得天昏地暗。仿古时与人赛短，以为诗越短则越精；摹今时与人赛长，以为诗越长越见水平。这么不可阻挡地折腾了一年，终于悟到了一点文学起码的特征。暑假，我回故乡探亲，在凝芳滴翠的恬适中有感，写了小诗一首，题为《野读》，全诗如下： 手捧一卷书，／身倚河边树。／缰绳交给大自然，／绿草甸上，任黄牛信步。／脚下闪亮的河水，／不曾流入我的双目。／昆虫与飞雀的交响，／不曾打断我的思路。／偶尔，一只闲逛的蚂蚁，／悄悄攀上手中书，／我连忙弹去——／这与内容毫不相干的“插图”。／从打草人来到人走，／连换几次背荫处。／峰头朝霞变晚霞，／牵牛踏归途…… 这首小诗算座分水岭，它的意义在于试图用形象说话了。从只知胡乱涂鸦到初晓艺术规律，是个进步。自孩提时就爱好创作的人，大抵都有过一段 “小狂徒”的经历。这“狂”虽非好事，但与此相关的“自信”却是创作中至为珍贵的心理因素。 1967 年夏季，为躲避武斗之灾，我回到故乡。那场在“轰轰烈烈”气氛中“深入开展”的运动，自然也波及并震荡了毛道两侧的田野和村庄。但比起被枪炮打穿、坦克碾碎的城市生活，又显得平静许多。我基本上靠着两样事情打发时光。大量的读书，姥姥家的书，小学校的书，前后左右可能借到的书，一概狼吞虎咽地读。在浩劫正甚的当头，要想找到一本有价值的书，其难不亚于大海捞针。在朋友手中借到一册何其芳的《读诗和写诗》，如获至宝。直到今天，我还尊崇和信奉何氏的某些见解。除了读书，就是习作。那摇笔的冲动简直不可遏止。听了点传说也写，看见个场面也写，一味地写！写！写！那时对诗尚存在不小的误解，以为它形式短小灵活，不需要太深的功夫。我曾在一本随笔的扉页写下一句话：“日历论篇，诗也论篇，——我天天写诗！”可见我当时的那股子狂热。 乡村的晨昏是很美的，我触景生情地写了些分行物，写完寄回城里，请一位曾在报纸上发表过诗作的工人作者提提意见，很想从“行家”那儿听到几句鼓励的话。不久，他复信劝我切莫再这么写下去，因为这类东西容易产生影射之嫌。自己重读一遍，也觉紧张，倘若有谁用当时流行的批判招法，像对《燕山夜话》那样上纲上线，指斥小诗攻击“文化大革命”将易如反掌。惊悸之余，忍痛划着一根火柴，把“景”与“情”一并化为了灰烬。本子烧掉了，好在脑袋没有烧掉，还零星地记得其中一些。那《晚霞》中有这样几句： 弦月探头，将夕阳追赶，／夕阳吓红了胖脸，／沿着西天坡，拼命逃窜，／一轱辘，滑下了地平线，／随手把身后的云，／化做了火海与火山。／弦月唤来了夜神，／抖开了巨大的黑幔，／尸一瞬，就扑灭了漫天燃烧的烈焰…… 《早晨》是这样的： 晨，那个朝气蓬勃的晨，／在杨树林那面的沙场战胜了夜神，／厮杀中，举起朝霞染血的旗帜，／用一轮红日，宣告胜利的进军！ 《夜露》是这样的： 为了监视漆黑的夜晚，／你诞生并睁圆了泪眼，／黎明后，含着一个太阳，／溶入了草木的脉管。 后来，忆及这一桩往事，感慨万千，曾写下一首小诗为纪，题曰《焚》： 我焚烧诗稿。在一个暗夜——／焚烧我的年华，我的心血。／火光，烤热了我的泪光，／一页景，一页情，化做只只黑蝶，／乘着野外闻讯赶来送葬的凉风，／飘起，又落下，沉寂在心惊肉跳的世界…… 离开校门上山下乡，成为了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岁月混浊，远离父母的日子清贫和艰难自不必说了。繁重的劳动带来了苦累，同时也带来了些许欢愉。青年人有足够的汗水，肯流。只是一入冬，那白雪覆盖、朔风簇拥的寂寥，令血气方刚的青年人难以忍受。于是，有的去打架，匹面八方寻衅闹事；有的去偷鸡摸狗，聊补无米之炊；有的则是足不出户地搞恋爱；无奇不有。而我，还是摆脱不了文学的死死纠缠，仍旧习诗。在睡觉须戴棉帽子的、冰窖般的寒屋中，在自己呼出的气体打湿眉毛的油灯下，苦吟苦写。如果说以往在学校里生活是个问题，眼下则不存在了，艰辛中的一切全成了创作的素材。我那时的诗中只有一个主人公——知识青年，只有一个背景— —连绵起伏的深山，只有一个内容——泼汗洒血的拓荒耕作。我以《深山创业》为总题，写下了一批诗作。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生产有罪的年月，我并非自觉地歌颂了春种秋收的劳动。我别无选择，因为我所见所闻只能派生出这些汗味茧质的灵感。 后来，我调回了城市工作，庸庸碌碌地随波逐流几年。在那身不由己的时候，诗笔始终陪伴着我。日子似乎并不比在农村快乐多少，倒是时常恋恋地忆及过去那单纯、明净、苦乐相间的生活。因此，我的诗思还总围绕着“深山创业”的线索蠕动着。不停地写，不断地发。相当长的一段，我是在满足中渡过的。——写得出来，发得出去，由市里到省里，再到中央一级的报刊，自觉还过得云。 这样头不抬眼不睁地写到了 1976 年秋冬之际，当时，刚刚清除了“四人帮”，包括文艺在内的许多领域还在几近毫无改观的禁锢之中。不知是受了什么启发，还是得到了什么暗示，反正一个蓄谋巳久的念头在我心里犹犹豫豫地突然强烈了起来。我鬼使神差地向自己友问：“喂！写几首爱情诗怎么样？”“文化大革命”搞了 10 年，而爱情题材在文坛消失已不止 10 年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爱情，艺术中普遍没有，真是荒谬得可以。欠缺应该弥补。但由于条条框框作怪，平日只能若隐若现地遗憾着，没有勇气诉诸文字。这时受到形势的鼓舞，终于动笔了。仍是深山的背景，仍是创业的人物，但他们不再仅是生产工具般地埋头苦干了，他们在劳动之余，有了必有的爱情，有了必有的婚姻。创作的冲动平息后，我忐忑不安地向许多师友征求意见，深恐有失。恩师臧克家在《谈李松涛的诗》中特意写到了当时的情形：“爱情诗，呼之不出。松涛来了长信，信内附有他实践的作品数首。我回信大赞其成。”几经波折，组诗在 1977 年《文汇报》上发表了。这是全国最早的表现爱情的诗。空谷足音，顺理成章地引起了反响。组诗的责任编辑罗达成先后转给我几百封读者来信，大家为又一个死硬的禁区被突破而表示喜悦。不久，为了我的一组爱情题材的诗如何发表，身为《诗刊》主编的李季同志出于慎重，将稿子在手中存放多时，并送给了顾问张光年同志审阅。他带病参加了编辑部的会议，讲了自己的想法，又专门同我谈了一次，建议把其中一首《山路情》改做了《在山路上》。1977 年第 12 期《诗刊》终于发出了这第一首爱情诗。之后又在其他报刊陆续刊载一些。以致我的处女集《第一缕炊烟》中有一少半是爱情题材。现在回过头采，从艺术角度看看那些东西，不待别人说什么，自己就先已脸红了。然而就是这种远非纯情诗的问世却经历了远非诗的遭际。十余年后，在爱情题材多得数不胜数且佳作叠出的今天，蓦然回首寡情少爱的当年，不胜感慨之至。我虽然再也写不出爱情诗了，但我满怀深情地看待它的繁荣。 闯禁区，如同攻打堡垒，是需要勇敢的。可能胜利，也可能阵亡。我想说：在艺术的探索中，动脑和动笔时是需要一点无畏精神的。但愿我们日后的生活中，在一派健康的氛围里，不再有什么题材非得艺术家们用生死悠关的抵押去展开行动。 我爱好文学创作大致经历了这么两个阶段。一是从盲目摇笔到初解诗为何物，二是从一味木写到思索先行。第一阶段宣告开始入门了，步上了一条可谓“大方向”正确的道路，第二阶段说明开始走向清醒了，使自己的劳作具有意义。 先前，极恐自己的诗与别人不一样；现在，又甚怕自己的诗与别人一样。我想，这“恐怕”之间大约可以译出“追求”二字来。 ——我就是这么“爱”过来的。 搞文学，皆因爱文学。但爱，不是一厢情愿的。相识了，相恋了，乃至结婚了（海誓山盟至死不渝）。后来却发现，日子过得并不美满。但有人不肯调整生活方式，于是就不死不活地对付着打发光阴。有人来得干脆，索性离婚。文学如是，或佯人一生，或伴人一程。诗之路，狭窄而又崎岖，且拥挤不堪，挤不过别人，就得掉队。为数众多的人走不下去了。诗途没有终点，却处处都是终点。人活着，就不易，更何况从事带有“创”字的事业。搞文学，淘汰率高，落伍是经常而正常的。 我在小集《凝固的涛声》后记中曾说过这么一段感触良多的话：“我的故乡，地处山海关外的辽北平原，我自小就对地平线不陌生。它是那样神奇，总在你的面前做生动而亲切的呼唤。古今中外杰出的诗人以自己优秀的劳作，构成了我追求的地平线。我深知，那是一条我永远也无法企及的风景线。但它横亘在我的眼前，刺激着我的向往，并历尽酷暑严寒而魅力不减。而我，先是受着兴趣的鼓舞，后是受着责任的驱使，执拗地朝它奔去——我断言，自己可能开始是跑，继之是走，而后是爬，最终累得连目光也寸步难移之时，却依旧未能抵达那灿烂的目标。但，追求过了，奋斗过了，也就算在世上生活过了，至死不憾！” 参天大树无一例外地都有过萌芽时期，然而，并非所有的萌芽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诗于我，依然是萌芽的向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