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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

http://www.newdu.com 2017-11-02 新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人物简介
    沈葆桢原名沈振宗,是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近代造船航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不仅是林则徐的外甥,还是他的女婿。沈葆桢曾任江西巡抚、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等职,主持福州船政局、创办南洋海军、办理日本撤兵交涉、建设台湾等,带领台湾走上近代化之路。1879年,沈葆桢病逝,享年59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肃”。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沈家祖居河南,南宋时迁居到浙江,雍正年间沈氏家族中的一支继续南迁至福建侯官。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沈葆桢出生于贫苦的读书人家庭,父亲沈廷枫以教书为业,亦是贫苦的私塾先生。靠每个月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母亲林惠芳娴熟勤快,不但终日替别人做女红补贴家用,而且还负责了沈葆桢童年时代的教育。她的教子方法独特、直接而有效,首先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点,然后再教习《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本,教授的过程并非按书诵读而是常常讲解原因。
    沈葆桢是舅舅林则徐阁楼上书房的常客,在这里,他览阅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作,在与舅舅的交谈中也开始对“洋务”二字产生了最处的了解。他也经常把自己从书中得到的想法告诉舅舅,在一次谈话中,他表达了对兴办洋务的看法。
    考取功名
    道光十六年(1836年),16岁的沈葆桢考取秀才。道光二十年(1840年),沈葆桢和老师林昌彝同榜考中举人,这年沈葆桢刚好20岁。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不久,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被朝廷革职查办。这年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桢和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则徐的次女,十岁时和沈葆桢订婚。)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沈葆桢赴京赶考,落第。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沈葆桢与父亲沈廷枫一同上京赴秋闱,父子二人都没能考中,父亲发誓永不再考科举,回乡继续教书。沈葆桢年富力强,决心背水一战,再苦读三年,再试。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沈葆桢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
    咸丰四年(1854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后调贵州道监察御史。咸丰五年(1855年),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
    扬名官场
    咸丰六年(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桢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桢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亲戚过多为由推辞而改任地处偏远的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这时侯,太平军已两次攻打江西,占领了八府50多县,朝廷只剩南昌、饶州、广信、赣州、南安五郡,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八月,江西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余人向清军发起了进攻,连克泸溪、贵溪、弋阳,进逼广信城。当时,沈葆桢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外出征办军粮、军饷。广信城里的400守军,闻弋阳失守,纷纷遁逃。城里只剩下知县、参将、千总和知府夫人林普晴,他们组织百姓紧逼城门,誓死坚守。在危急关头,林普晴显示了将门名臣之女的风范和气节,一边鼓舞百姓,一边派人向林则徐以前的部下,驻扎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饶廷选求援。第二天沈葆桢赶回了广信,不久援兵也至。在同饶廷选商议之后,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打退了杨辅清的进攻。经此一役,沈葆桢扬名官场。
    咸丰七年(1857年),升任江西广饶九南道,三月,石达开攻打广信,沈葆桢、饶廷选率守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石达开败走浙江。咸丰九年(1859年),沈葆桢以父母多病,请求离职回家探望。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了,家乡的日子带给他的不仅是快乐和回忆,更是难得的清闲和松弛。咸丰十年(1860年),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
    同治三年(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洪仁玕等。同治四年(1865年),沈母去世,沈葆桢离官回乡丁忧。
    为政东南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决定在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设船政局,即以后的福州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然而,左宗棠两次探望沈葆桢时都被沈以“重孝在身”推诿了。
    同治六年(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当时,正是举办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造成船舰20艘,分布各海口。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又创办艺圃,学制5年,培养监工人才。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抵御外辱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尤其对于台湾,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成为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12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五月十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高士佛两社。十八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二十二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六月初,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十三日进占龟仔角社。七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四月十九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五月十一日,清照会日方诘责,并于十四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六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士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九月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三十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日军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一日撤出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日本侵台之役给清政府最大的教训是,使它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
    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外国的侵略,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它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在这方面感受最深、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
    晚年逝世
    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撤军内渡,同年奉旨进京,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
    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病逝在江宁任上,享年60岁。派遣优秀学员出国留学是他晚年对近代中国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些出国深造的人员不乏严复、詹天佑之辈,他们后来成了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
     沈葆桢后代
    沈葆桢的原配妻子是林则徐的次女林普晴,林普晴的一生和沈葆桢育有十个孩子,五个女儿五个儿子,由此可见两人的相爱程度。
    沈葆桢一生共有十四个孩子,七子七女,除了林普晴为他生下的十个孩子之外,他的另一位夫人潘氏为他生下了儿子沈璘庆和女儿沈宝,另外一子沈琬庆和女儿沈蘩是夫人吴氏所生。林普晴生的十个孩子中,五个儿子在历史上也是留有姓名的,分别是沈玮庆、沈莹庆、沈瑶庆、沈瑜庆和沈璿庆。
    吴氏所生的儿子沈琬庆还娶了林普晴的外甥女为妻。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什么人
    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则徐的家族渊源颇深,沈葆桢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妹妹,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林则徐是沈葆桢的舅舅。沈葆桢林则徐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他们二人的家都在福建,沈葆桢家在宫巷内,林则徐家在文藻山,离三坊七巷都不远,彼此之间算是邻居。
    沈葆桢也时常到舅舅林则徐家中的书房看书,阅览了中外名著,也会时常和林则徐交谈心中的想法。在沈葆桢十一岁的那年,沈葆桢的父亲考中举人,赴京应试带着沈葆桢。中途把沈葆桢留在了南京林则徐那里,自己去北京应试,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林则徐给沈葆桢和自己的女儿定了娃娃亲。
    后来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因为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被朝廷撤职查办,也是在这个时候沈葆桢迎娶了林则徐的女儿林普晴。当时的沈葆桢长相平平,并不出众,年幼的时候也是体弱多病,而林则徐仍将女儿嫁给他,充分说明林则徐对沈葆桢的信任、看重。从此以后沈葆桢林则徐也变成了女婿和岳父的关系。
     沈葆桢曾国藩为何断交
    曾国藩对沈葆桢有知遇之恩。
    沈葆桢绝对不是个只看重个人得失、不顾道义的人。对曾国藩、左宗棠的举荐与邀请,他曾数次谢绝;后来朝廷让他做两江总督,也是拖了五个月才上任,四年任上六上辞疏。他也清正廉洁。做巡抚时,家里居然雇不起下人,身为官家小姐的妻子只能亲自下厨;儿子想买栋房子,他也不肯答应,说“力所不及”;逝世时,布被旧衣,一如寒索,官囊空空,不名一钱。换句话说,他对曾国藩的“忘恩负义”,非因私欲,实在是因为有难言之隐。
    沈葆桢的“忘恩负义”,也跟湘军与当地官员的矛盾有关。为了军饷,湘军到处设置关卡,地方官员失去了从商业中分一杯羹的机会。大家知道,清代官员的工资是很低的,各种陋规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重要来源,有不有它,大不一样,事实上,朝廷对地方官的陋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咸丰四年至七年(1854-1857),江西巡抚陈启迈就与曾国藩斗得不亦乐乎,两个人经常在皇帝面前互相参来参去。后来陈启迈走了,江西官员对曾国藩的怨恨一点也没变。沈葆桢可以保证自己清清正正,但当时的他绝对没有勇气得罪整个江西官场。
    曾国藩逝世三年后,沈葆桢在给友人吴惟允的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或许这是关于沈曾友谊破裂的最好诠释。
     人物评价
    《清史稿》:沈葆桢清望冠时,力任艰钜,兵略、吏治并卓然。其手创船政,精果一时无耦。后来不能充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
    连雅堂: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祯缔造之功,厥不伟欤!
    左宗棠:“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叶昌桐:“沈葆桢成功培育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人才,经营台湾完全是循着船政‘一有目标二有步骤’的现代化精神来实践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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