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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长城文化带的营造动力 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长城搭建了人类活动的舞台，这里发生的政治军事活动、经济文化往来、南北民族交融，既是长城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长城文化带得以持续营造的根本动力。 居庸关、古北口等关隘在交通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使它们成为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时期的鲜卑，十六国前燕的慕容皝，金朝的完颜阿骨打，蒙古的札八儿，明末的李自成，都曾通过强攻或奇袭居庸关取得战争胜利。五代的李存勖，契丹的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金朝末年的蒙古骑兵，元代“两都之战”中的上都军队，明代“庚戌之变”中的俺达所部，都对古北口进行过激烈争夺。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在加强训练、严明军纪的同时，创建空心敌台、增立车营、改进战法，戍边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是长城军事文化创造者的杰出代表。 处于农牧交错带的长城，在和平时期成为南北各民族广泛交往、密切融合的纽带。西汉时期，“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昔日严密扼守的关口成为相互往还的通道，原本为戍守御敌修建的城堡要塞，后来有许多发展为村镇城邑。北宋与辽国彼此以南朝、北朝相称，路振、王曾、沈括、苏辙、欧阳修等作为和平年代的使节，都曾穿行古北口。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彼此融合。契丹在古北口为北宋名将杨业修建杨无敌庙，体现了长城内外民族推崇忠勇之士的共同心理。燕山与长城在古代往往被视为北方“夷汉”或“华夷”之间的民族区域分界线，但文化上的彼此认同比有形的疆界更重要，“一统华夷”历来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各族统治者共同追求的远大理想。 文脉所系：长城文化带的当代意义 长城是我国古代农耕和游牧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见证，它在冷兵器时代有效地保护了中原农业文明的发展。长城沿线发生的多次战争表明，巍峨坚固、体系完整的长城是不能轻易逾越的屏障，这也是多个朝代不惜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加以建设的重要原因。随着清朝定都北京，广袤的蒙古高原、辽阔的东北平原与中原大地在政治上连成一体，长城的军事功能逐渐衰退、文化象征意义不断丰富。巍然屹立的万里长城与中华民族威武不屈、敢于抗击一切来犯之敌的精神高度契合，在抵御日本等外来侵略的近现代时期尤其如此。 千百年来，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使民族分布的界线逐渐淡漠，长城早已成为各民族普遍接受的中华文化的象征，“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变为形容祖国辽阔领土的常用语。北京是明代长城防线的总指挥部与长城守卫的核心区域，这条文化带对北京非常重要，它是梳理北京历史文脉的主要方向，也是挖掘保护地方文化遗产的重点区域之一。从时间、空间、文化、社会等维度审视这条文化带，广泛开展长城文化遗迹的野外调查和多种类型的学术研究，是认识历史、保护遗存、传承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从追寻时代变迁入手了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从空间角度研究文化遗迹的分布特征与地理背景，通过以往的政治关联、军事行动、经济交往、文化传播、民族融合等角度分析长城沿线的人类活动，站在历史发展与民族精神的高度阐发长城的文化象征意义，应当成为历史、文化、考古、地理等领域的专业工作者基本的学术视角。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