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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万里长城首先是一道军事防线，它的城墙、关隘、堡寨、敌台，见证了刀光剑影与炮火连天的岁月；同时，长城地处我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错带，因此又成为一条经济、民族、文化的分界线。历经战争与和平的风云变幻，沿线以长城为地理依托和文化载体，积淀为一条绵亘万里的“长城文化带”，北京是其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区段之一。长城自身的兴衰过程、分布格局、关隘交通、建筑遗存，历史上长城沿线的军队布防、重要战事、人员往来等人类活动，长城作为文化符号的巨大影响等，代表了长城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形态，也是体现北京“长城文化带”历史传承与文化内涵的基本内容。 时代变迁：文化载体的营造过程 提起万里长城，人们往往最容易联想到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修筑长城的历史。然而，战国时期的燕国以及秦代的长城主要在今内蒙古与河北等地。北齐天保六年（555年），文宣帝高洋征发一百八十万民夫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北京昌平南口）至恒州（今山西大同）绵延九百余里，这是历史上在今北京地区修筑长城的开端。在昌平区流村、高崖口、老峪沟至门头沟区大村一带，今天仍有长约30公里的北齐长城遗址，保存着高1.5米、宽2米的墙基以及敌台、烽火台的石瓦砾。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的高山峻岭中，也有许多倾圮严重、墙体低矮的北朝石垒城垣与城堡。北齐还曾在平原地区修筑土质长城，大致分布在温榆河南岸、通州城西与城南直至天津武清西南一线。 隋文帝开皇初年，幽州总管周摇整修长城，保护边民免遭突厥侵犯。继隋而起的唐朝无需仰仗长城作为军事屏障，只有少量的建设或沿用。辽、金、元、清各朝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长城以北本来就是他们的发祥之地和战略后方，其间只有明朝需要依赖长城防线。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占领元大都，不久即奉命整修长城。此后，朱元璋把朱棣等诸子封为镇守长城边塞重镇的藩王。永乐年间放弃外长城，燕山一线由此成为保卫北京的前沿阵地。从明初到嘉靖年间，形成了号称“九边”或“九镇”的长城防御体系。北京地区在蓟州镇及宣府镇辖下，今天能够看到的长城，绝大多数是明代所筑。 空间布局：长城文化带的地理依托 横亘在北京北部山区的长城，是以军都山、燕山的天然形胜为基础强化改造出来的一道军事屏障。据统计，北京市境内的长城长度约为629公里，关隘多达70余座，比较著名的有平谷的将军关、黄松峪关；密云的司马台、金山岭、古北口；怀柔的慕田峪、黄花城；昌平的居庸关、长峪城；延庆的八达岭、四海冶；门头沟的沿河城、方良口等。这些扼守山间峡谷或出山口的关隘，既是重要的军事设施，又是长城内外南北往来的连接点。 秦朝时，秦始皇从蓟城出发巡视北方边塞，应该走过南口-居庸关-八达岭一线。元代皇帝春末从大都前往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秋末自上都返回大都，每年至少两度穿行居庸关。到明代，居庸关大道成为首都北京与宣府、大同等西北军事重镇之间的必经之路。沟通燕山南北的古北口，则扼守着从华北平原前往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的咽喉要塞。历史悠久的长城文化带，正是形成于这样的地理依托之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