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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空白不断填补，短短的数年间，取得的学术成就令人惊叹，以下四个方面，是新世纪以来史学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和表现： 一、纵横与开阔：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 这是新世纪之初史学史研究的总体面貌，其主要特色是断代史学史著作的不断推出。陈虎《论中国古代史学的起源》（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邱敏《六朝史学》（南京出版社，2003年）、郝润华《六朝史籍与史学》（中华书局，2003年）、燕永成《南宋史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罗炳良《南宋史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曹刚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傅玉璋、傅正《明清史学史》（安徽大学出版，2003年）、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群言出版社，2006年）、阚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人民出版社， 2008年）等都是世纪之初出版的断代史学史著述，从先秦至明清各个时期，都有专门研究。关于史家的研究，有汤勤福《朱熹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0年）、任冠文《李贽史学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王记录《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关于史书体裁，则有白云《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和谢贵安《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8年，陈祖武《中国学案史》一书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推出，这实为一部“学术史之史”，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而言，在研究方向上又有了新的推进。 史学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比较全面的论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史学在理论上的成就。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对于中国史学著作中所涉及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是目前为止第一部集中对于中国史学包括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讨的著作。 二、理性与纵深：十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出版 进入21世纪，作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2002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祺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由黄山书社陆续出版，2005年，总论先秦卷（吴怀祺、林晓平著）、秦汉卷（汪高鑫著）、魏晋南北朝卷（庞天佑著）、隋唐卷（牛润珍、吴海兰、何晓涛著）、宋辽金卷（吴怀祺著）、元代卷（周少川著）、明代卷（向燕南著）、清代卷（王记录著）、近代前卷（陈朋鸣著）、近代后卷（洪认清著）全部出齐，将中国史学思想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本书特点之一是立足于世界史学的发展，科学地总结中国史学思想。在总论卷中，作者指出：不只中国史学要吸收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的精华，中国史学的精萃对于世界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也有重要的意义，从而对西方学人扭曲中国传统史学作出回应。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精华，如历史变化的“趋势说”、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历史盛衰论中的“见盛观衰”思想、认识历史兴衰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理念、风俗人心关乎国之盛衰的观点、关注历史前途的忧患意识等等，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史学还是思考当代世界史学发展的有关问题，都有重要的价值。书中也客观分析了中国史学思想里的糟粕，对于循环史观、天意史观、英雄史观等都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特点之二、贯通、融会，展现史学思想完整的发展历程。多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向我们展示了开阔的视野。全书重点考察的史学思想是史学史中的重要内容，但各卷著者显然没有将研究对象囿限于“史学史”本身所构成的史家、史著、史学活动等内容，而是将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史学思想、历史观放在一起考察，进行总结和概括，这承袭了吴怀祺先生《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撰著思想。各卷以社会背景、各朝代史学思想的总体发展线索为铺陈，以人物、史籍的史学思想、历史观为深入剖析的对象，做到了点与面，整体与个案的贯通和融汇。 特点之三、把握史学思想的时代特色，展现史学思想的时代精神。抓住时代史学思想的主流，突出史学思想的明显的时代印记。注意各个时期不同思潮与史学思想的兴衰嬗递，相互激荡相互影响。 正如编者所言，《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写作，是在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尝试对中国史学进行一种总结，是对中华民族史学风采的长卷式的展示。这使我们可以骄傲地认识到，即使在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后，传统史学仍然是珍贵的遗产。 史学思想史是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史学思想的发展，而史学思想的进步，又总会促进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写作着眼于发展21世纪的史学，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皆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详实与精进：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出版 新世纪中国史学史编撰的突出成就是两部以集体之力编纂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相继推出。2006年10月，谢保成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三卷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个月后，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六卷本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齐。这两部著述都是集体成果的结晶，分别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众多史学史研究人员的力量完成。 继尹达先生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十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又推出了《中国史学史》的三卷本。这部著作从“史”的产生写至“新史学”的兴起与反思。在指导思想和阶段划分方面，基本遵循《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的编写原则，同时结合新世纪史学的发展、学科建设情况，尽可能吸收了近20年间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注重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的同时，将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史料尽可能融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了如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子部、集部等传统史书以外的其他材料。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按照史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来进行划分，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至第四编“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叙述先秦——中唐史学的发展，以《史通》的出现为中国史学形成时期的总结。第五至第十编“分支发展，各成系列”归纳出中唐——明末史学的特点。第十一至第十二编“古典史学终结，‘史界革命’开始”为17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论述的是“以史经世”到“稽古右文”的清前期史学和“增其新而不变其旧”的晚清史学。 特点之二是在按时段考察中国史学的发展时，重视史学基础理论的阐发，注重史学的分支发展、各成系列的特点。在基础理论方面，本书对历史、史学、史学史三者的关系与联系作出归纳和划分，而且概括了传统史学的四大基本特点以及史学传统的四大利弊。对同一时间跨度内的每一系列史学，则按照时间先后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着重于系列的形成与演变，最为突出的是其中对“三大史书系列”的叙述。 特点之三是关注各个时段新发生的史学现象。本书提出了很多以往史学史著述中很少涉及或完全忽视的一些问题，恢复了史学史著述写修史制度的做法，对宋、辽、金、元、明修史制度与国史纂修进行了专门探讨。这部著作探讨的许多论题，如汉魏时期史学、经学、文学的关系，中唐至明“文之将史”的倾向、史学通俗化趋势，校勘、金石、辨伪之学的的兴起，佛教史籍与佛教史学等都具有开拓史学史研究新领域的意义。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是继其主编22册《中国通史》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巨著，历时20载完成，是迄今为止容量最大的史学史专著。以历史发展的时间为序，别为六卷，依次为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明清时期（1840年前）·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和近代时期（1840－1919）·中国近代史学，按历史时期和朝代更替展现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各卷基本结构和发展脉络的表述方面，大致遵循白寿彝先生在第一卷的导论中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史学史撰写的总体思路，而在各卷具体的论述方面，则反映了该卷作者自己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心得。这部史学史著作的特点与优胜之处，在于学术上的开拓新境，精义充盈。不仅富于创见，而且提出不少史学史研究的新视角。整部著作贯穿了白寿彝先生特别强调的“通识”精神，为体现史学与时代相联系的中国史学史之佳构。 在编纂结构上，两部著述有着明显的不同。谢保成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以史学自身发展的线索进行阶段划分，不以王朝兴亡为单元。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则以历史朝代划分，将史学的发展置于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都很早就出现多种多卷本的大部帙的系统著述，这是是该专业发展成熟、研究队伍宏大的体现。21世纪这两部不同编纂方式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出版将持久地推动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四、检讨与自省：史学史学科发展和史学史研究的总结 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史学史被做为近代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走过八十多年的历程。在新的世纪，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将面临什么样的任务？会遇到哪些挑战？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其发展前景如何？等等，都是大家所关注和思索的问题。这使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呈现出一个重要的趋势，那就是进入了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道路和史学史研究进行总结的阶段。 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回顾和展望是新世纪史学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周文玖、张子侠《最近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及展望》（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归纳了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新进展，这些进展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进行自觉研究；20 世纪史学成为研究热点；史学史分支学科的建设取得了进展；研究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其中具体展望了本学科以后的发展趋向，即继续扩展研究内容；更加关注现实史学的发展；加强研究机构和队伍的建设；在历史学专业的范围内普及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保持严谨扎实的学风。 瞿林东《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年间，中国史学经历的两起两落的发展轨迹。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上）、（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3期）一文，则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史被提到专史研究日程上至今，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道路划分为草创时期(30—40年代) 、沉寂时期(50年代) 、活跃时期(60年代前期) ，再度沉寂时期(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 和发展时期(70年代末至今) 五个阶段，对草创时期、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以及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前景进行了着重阐述，认为其间中国史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马鞍形的演变轨迹。其中，对中国史学史研究之提出的学术背景、各个时期的史学史著述、学科发展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可以作为一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来看。 姜胜利《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将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 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的80 余年的历史，以1949 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认为，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文章特别指出，“50 年代末至60 年代中叶数年间的史学史热潮，不足以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只是新阶段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起始”。“60 年代与80 年代虽在时间上相隔20年，但所作的工作有密切的连续性，因此60 年代上半期的四五年，只是新阶段中国史学史学科重建进程的开始，并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阶段，她与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连为一起，皆属于正在进行的‘新阶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的世纪，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2年）一书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总结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史的专著，本书论述了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对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揭示了史学史的学科性质及其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其后他又出版了《史学史导论》（学苑出版社，2005年）一书，上篇“学科理论”阐述了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中篇学科专史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术谱系，以专题的形式研究了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朱谦之、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白寿彝等人对史学史学科的贡献。下篇20世纪的中国史学，涉及到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上、中两篇具有史学史学科专史的性质。 一个学科越成熟越发达，越需要进行总结和反思，反之，反思与总结也是一个学科发达与成熟的表现。 新世纪的这些现象，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史学史发展的良好前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的世纪，史学史的研究也将面对众多的问题和挑战。就具体的研究而言，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研究领域的不均衡、理论研究相对贫弱、制度研究不够、贯通综合研究欠缺，重复研究等等，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更为严峻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知识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之下，史学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受到质疑，所以，“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这个问题，尤其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瞿林东《中国史学研究八十年（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1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仍然占有它固有的重要位置，“其基本走向仍将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开辟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瞿林东《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21世纪而作》，《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鉴于此，许多学者提出了创新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瞿林东《史学史研究的过去和未来》一文中回顾了20世纪前半期、后半期中西史学史研究水平的升降，认为新世纪史学史的研究要在理论探讨上有新的突破，还要在中国多民族史学的发展上下功夫，还着重指出，史学史研究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吴怀祺《新世纪史学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在对传统史学的总结，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新世纪当代史学史的总结与研究三个方面为新世纪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三条思路。许凌云认为，注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越来越迫切，在21世纪开创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加强“经史”、“文史”、“子史”等关系的研究。张子侠《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新趋向》认为，在新的世纪，史学史研究将由封闭走向开放，必须加强研究的内外交流。（以上文章均见《走向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笔谈》，《淮北煤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在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方面，乔治忠提倡将史学史的研究置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审视，要建设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乔治忠《论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这对今后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而大力发展史学史的各分支学科，应当是完善这门学科的必由之路。九十年代初，白寿彝先生提出，“史学史是一门在建设中的学科，从近年发展的形势来看，这门学科还需要历史文献学史、历史思想史、历史编纂学史、历史文学史、史学比较研究等分支学科的建设”（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白寿彝序》，黄山书社，1992年）， 这在21世纪的今天，亦是如此。在史学史的研究方面，创新、贯通和开放的理念则必不可少。 创新：学术开新才有生机和活力，新领域的拓展、新方法的引入是创新的前提。目前，加强民族史学的研究、比较史学研究、历史学各学科史的研究应是一条创新之路。 贯通：史学史研究必须要具备“通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提出的的著述宗旨，今天，史学史研究中，要写出在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上都能影响深远的传世史著，仍须遵循这种宗旨。 开放：要求我们有国际的视野。若将中国史学置于世界史学的发展背景下，我们会发现广阔的空间。在注重研究中外史学交流的同时，尤应重视外国学者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这一研究视角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史学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总之，美好的发展前景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实现，巩固和提升中国史学史的学术地位，需要我们继续开拓和发掘。 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