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里画方”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一种传统的绘图方法，目前除了绘制于宋代的《禹迹图》外，其余使用这种方法绘制的地图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以往的研究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并给予这一方法和使用这种方法绘制的地图以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就将中国的“矩形网格”（即“计里画方”）与西方的经纬方格相比照^[1]，王庸则将“计里画方”等同于“分率”（即比例尺），胡邦波认为“这种我国古代地图学传统的制图方法, 在世界地图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计里画方）具有方位投影和按比例缩小的性质，所表示各地物之间的距离是水平直线距离，符合西晋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提出的六项制图原则——‘制图六体’”[2]。
    不仅如此，按照以往的观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是一部绘制准确性不断提高的历史，因此采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因其准确性，往往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最为典型的就是明代绘制于嘉靖时期的《广舆图》，其本身不仅在此后衍生出至少六种版本，并且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中期出现了大量以《广舆图》为基础绘制的地图或者地图集，如：
    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汪作舟的《广舆考》，其显然系摹绘《广舆图》而作，全书编次和舆图的形式与《广舆图》基本一致，只是增加了考述部分的文字。明末吴学俨、朱绍本、朱国达、朱国干等人编制的《地图综要》，从编次和图式分析来看，所有地图不仅都以《广舆图》为蓝本，甚至能够看出是以《广舆图》万历钱岱刊本为基础，粗略绘制而成。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是继《广舆图》之后一种较好的地图，但亦不过是对《广舆图》作了增补修订而已。
    此外，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程道生的《舆地图考》以及潘光祖的《舆图备考》等，都显然是采用《广舆图》的材料增损而成。直至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的附图，仍然是以《广舆图》为基础而绘。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绢本彩绘《大明舆地图》也是根据明嘉靖本《广舆图》摹绘的，是目前少见的由《广舆图》衍生的彩绘舆图。可见，《广舆图》影响之广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但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以往的研究将“计里画方”与中国古代地图的准确性、科学性联系起来，但地图的准确涉及到多种因素，如绘图数据，单纯的“计里画方”并不一定能使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另外地图的影响力同样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广舆图》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是否真的来源于“计里画方”带来的准确性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下面即对此进行分析。
    一、什么是“计里画方”
    现存中国古代舆图中最早明确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就是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和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的碑刻《禹迹图》，刻石的时间分别为刘豫阜昌七年（1136年）和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此外，有学者认为已经佚失的西晋裴秀绘制的《方丈图》和《禹贡地域图》也是计里画方的[3]，确实也存在这方面的依据，《北堂书钞》卷九十六“方丈图”载：“晋诸公赞云：‘司空裴秀以旧天下大图用缣八十匹，省视既难，事又不审，乃裁减为《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4]；《隋书·宇文恺传》“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5]。根据上述文献，裴秀所绘地图很可能使用了“计里画方”，不过“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二寸为千里”这种类似于近代比例尺的概念，与“计里画方”之间存在微小差异[6]。
    那么下面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计里画方”？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进行了一些解释，如胡邦波认为“计里画方是在地图上按一定的比例关系绘成方格网, 并以此来控制地图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离的一种制图方法”[7]，卢志良也有完全相同的定义[8]。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定义，古人的定义也大致与此近似，如胡渭在《禹贡锥指》中指出“今按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9]，刘献廷则从具体地图绘制的角度给予解释，即“紫廷欲作四渎入海图，取中原之地。暨诸水道，北起登莱，南至苏松，西极潼关为一图。苦无从着手。余为之用朱墨本界画法，以笔纵横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县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10]。清代的（嘉庆）《溧阳县志》中也有着相似的观点：“《溧阳新志》首列全图，据今封域所作也。县东西百里，南北百五十里，乃旧图东西反三倍，南北真形全失，览者迷。方今先画方格，每格十里，以纸覆之，山川、城镇、方隅距里准格丁列，于晋裴秀所论六体差得大意，惜未获准望耳”[11]。总体来看，“计里画方”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控制网格，绘图时在纸上先绘制好网格，然后将数据按照比例折算后绘入图中。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容易控制地图的比例和方位，因此绘制地图时比不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更容易掌握各个地理要素摆放的位置。不过，将数据按照比例尺折算之后，最终绘图或者复制地图时也可以将网格略去，这一推测存在一些依据，如《广舆图》是计里画方的，参照《广舆图》绘制的《大明舆地图》除了《舆地总图》之外，各分幅图都没有画方，但与《广舆图》相比，两者地理要素在图中的位置大体相同。
    （图1：嘉靖本《广舆图》山东半岛部份；图2：《大明舆地图》山东半岛部份）
    需要强调的是，“计里画方”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并不为舆图绘制所独有，中国古代重要的绘画种类——“界画”和建筑工程图也使用这一方法，而且使用的范围也较为广泛。
    “界画”亦称“屋木”，主要以亭台楼阁及宫室等建筑物为主要表现对象，因绘制时一般须用界尺引线作画，故而得名“界画”或“界作”，界画讲求比例尺，如宋代李廌的《德隅斋画品》中记，界画“以毫计寸，以分计尺，以寸计丈，增而信之，以作大宇。皆中规度，曾无小差”[12]。此外，刘献廷也直接将使用“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等同于界画，《广阳杂记》中记“壬申春日，于茹司马署中，与虞臣卧地看《楚地全图》。图纵横皆丈余，不可张挂，而细如毫发。余既短视，立则茫无所见，遂铺图于地，而身卧其上，俯而视之，楚地全域，见其梗概矣。命虞臣执笔于侧，书身所经历诸水道，所恨者无界画则里至不能详尽耳”[13]。从《广阳杂记》中多处与地图有关的内容来看，刘献廷对舆图的绘制是较为熟悉的，他将用“计里画方”绘制的舆图等同于界画应当没有问题。
    清代保存下来的样式雷图档中也存在大量画方的情况，术语称为“抄平子”，即地形测量，用白灰从穴中基址中心向四面画出经纬方格网（不是经纬度），方格尺度视建筑规模而定；然后测量网格各校点的标高，穴中标高称为出平，高于穴中的为上平，低于穴中的称下平，最终形成定量描述地形的图样则称为“平格”。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计里画方”即是绘图时使用的控制网格，带有比例尺的涵义，但其并不是中国舆图所独有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绘画和建筑工程图中也广泛的使用。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是否比不用“计里画方”的地图绘制的更准确。
    二、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真的更为准确吗？
    “准确”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这里的准确指的是与不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相比，问题也可以转化为：是否使用“计里画方”能使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计里画方实际上只是一种绘图方法，而不涉及到绘图使用的数据，这是以往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和“计里画方”研究中所忽视的。关于计里画方所使用的数据，以往主要有两种观点：李约瑟直接将计里画方等同于经纬网，因此也就是认为使用的是经纬度数据；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使用的是直线距离，如胡邦波认为“它（计里画方）具有方位投影和按比例缩小的性质，所表示各地物之间的距离是水平直线距离，符合西晋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提出的六项制图原则——‘制图六体’”[14]。但这两者都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一）中国古代舆图绘制时是否使用了经纬度数据
    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古代确实很早就掌握了测量经纬度的基本方法（虽然测量经度的方法直至近代才逐渐完善），而且至少在唐代就进行了一定范围的经纬度测量工作，在元代也进行过“四海测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不同，中国没有保存下来一套经纬度数据集，而在西方，早在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等著作中就记载有很多经纬度数据。不仅如此，在西方的早期地图中就清晰表明了经纬度，但中国至少现存的受到西方影响之前的传统舆图中没有一幅体现出其绘图数据来源于经纬度，也没有文献记载曾经为了绘制舆图而进行过经纬度的测量。《明史》中有一条材料可以证明至少明代政府中没有保存这样的数据：
    西洋人汤若望曰：”……今各省差数未得测验，据《广舆图》计里之方约略条列，或不致甚舛也。南京应天府、福建福州府并偏东一度，山东济南府偏东一度十五分，山西太原府偏西六度，湖广武昌府、河南开封府偏西三度四十五分，陜西西安府、广西桂林府偏西八度半，浙江杭州府偏东三度，江西南昌府偏西二度半，广东广州府偏西五度，四川成都府偏西十三度，贵州贵阳府偏西九度半，云南云南府偏西十七度^[15]。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认为，当时并没有为了确定经度而进行测量工作，只是利用《广舆图》所表示的距离数据推测了各省府的经度。试想如果明代政府曾经进行过经纬度测量的话，那么就不会采用罗洪先私人绘制的《广舆图》，用“计里画方”折算直线距离并推算经度了（关于《广舆图》的绘图数据参见下文）。这再次验证，中国古代虽然掌握了经纬度的测量方法，但未能为绘制地图而进行大范围的测量工作。而且即使存在经纬度的测量，也不等于这些数据会用于地图绘制，至少我们在现存传统舆图中看不到这样的痕迹。
    （二）绘图时是否使用了直线距离数据
     与上一个问题相同，中国古代确实很早就掌握了测量高度和直线距离的方法，而且也提出了“制图六体”这种将道路距离折算成直线距离的方法，这一点在各种地图学史著作中或多或少的有所论及，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16]、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17]、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18]等[19]，但是掌握方法并不等于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舆图测绘，而且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这些测量方法在地图测绘中的运用应当极其有限：
    首先，如果是通过测量方向、高度和直线距离来获得绘图数据，也就是要使用“制图六体”的话，那么必须进行大量相对位置的测量，其测量规模可能要远远超过对经纬度的测量，但是在文献中却难以找到关于我国古代进行全面直线距离和方位测量的记载。同时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文献中找不到一套中国古代某一时期可以直接用于地图绘制，包含地理要素之间直线距离以及方位的数据集，甚至也找不到这种数据集的蛛丝马迹。
    其次，对于中国古人而言，除了一些工程之外，大范围、大尺度的直线距离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各种文献、志书中所记录的道路距离反而更切合于实际需要。而且地图绘制的目的在于使用，而不是为了准确，对此李孝聪教授在《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20]中提出“古代中国人的地图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西方人的地图那么精确，但是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余定国也持相似的观点，即“综上所述，我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定量解释不足以明了中国文化中地图的含义”[21]；“‘好’地图并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22]。从现存地图来看，中国存在数量众多的附有大量文字的地图，这些附属于地图的文字中有很多是对地理要素的描述，比如道路的距离、山的高度等等，行人由此可以判断大致需要的路程时间和决定每天住宿的地点，这正是李孝聪所说的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的务实性和实用性。而且还需要考虑成本问题，测量直线距离所投入的用于实地测量以及用于数学计算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要远远多于对于道路距离测量，而这些直线数据并无太大的实际使用价值，因此从成本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最后，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全国总图是由私人绘制的，比如朱思本的《舆地图》、罗洪先的《广舆图》，先不论个人是否有能力进行如此规模的测绘工作，且这些地图保存下来的前言后记中我们看不到他们曾经进行过测绘工作，其中大都只是记录了他们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和参考过的地图。如：
    朱思本《舆地图自序》：
    予幼读书，知九州山川，及观史司马氏周游天下，慨然慕焉。后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繇是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往往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广舆图》中作“建安”）《混一六合郡邑图》，乃知前人所作殊为乖缪，思构为图以正之。阅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皇天一统志》（《广舆图》作”今《秘府大一统志》”），参考古今，量校远近。既得其说，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夫士使于四方，冠盖相望，则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乃合而为一……[23]
    （明）罗洪先《跋九边图》
    某大夫遣画史从余书图，冀其可语此者，因取《大明一统图志》、元朱思本、李泽民《舆地图》、许西峪《九边图》、吴云泉《九边志》、先大夫《辽东蓟州图》、浦东牟钱维《阳》、《西关》二图、李侍御《宣府图志》、京本《云中图》、新本《宣大图》、唐荆川《大同三关图》、唐渔石《三边四镇图》、杨虞坡徐斌《水图》凡一十四种，量远近，别险夷，证古今，补遗误，将以归之，盖再浃旬而就……[24]
    （明）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大序》
    元人朱思本计里画方，山川悉矣，而郡县则非……罗念庵先生，因其图更以当代之省府州县，增以卫所，注以前代郡县之名，参以桂少保萼、李太宰默二公之图叙，广以许论之边图，郑若曾之海图，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法，可谓精意置制，略无异议。但以天下幅员之广，道里无数，则东西南北莫辨[25]。
    因此，以前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测量技术的讨论，并不能证明中国古代地图测绘时运用了这些技术，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很有可能极少使用直线距离，当然并不排除在小区域地图中使用这些测量方法的可能。
    （三）、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时所使用的数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时不可能使用经纬度数据，也没有大量使用直线距离的测量数据。那么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时主要使用的是那种数据？
    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是汪前进，他在《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26]中提出“虽然历史上流传下来大量高水平的地理全图，但迄今尚未找到一份具体用来绘制这些地图的原始数据集，也不清楚古人如何绘制成这些地图”，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明显，但在之前中国古代地图史研究中被忽略的一个问题。作者通过分析认为《元和郡县图志》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就是用于绘制地图的，并认为这是一种极坐标投影法，而且这种绘图数据和方法不是孤立现象，为中国测绘史上所普遍采用。虽然该文并没有彻底解决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问题，比如两点间的道路距离在绘图时如何转换为图上的直线距离，但却为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本人以这一思路为基础，对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广舆图》进行了分析，最终的结论即是使用地理总志和方志中记载的道路距离和四至八到，在绘图时直接将道路距离表现为直线距离，完全可以绘制出与《广舆图》相似的地图[27]，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到《禹迹图》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之间的关系[28]。
    总体来看，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即中国古代的全国总志（可能还应当包括方志等）是传统舆图（主要是全国总图和政区图）绘制的重要数据来源。
    再结合到计里画方，其实就是将各种志书中所记录的道路距离和方位距离按照比例折算，然后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制为地图。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的准确性。
    （四）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的准确性
    实际上，数据类型已经决定了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就现代意义而言，是绝对不准确的。不仅如此，这种绘制方法所使用的不是某一地理要素的绝对位置数据（经纬度就是一种绝对位置数据），而是一种与周边大量地理要素相关的相对位置数据，如某县与所属府州的位置关系、与周边各县的位置关系，同时由于是道路距离，因此数据之间必然存在大量的矛盾。这种误差就不是方格网可以控制的了，而且古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记：“自晋頠作‘准望’，为地图之宗，惜其不传于世。至宋朱思本，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准望’之遗意也。今之《职方图记》，即用此法，非此则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然其事甚难，至十里一方，则竟无从着手。四至八到，方方凑合，求其毛发不爽，难矣。今之舆图，奉旨所写，如此已足。彼若为界画，是自穷之术也”[29]。从这段叙述来看，用计里画方来绘制地图，由于对数据精度的要求更高，因此数据之间的矛盾更是层出不穷，甚至刘献廷最后感叹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绘制地图是自寻烦恼。
    在《广舆图》中存在这样的典型例证，即《北直隶舆图》中永清与东安之间的位置关系。《北直隶舆图》将永清县绘制于东安县的东侧，而实际上应当绘制于东安县的西侧，但两者的位置关系，文献中有着明确的记录：永乐《顺天府志》卷十二“大兴县”下载“南至东安县界门家庄六十里，自界首到东安县治九十里，共计一百五十里；至寺垡店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永清县治四十里，共计一百六十里”，仅有这条来看，东安县和永清县都位于顺天府的南侧，只是永清县稍远；同卷“永清县”条下载“东至东安县北隐村界三十六里，自界首到东安县治一十二里，共计五十里”；卷十四“东安县”条下载“西至本府永清县界横亭村一十二里，自界首到永清县治三十八里，共计五十里”，由此很容易判断东安县位于永清县的东侧。
    《北直隶舆图》中错误产生的原因，正是来源于对于相对位置的处理，以及极坐标投影法中要求县级政区的定位首先应当考虑符合与上级政区的相对位置关系数据。据此可以大致推测这一错误产生的原因：即东安县位于顺天府以南150里，但又位于同属顺天府的固安县东南100里，因此将东安县绘制于顺天府以南偏东一些；而永清县的定位首先要符合大兴县（顺天府）以南160里，但又要符合位于霸州东北60里，而按照绘制顺序霸州在图中已经定位于大兴县正南，因此将永清县标于霸州的东北，由此也就位于大兴县的东南而不是正南。因此造成本应位于东安与固安之间，东安县西侧的永清县，被标于东安的东南[30]。
    图3：嘉靖本《广舆图·北直隶舆图》中的顺天府部份
    不仅如此，如果将《广舆图》与其它一些没有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如《杨子器跋舆地图》、《大明混一图》相比，其实很难判断几者中哪一幅绘制的更为准确！
    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计里画方”在中国古代舆图绘制中使用的并不广泛。刘献廷提到“紫廷欲作四渎入海图，取中原之地。暨诸水道，北起登莱，南至苏松，西极潼关为一图。苦无从着手。余为之用朱墨本界画法，以笔纵横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县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31]，这既是一旁证。而且，如果计里画方是一种常见的绘图方式的话，那么明末以后对于《广舆图》也不会给予那么高的评价了，对于《广舆图》的推崇恰恰说明在明代后期“计里画方”的方法已经不太为人所知，或者使用的并不多。而且，从当前保存下来的传统舆图来看，无论是在全国总图，还是区域、专题图中，使用计里画方的并不多。而且甚至到了清代，在各种区域图和专题图中计里画方使用的也不多，当然这也可能与地图的性质有关[32]。王庸对此也有着相似的观点：“仅仅按分率画方的制图方法就并没有为一般官府的绘图工作者采用，直到清代，一般官绘地图还是画着山水画的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不但没有什么改进，亦不画方，还比裴秀、贾躭等古地图幼稚而落后了”[33]。
    （五）、《广舆图》影响力的来源
    经过上文分析，应该可以认为单纯使用“计里画方”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而使用“计里画方”的《广舆图》本身也是很不准确的，而且由于绘制时使用的是道路距离和“四至八到”，因此绘图者以及使用者实际上对于这种不准确性是非常清楚的，甚至也难以说这幅地图比当时明代流传的其他舆图，如《杨子器跋舆地图》更为准确，那么由此就可以认为，《广舆图》在明代以后的巨大的影响力应当不会来源于其绘制的准确。
    这一点也有着一些旁证，因为后世以《广舆图》为基础绘制的很多地图并没有在意该图的准确性，而是随意的进行变形、修改，如明新安朱绍本、吴学俨、朱国达、朱国干等编制的《地图综要》，虽然以《广舆图》为基础，但是从总体绘制技术来看，则较远《广舆图》粗糙。以《天下舆地分里总图》和《广舆图的》《舆地总图》相较，虽然都是“每方五百里”，但不仅海岸线失真较大，而且河流的走势也有失真，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河流，地名的标绘也不准确。由此来看，《地图综要》与《广舆图》只是形似而已，作者并没有刻意的去遵从《广舆图》的“准确”[34]。甚至《广舆图》一些后期版本也是如此，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季源刊本，就将《舆地总图》中画方的纵线和横线任意减少了一半，但仍注为“每方五百里”。显然，《广舆图》的准确性，并不是他们所真正在意的。即使是后来影响较大的、评价较高的万历本《广舆图》也不是对嘉靖本的“复制”（增加了表示城市位置的符号），某些局部存在明显差异，如福建部分，福州（图中标为福建）与兴化府以及泉州的相对位置，泉州与漳州的相对位置。如果“准确性”是《广舆图》影响力的来源的话，就不应当出现上述现象。
    实际上，也许广舆图的影响力是来源于其载体形式，因为与当时以及明代前期的地图不同，《广舆图》是刻版印刷的，可以大量出版，而且翻刻也比较便利，易于传播，而这是之前其他明代全国总图所未有的。一个与此相似的例子就是，宋代《华夷图》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是因为与之存在密切关系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收入在刊刻发行的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中。
    三、结论——兼论以往对中国地图学史的错误构建
       总体来看，首先“计里画方”这一方法并不为中国古代舆图所独有；其次，由于数据的问题，“计里画方”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只是能在绘图时更好的控制地理要素的空间布局，而且这种方法也并不能代表地图绘制的准确与否；最后，“计里画方”在中国古代舆图中使用的并不广泛。综上而言，计里画方只是绘图（地图、图画、工程图）时的一种方法，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以往对其的评价显然过高了，同时使用“计里画方”的《广舆图》并不准确，其影响力也并不源自“准确性”。
    由此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上文的分析实际上并不复杂，很多现象其实一目了然，但为什么以往的地图学史的研究对此视而不见？要解释这一问题，就需要剖析以往中国地图学史构建的基础。
    从中国传统舆图研究的开创者王庸开始，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好”与“坏”的判定标准明显受到近现代地图追求“科学性”、“准确性”的影响，也就说一幅“好”的地图在绘制上要“准确”，而这一判断标准对于中国古代舆图研究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对于单幅舆图，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地图的“数理要素”，即比例尺和图例以及绘制的是否“准确”，并由此确定其在中国古代地图史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分期基本上是以在“科学性”和“准确性”方面具有突破性的地图或者理论的出现作为标志，王庸的《中国地图史纲》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节《地学》中对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描述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后来大量地图学史论著也都没有超过这两部著作定下的基调。这样一来问题就清楚了，对于以往构建于地图绘制是对“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追求这一基础之上的中国地图学史而言，“计里画方”类似于今天的“比例尺”，显然体现了对“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追求，因此也就被认为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实际上，以往构建的这种地图学史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误解：
    第一，误解了地图的绘制目。
    地图的绘制目的是为了使用，这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前很多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者将地图的绘制目的误解为是为了准确地反映地球地表，如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一文在摘要中提到“但是地图学是一门实用学科,过分强调地图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会淡化地图的特征,地图史的研究不免会失去研究重点”[35]，仅从这句陈述中就可以看出，韩昭庆虽然认为地图是实用的，但“艺术性”和“文学性”似乎并不包括在实用之中，而且从后文的叙述来看，韩昭庆所强调的实用是建立在对于“准确性”表达基础上的，但在全文中作者并没有对地图的实用进行明确的定义，因此可以推断她混淆了地图的表达手法之一和地图的绘制目的，也即将实用等同于准确地再现地球地表。又如辛德勇《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一文提到“前面对‘制图六体’内容的分析表明，所谓‘制图六体’，阐述的是中国古代制作任何一种地图都不可或缺的基本工作程序原理。换句话，只要能够称之为地图，那么，它在制作时就不能逃避这些准则。前面曾经谈到，裴秀在《禹贡地域图》的序文中，指斥其所见‘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其实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说法。完全没有‘分率’和‘准望’，就根本不可能绘制出地图”[36]。从这段叙述来看，作者显然将地图定义为按照某种科学方法绘制的能准确地反映地球表面的图像，而不具有这种科学方法的图像就不能称之为地图。
    但不准确的，也即没有“分率”和“准望”的地图也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否则就无法解释留存至今的明清时期绘制的大量运用于实际的河工图、运河图、海防图、边防图，因为这些地图绝大部分即不讲求准望的正确，也不讲求比例，更关键的是这些地图的绘制者显然知道他们绘制的地图是极不准确的（甚至在康雍乾时期进行的全国测量之后，这类地图依然占据主导），而且他们确实有能力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毕竟我们自秦汉以来就有着发达的数学和测量技术。
    有学者可能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果地图绘制不追求准确的话，那么如何区分地图与图像（图画）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很简单，区分图像与地图是我们近现代人的看法，那么古人是否存在这样明确的区分呢？可能是没有的。
    而且，如果“准确”是中国古代地图所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么将解释不了下列两个现象：
    第一、中国古代确实掌握了可以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的测绘方法，而且无论是利玛窦，还是清代康雍乾时期在外国传教士协助下进行的大地测量，都将更为准确的地图测绘方法传入中国，但不久之后它们的影响力又逐渐消散。如果中国古代地图史是追求“科学”、“准确”的话，那么就不应当存在这一现象。
    第二、更为有趣的是，与现在看起来更为“精准的”地图存在的同时，那些“不精准”的地图依然广为流传。如与利玛窦传入“科学”的测绘方法以及康雍乾使用西方测绘方法进行绘图的同时，却存在大量运用于实际工作的河工图、道里图、边防图、海防图，而这些地图完全没有受到上述“科学”绘图方法的影响，绘制的极不“准确”。仅就这点而言，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中国古人绘制地图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在他们心目中地图实现使用目的所应采用的技术手段是什么了？显然，“准确”、“科学”并不是这两个问题的唯一答案。
    以上两个现象再次说明“准确”并不是地图追求的目标，至少不是唯一的目标。
    第二、将地图错误的理解为是对世界的客观反映
    很多学者和大多数现代的地图使用者可能都会认为，至少近代以来采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是对世界的一种客观反映，但实际上这一点也是存在问题的。近现代地图也并未将准确作为唯一的绘制目的，很多地图在所谓“准确”的外表下，依然是对不同使用目的的追求，马克·蒙莫尼尔《会说谎的地图》[37]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论述，这里只引用唐晓峰为该书译本所作序言中引用的蒙莫尼尔对地图的简单定义“地图并不是客观地理的再现，它只是一种中介，人们运用它或通过它，引导或获得对世界的理解”[38]。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并不能狭隘的理解为是对“客观地理”的再现，至少应当理解为是一种对世界或者局部地区的主观认识和主观再现。
    甚至Google Earth（简称GE）也是如此，虽然其是建立在卫星影像基础之上的，似乎是对世界的客观反映，但依然可以提出相似的问题，即为什么只能在GE中看到某类地理要素的名称，而看不到其他地理要素的名称？实际上，不加任何人为修饰的GE，只能被称为地球的照片。其实谷歌对于GE的命名是非常有道理的：谷歌还开发有网页版的地图，即“谷歌地图”，在其默认的打开模式中，主要表现有简单的地形、交通网等等，而且附有比例尺，类似于我们今天通常见到的纸本地图，虽然也能叠加卫星航片，但叠加后并不影响原来地理要素的显示；GE则与此不同，如果勾选掉左侧的一些选项，其底图上不具有任何地名、交通线等我们通常地图上所显示的内容，而且虽然有经纬度和视角海拔高度，但并没有比例尺，因此并不是地图。谷歌没有将其命名为Google Map，而是Google Earth，其实就已经清楚的表明了谷歌认为这种纯粹准确表现了地球地形，没有进行人为加工附带有人工元素的照片并不是地图。如同历史学永远不能如实的反映历史真相，地图也永远不可能如实的反映现实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如实再现也不是地图绘制的首要和终极目的。
    第三，“科学”不等于“好”
    以往一再将中国地图绘制史构建于对“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追求之上，主要原因就是认为，朝向“科学”的发展是好的，或者说“科学”就是好的。但问题在于“科学”真的就“好”的吗？或者只有“科学”是“好”的吗？
    从中国古代地图史的角度来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技术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说这种绘制技术对于中国古代而言已经满足了大部分的使用需求，因此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地图似乎是“落后”的，但明末、清代康雍乾时期传入的西方的“科学”的绘图方法并没有被中国所接受，那么就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些西方的“科学”的地图应当并不是那么“好”，至少看不出“好”在哪里，或者说其中的“好”并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接纳。那么，可以说就当时中国社会而言，我们现在认为好的“科学”，在那时似乎并不那么“好”。换言之，“科学”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是基于社会文化等因素。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想我们应当可以彻底摆脱从“科学”角度看待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而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各种背负着试图证实中国古代不落后于西方的责任，而“李约瑟问题”也纯粹成为了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即“科学”并不是中国古代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也不是近代之前所有社会、文化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基于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应该明确：准确并不是地图绘制追求的唯一目标，同时地图也不是对地球客观、准确的反映，而科学不一定代表了“好”，因而有理由认为以往构建于追求“科学性”和“准确性”基础上的中国地图学史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今后我们需要重新构建中国地图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