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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赖尔森(S.B.Ryerson，1911—1998)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位。他曾任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魁北克省党委书记，入党35年来，始终是加共的理论家、史学家，在60岁时脱离加共，就职魁北克大学历史系，专心加拿大史研究。他的经历反映着加拿大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曲折发展，值得重视。① 赖尔森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曾任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赖尔森在多伦多大学先学地质，后修语言，在1931—32年转学法国索邦大学。在欧洲期间，他游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亲历经济大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接触法国左翼思想，参加了20万人为1871年巴黎公社最后一位幸存者举行的葬礼，在思想上成为共产主义者。回到多伦多完成学业后，赖尔森参加各种左翼知识分子活动，办杂志、写文章，还写过一个反映中国东北抗日活动的剧本。1933年他再赴索邦大学深造，在写高等研究文凭论文期间，参加左翼学者组织的活动，尤其受法共人民阵线政策影响。1934年他回到加拿大，在蒙特利尔市乔治•威廉斯学院(1969年升级为大学，后并入康考迪亚大学)教法语。1935年担任加共中央委员，1936年当选魁北克省党委书记。这一时期他以“罗杰”的笔名在左翼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这些活动使他的住所在1937年被警察搜查，一些书籍和笔记被没收，工作合同到期后没有被续签。由此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知识分子。 相比其他西方共产党，加共中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成员较少，因此赖尔森很快就在党内受到重视，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最初于1935—36年间在左翼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题目有:“加拿大过去的英雄”、“共产主义者:伟大传统的继承者”等，将1837年起义视为加拿大民主的首创。1937年，在起义百年之际，他发表《1837年:加拿大民主的诞生》。这本小册子是写给大众读者的，不是专业史学作品，但却是在加拿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加拿大历史的最初尝试。他将起义领导者帕皮诺等人称作争取自由民主的英雄，以此鼓励民众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本小册子奠定了赖尔森作为加共理论家的地位，也开启了他用加拿大历史唤起加拿大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公民责任感的毕生追求。但这本书也遭到非议，1938年，一位史学家评论，赖尔森将加共伪装成1837年起义者的继承人，惟一目的是为民众反抗活动建立一个捍卫自由权利、反对专制的合法先例。虽然如此，1837年起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对今天魁北克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还是有影响的。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几乎没有英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甚至马恩和列宁的很多原著都没有翻译或出版。加拿大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既没有什么理论，也很少分析加拿大的国情。 第二次大战初期，加共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反对加拿大参战，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总书记巴克(Tim Buck)等人流亡美国。赖尔森和留在国内的其他加共领导人继续提出”退出英帝国”的反战口号，但随着德国进攻苏联，加共迅速地转变为支持加拿大政府参战。 赖尔森执行党的人民阵线政策，号召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支持战争。1943年他发表《法语加拿大:加拿大民主研究》一书，称赞为法裔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英雄：帕皮诺、拉封丹、多里昂、里尔(Louis Riel)、劳埃尔等人。联邦总理W.L.M.金致信赖尔森，称此书“促进和扩大法语加拿大人和英语加拿大人之间的理解”。赖尔森后来承认，他当时有意回避了魁北克民族主义问题。该书面世两年就售出近万本，由于其写于二战期间和英、法裔社区对抗的背景下，至今仍有一定研究价值。同年，赖尔森还发表一本介绍社会主义原理的书(A World to Win: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alism)。这虽然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试图通过加拿大历史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原理。该书还鼓励人们去读原著，如《资本论》，说“那种认为这本巨著对一般读者‘艰深’、‘不好理解’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散布的一种神话”。 二战结束到1956年前，加共的主要工作是抨击战后通货膨胀、组织和平运动、揭露美国对加拿大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但在冷战气氛的压力下，加共脱党人数估计为1/3到1/5，这是加共在外部压力下的减员。 1956年，因苏共20大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加共遭受更大的内部压力，党员减少了一半，一些党的干部包括中央执委会委员也登报退党。很多党员认为，赫鲁晓夫完全以斯大林个人缺陷来解释他的错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苏共领导集体应对这种错误负责。他们同时要求党内反对官僚主义、个人迷信，扩大民主和宽容。面对严重的党内分歧和脱党现象，赖尔森经历了震惊和彷徨后，协助巴克维持住局面。他们认为，尽管斯大林的错误非常严重，但同他建立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成绩相比，还是次要的；反对斯大林的错误不能偏离社会主义。 1959年，加拿大共产党恢复了名称(1942—1959年称劳工进步党)，在多伦多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赖尔森担任中心主任，负责《马克思主义者季刊》(Marxist Quarterly，1966年改名为《地平线》Horizons)的编辑，参加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赖尔森主持杂志期间，刊物出现了理论探讨的活跃气氛，如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以及对1956—57年加共党内针对秘密报告引起的那场夭折的讨论的反思。赖尔森意识到，加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都是不充分的。 1968年8月，苏联和华约集团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地平线》在头条位置刊登加共执委会的声明，并刊登东德共产党支持和美国共产党默认的文章。赖尔森当时在欧洲参加国际哲学大会，见到这期刊物后非常愤怒。因为他曾为加共执委会起草过一份声明，对捷克事态表示严重关切，含蓄地批评华约的干预，认为那里是“社会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没有解决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敌人的阴谋”；还明确指出，华约对捷克事态的解释与捷克领导层的估计和理解不一致。10月初，加共中央委员会就捷克事件的决议进行表决，巴克为代表的多数派以28∶14票通过了入侵捷克是“保卫社会主义”、打击“潜伏的反革命”的决议。赖尔森否认大多数捷克领导人要求苏联干预的说法，认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诚实”的基本问题；抨击入侵为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粗暴的家长制”；认为加共追求的原则已在危险中。此前，”布拉格之春”颇受加共赞赏。4月底，加共还向捷共发电祝贺其“深化和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 赖尔森的立场在一些加共党员中引起共鸣。一位在一战前就投身加拿大社会主义活动的老党员菲尔莫尔(Roscoe Fillmore)说，“在81岁之时，在一般地维护苏联的各种行动五十多年之后，我发现我自己不能为它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和政策辩护”。 1968—1969年冬季，《地平线》被停刊，同时《共产主义观点》(Communist Viewpoint)创刊。赖尔森写到，这表明《地平线》已不能满足党对当前的政治需要。1969年加共20大会议上，赖尔森在党内的活动被终止了。1971年他正式离开加共。加共随之发表一份声明，“斯坦利•赖尔森最近通知加共执委会和加共，他已决定退党。这一决定是因为他继续坚持其在20大以前的观点，这种观点被20大宣布为错误的。斯坦利•赖尔森要求给他时间来思考与党不同的观点，党同意了。然而，他的观点没有改变。加共执委会现在宣布：斯坦利•赖尔森不再是加共党员”。 尽管赖尔森接受的是文学的专业训练，长期对哲学感兴趣，但他却是以史学开始其革命职业生涯。赖尔森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加拿大历史的人，其他的加拿大学者或许比他更早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没有将之用在史学中。赖尔森在其第一本书《1837年:加拿大民主的诞生》的前言中写道：他希望“为一项长期迟到的事业提供一个起点，即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们国家的历史”。他批判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以他们的劳动、斗争和理想；在这样真实的背景下，历史才能被理解、才有意义”。“人们的斗争和观念造就了历史，但他们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在既定的社会制度中”。这样，历史的自由与必然，有机地交织在赖尔森的史学著作中。 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立场是赖尔森史学的首要特点，其另一个特点是，写作目的是教育和唤醒民众。因此，他的写作对象不是学者，而是民众。1946年，加共有一个“人民的历史”项目，在赖尔森的主持下，他这样解释这项计划的宗旨，如同“人民必须夺回他们的土地和劳动成果，他们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化、观念和历史”。该项目的主要成果是赖尔森的两本书《加拿大的奠基:从开始到1815年》(The Founding of Canada:Beginnings to 1815)和《不平等的共同体:联邦和加拿大冲突的根源:1815—1873》(Unequal Union:Confederation and Roots of Conflict in Canadas，1815-1873)，分别出版于1960和1969年。《加拿大的奠基》新材料不多，但结构和观点与众不同。如欧洲人殖民以前的历史有六章，最初的西方探险家及其活动不是被作为英雄和伟大事件，而是作为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在全书中，赖尔森在书中努力再现社会下层群体：奴隶、土著、渔民、水手、工匠等，以及阶级矛盾。 《不平等的共同体》有三大主题:殖民地反抗、资本主义兴起和新国家诞生。赖尔森将1837年起义看作是英美法三大革命的特殊混合产物，目标和内容是反封建、反殖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义领导人是“民主的、爱国的和国际主义的”。虽然起义在军事上失败，却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因为它为责任制政府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改革者的软弱、防御性战略和组织松散。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明显揭示了英—法裔社会的矛盾和作者内心的法裔民族主义情结。该书副标题中的复数”加拿大”(Canadas)是罕见的。赖尔森认为，法裔在1763—1867年期间进行的民主斗争是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斗争，是一个民族选择他们自己国家形式的权利。“就魁北克而言，自治领与省的关系不仅不得不处理‘省权’，而且要处理更深层的英—法加拿大人的民族关系问题”。1980年，在《法语加拿大》新版本前言中，赖尔森进一步表示，如果1867年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地使魁北克得到“政治平等”，那么当前任何有关自决的讨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因而都是倒退的。换句话说，当前法裔争取权利的活动是有充分理由的。 一位史学家这样概括与赖尔森同时的英语史学家，他们“认同法裔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团体在魁北克省有某些权利，但他们基本上不会接受比这更多的了。那种两者要平等的观念，对他们完全是陌生的”。赖尔森显然与此不同。 尽管要写人民的历史，但在1970年前，无论对工业革命前的民众，还是后来的工人阶级，赖尔森的研究算不上深入和独创性的。此后在魁北克大学历史系同事们的协助下，赖尔森主持了魁北克工人政治运动史的资料收集工作，在70年代中期出版了资料集和编年史。这些资料又产生了另一项集体成果——赖尔森主编的《150年的斗争：魁北克劳工史》法文版1979年面世。 赖尔森对加拿大历史研究的贡献，在70年代中期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1974年他当选为加拿大史学会委员，任期三年后负责筹备加拿大参加1980年布加勒斯特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组织工作。1980年麦吉尔大学举行加拿大劳工史会议，特别向赖尔森表示敬意。 加拿大史学界对赖尔森的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应将其放在加共历史的条件下，承认其对民众历史的贡献；加共混淆”理论与策略”，使理论屈从于现实的需要，赖尔森很难不受到影响。加拿大当代史学家帕尔默认为，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如果说有一些，也不是在史学界，而是在加共的一些理论和史学著述中，赖尔森是其中较突出的。但赖尔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只表现在引用马恩经典作家语录、强调物质力量和阶级关系的重要性上。帕尔默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定义比较严格，在他看来，目前加拿大史学界也没有什么人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方法，不仅是强调物质因素和阶级关系对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及其变革的重要，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往往就是这些，并因此将一些人当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他们实际不是。②虽然如此，帕尔默仍将《不平等的共同体》列在其加拿大劳工史博士生的参考书目中。 赖尔森有追求真理、追求自由、反抗专制和资本主义的基因，这种基因终其一生，无论是作为加共理论家还是作为史学家。作为共产党人，反对法西斯和资本主义，其国际主义超越了种裔甚至阶级矛盾，他主张法裔自由与自治，但反对魁北克分裂主义者，主张全体加拿大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进行社会变革，在1968年以前一直与加共保持一致。作为法裔史学家，他感受到了种种压抑和束缚，并一生与之抗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书写加拿大历史，就是要唤醒更多的人去抗争。赖尔森的著述已成为加拿大劳工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赖尔森对白求恩的评价很高，称他为实践的革命知识分子、一贯的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的战士、加拿大民主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赖尔森与白求恩都是法裔加共党员，有共同的经历和情感，因此，很大程度上，赖尔森对白求恩的评论用在他本人身上也是很合适的。 （原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注释： ①本文主要参考了加拿大史学家基利的两篇论文:G.S.Kealey,”Stanley Brehaut Ryerson: Marxist Historian”，”Stanley Brehaut Ryerson: Canadian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Vol.9(Fall,1982). ②Bryan Palmer,”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Canadian History”,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Vol.17,No.2,2006,p.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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