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郑和船队的后裔中国人在这里留下烙印
    李新烽
    乘船回到拉木城已经是下午3时。船未靠岸，我就看见美国商人惠勒和宫殿宾馆的副经理站在码头迎接我们。惠勒一边拉我上岸，一边说，这几天他一直在为我担心，惟恐我出现什么差错，毕竟我是孤身一人深入孤岛，“见到你我就放心了”，惠勒诚恳地话语让我感动不已。
    一回到岛上，陪同奥马里就跑去找阿利，我在西游村遇到的老人萨利姆的孙子。阿利告诉我，他来拉木城是为了学习，可是后来钱花光了，他只好找了份在船上帮工的活儿先干着，等挣够了钱再说。谈起郑和船队的事，他说：“时间太久了，帕泰岛上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这个故事，只知道一个大概。”不过，我的来访使他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说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弄个明白。
    为了抓紧时间搜集资料，这天下午我又来到了拉木城的博物馆。走进博物馆，看到最多的是瓷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一大部分是在拉木出土的中国瓷器。在参观中，我看到有一组中国瓷器的说明写着：14至18世纪，中国瓷器在拉木非常流行，中国人用瓷器来换象牙和黄金。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特别向我推荐了一个中间带花纹的大青瓷盘子，据说敲击这个盘子，它能发出悦耳之声；不仅如此，传说这个盘子还能测试毒素，如果把有毒的饭菜放在里面，盘子会自动破碎。另外一组包括中国古钱币和筷子在内的实物，似乎更能说明拉木与中国的联系。在我离开博物馆的时候，特意又留心了它的介绍：拉木岛是斯瓦希里语的发源地，深受阿拉伯、印度、中国文化的影响。
    出了博物馆，我一边琢磨这句话，一边开始仔细品味拉木城。我发现，拉木城里的建筑跟中国的建筑很像。而随处可见的双层饼和五加里粥（即玉米面粥）更是让我备感亲切，因为它们的味道，我实在太熟悉了。一本关于拉木饮食的书中介绍说，拉木岛上不少食品的制作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中餐的成分。
    除了这些，被誉为拉木岛上手工艺品之乡的马汤多尼村也说明了中国对拉木岛的影响。这个村子以制作小型木舟和编织各种草垫、草篮闻名，有人说，他们的编织技术是很久以前中国人传下来的。我发现他们编制的篮子跟我在帕泰岛上见到的一样，这些篮子主要是人们下地干活时背的，有的也放在家里当容器。
    逛完拉木岛，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遥远的“中国风”为什么能够如此强劲地吹到东非沿海一带？
    我翻阅了很多资料，整理了自己的思路，觉得拉木岛之所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除唐朝“丝绸之路”的间接影响、郑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到帕泰岛上中国人的影响造成的。当年郑和船队意外留在帕泰岛的船员中，可能不仅有水手、厨师、医生、文人，还有各种手艺人，这些人不仅随船带来大量中国瓷器、丝绸等贵重物品，还在与当地居民的长期共处中，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留在了那里。
    另外，拉木岛与帕泰岛近在咫尺，人员往来频繁。除为生计直接来往于两岛之间外，中国人无论是主动南下寻找自己的船队故友，还是被迫离开帕泰岛去其他地方谋生，拉木岛都是必经之地。中国人的往来必然在这里留下烙印。
    对郑和下西洋的采访结束了，但有些问题却久久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目前，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基本上有以下5种观点。
    “贸易说”认为，明朝立国之初，承袭元代重视对外贸易的传统，不仅在太仓、泉州、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明成祖登基后，更是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命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就是为了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将对外贸易推向高峰。“朝贡说”指出，明朝廷贪图“居临天下”的虚名，命郑和船队出征是“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吸引海外朝贡，向世界昭示其富裕强大，进而聚敛天下奇物珍玩。“邦交说”认为，郑和下西洋前夕，东南亚一带局势动乱不安，反明势力活动猖獗，派遣使节是为了以怀柔手段和“厚往薄来”的邦交原则，加强与海外的联系，借以安定国内外形势，提高明成祖的声望。“惠帝说”认为，朱棣在刀光剑影中夺取皇位后，惟恐惠帝夫妇未被南京城内的那场大火烧死，流亡海外，“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是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动因。“长颈鹿说”则认为，郑和船队远航非洲是为了寻找长颈鹿的故乡，因为他们在孟加拉看到长颈鹿后，误以为是贵重、吉祥的野兽“麒麟”，是皇恩浩荡的象征，而当获知长颈鹿原产地是肯尼亚时，便不远万里，远航寻觅。各种说法各持一端。
    其实，促使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尽管动因错综复杂，但是有一点明确无误，即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掠夺他人财富，侵占他国领土，而是“宣德化而怀远人”的和平、文明、友好之举。事实证明，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所访国家的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谊与了解，带动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发展，特别是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往来，达到了互通有无、增进了解的目的。而那些由于意外被迫流落海外的郑和船队的船员更是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带到了世界。
    可惜的是，明宪宗成化年间，保守势力占上风，“下西洋”被认为是“劳民伤财”的举动，从此再没有向海外派出船队。
    第二天早上，在离开拉木岛之前，我走进了拉木图书馆。走上二楼，迎面看见一个很大的瓷罐，在寻找郑和船队后裔的过程中，我见到的中国瓷器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再见到它们，我真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在这家图书馆，我翻阅了有关拉木群岛，特别是帕泰岛的书籍与资料。当我带着复印的材料匆匆赶回宾馆取行李时，宾馆的副经理正提着我的行李在门口等我，她笑着说：“是出发的时候了，再不走就要误船了。”热情、纯朴、好客的拉木人再次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
    当我离开拉木岛时，激动的心情取代了来时的忐忑不安，我为此行的顺利与收获感到浑身轻松。当我与新结识的朋友们挥别时，我的脑海中闪现出这样的念头：郑和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还会回来，向人们讲述这里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