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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藏学珠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会。 论坛开幕式于11月23日上午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游洛屏同志主持开幕式。游洛屏同志指出：以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为标志，全国藏学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迎来了藏研工作服务科学发展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大好机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创建中国藏学珠峰论坛的主旨和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平台，凝聚全国藏学研究力量，宣传中国藏学研究最新成果，扩大和提高中国藏学在国际藏学领域的影响与地位，增强藏族文化“修身育德、促进和谐、造福人类、繁荣文明”的功能和作用。 开幕式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作了题为《2010年中国藏学研究评述》的主旨发言，对即将过去的一年的藏学成果进行了回顾。拉巴平措在发言中指出：2010年，中国藏学界按照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明的方向，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努力培养藏学人才，扎实从事科学研究，无论是在宗教、历史、语言文献和藏医药等基础研究，还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现实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拉巴平措同志还对下一年的藏学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在促进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加强藏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对濒临失传的藏文文献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与研究，加强重要学术成果的外文翻译等方面还需要我们重点关注。中国科学院院士、青藏高原研究会原会长郑度先生随后作了题为《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的思考》的演讲，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高原近代的环境变化、高原区域发展若干问题等3个方面对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基本特征、高原动植物区系和生态适应特点、自然环境脆弱对人类活动响应敏感、垂直带结构类型的分布模式、独特的地生态现象与空间格局、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系统、气温变化趋势、冰川冻土变化对区域安全与发展的影响、土地退化与环境问题、城镇化的环境污染问题、资源和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本次论坛按照所提交论文的主题分社会经济、当代研究、历史、宗教、藏医药等5个小组，以下就各位学者在此次论坛的演讲内容作一综述。 一、社会经济组 社会经济组共有11位学者发言。社会经济组专家的发言内容主要涉及藏区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关注西藏及四省藏区的农村生活、制度改革、社会建设、职业教育、地区发展、民间文化等问题，后者集中讨论西藏的包容性增长和居民的消费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苏发祥教授的《论公共产品对西藏农村传统生活的影响》在介绍公共产品概念的基础上对西藏公共产品的特点进行总结的同时回顾了学术界对西藏公共产品的研究状况，认为以往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在一些方面还有不足。作者根据两年来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古荣乡那嘎村和林周县甘曲镇江热夏乡江夏村的实地调研，从交通、能源、医疗、教育、传播、公共权威和技术等7方面探讨了西藏农村社区中民生类主要公共产品的建设、利用及其对当地传统农村生活的影响，从而揭示出西藏传统文化应对和适应现代性的过程。作者认为乡村是西藏社会的基础细胞，也是藏族传统文化最坚实的壁垒，面对现代化浪潮的席卷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西藏乡村的民众在坚守、延续传统的同时，也逐渐以积极的态度和灵活的策略来应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扎洛副研究员的《草场使用制度变革及其经济社会效益分析——以三江源地区为例》以过去一个世纪三江源地区草场使用制度的变化为主线，从资源利用的公平性、劳动生产率、生态效益等3个角度探讨了历次制度变革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作者认为，三江源地区的草场使用制度大概经过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社会——牲畜私有条件下的草场集体所有制。这种制度基于历史经验和相应的制度设计，具有最大化生态效应的作用，但是，在资源利用中存在多畜户挤占少畜户的不公平现象，家户化经营不可避免地存在劳动量不充分的问题。第二阶段：人民公社一一牲畜公有条件下的草场集体所有制。这种制度延续了积极的生态效应，牲畜的统一经营消除了草场使用中的不公平以及劳动量不充分的问题，富余劳动力整合使其他公共设施建设成为可能。然而分配的平均主义抑制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第三阶段：草场承包——牲畜私有条件下的草场家户使用制。草场的家庭承包和流转使无畜户、少畜户有了资源收益权，解决了传统制度下的不公平缺陷。但是，由于初次承包时未考虑到虫草资源问题，潜伏了争议隐患。草场的碎片化和公共制度约束的缺失，减损了草场的生态效应，灾害多发。家户经营改善了劳动积极性，却再次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第四阶段：市场化阶段——牲畜私有、草场承包条件下的集约化经营。草场连片使用，牲畜适当集中。牧户草场定价、定级、量化入股，记入成本，以畜种、畜量消耗草场记入支出，最后进行核算。这种方法既解决了公平利用问题，也提高了劳动效率，理论上可以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但是，尚处于自发或探索阶段，效益显现远未充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旦增伦珠研究员的《西藏社会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拉萨典型分析》以拉萨为典型，对目前西藏社会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作者认为，以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西藏社会建设，其主要目的就是构建和谐社会。从人口、教育、卫生等人类发展理念与发展指数等最基本、通用的指标来看，西藏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西藏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西藏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与服务问题、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社会犯罪率持续增长、司法保护和社会安全有待加强等。以拉萨为例，拉萨的社区管理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存在诸多问题，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发的社会问题也逐日增多，比如流动人口管理、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等等。作者最后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7个重点和9点建议，认为只有进一步加强区域自治能力，加强社会建设管理机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社会领导能力等，才能逐渐解决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好地为构建西藏的和谐社会服务。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刘洪记研究员的《甘肃省藏族地区职业教育情况调查》梳理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甘肃省藏族地区各县的基本情况虽然备不相同，但职业教育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天祝县目前只有1所职业学校，由于有政府补贴，实行联合办学，所以职业教育发展相对较好，但规模小，在招生、就业等方面和甘南州（目前拥有13所职业学校）一样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甘南职业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入少，经费不足；学校规模小，设备缺乏；缺乏师资，尤其是“双语”和“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群众对职业教育认同度低；农牧民收入低，负担不起职校的收费；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不佳；招生困难；职校专业设置难度大，教学质量不高。作者认为，只有加强领导，完善政策；加强宣传，提高认识；统筹安排，合理布局；加大投入，有所倾斜；多种规模办学，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自身管理才能切实发展当地的职业教育。 西藏民族学院陈立明教授的《西藏边疆跨境民族现状研究——以门巴族、珞巴族为重点》根据2006年至2010年在西藏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调查的资料，以门巴族、珞巴族为重点探讨了西藏边疆跨境民族的发展现状和前景。西藏全区有18个边境县，110个边境乡（镇），580多个边境行政村，总人口36万多人。西藏边境地区居住着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夏尔巴人等民族和族群，是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民族相对聚居的区域。调查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0年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帮助下，西藏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西藏边疆民族地区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住房等民生工程诸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边防巩固，民族团结的局面。当然，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 位于现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巴尔蒂斯坦，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小西藏”的别名。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马丽华的《民间文化的韧性——来自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经验和启示》在介绍巴尔蒂斯坦历史的基础上对其民间文化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尽管巴尔蒂语在上千年里陆续接纳了多种语言，但基本表达变化不大，至今仍可与藏语作相当程度的沟通交流；乡村的观念世界里还存有多神崇拜的遗风，例如对于山川的性别之分；古老的民歌还在传唱，内容和旋律与西藏民歌相仿；格萨尔王的故事还在讲，其中的韵文部分保留了古藏语原初的音义。总之那些属于民间的、由基层大众所承载的，那些与山石泥土有关的，都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通过对“小西藏”历史文化变迁这一特别样本的观察，作者认为较之政治体制、宗教信仰，包括体现于文化高层面的文字，植根于本土的文化历时更久，充分体现出民间文化的活力与韧性。 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化学教研室徐平教授在题为《西部大开发要注重包容性增长》的报告中指出，注重包容性增长，对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作者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了1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大大改善了西部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但西部与东部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扩大。目前，西部仍然是我国经济相对落后和欠发达的地区，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实施传统的追赶战略，是以单纯追求“GDP”增长，追求以“物”为中心，实行“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但开发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过分注重资源启动型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初衷严重背离；过分重视物质发展，忽视少数民族和社会文化的均衡发展；过分注重硬件投入，软件建设配套严重不足，投资环境与法制化、规范化尚有不小距离，劳动力素质低下且流动不充分，长期积淀下来的思想观念转变并不明显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应当对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进行重新定位，将包容性增长作为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心，把解决贫困问题置于西部开发的最优先发展地位，西部大开发的一切战略、方向、目标、规划、措施、手段、项目等都必须以富民为宗旨。这个新模式的核心就是以“富民为本”，通过西部大开发，使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少数民族、社会弱势人群和广大居民的生存条件得以根本好转，生活质量得以改善，社会福利得以提高，让各民族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郑长德教授的《西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从包容性增长的含义和框架、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考察、西藏包容性增长的制约因素等3个方面探讨了西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问题。作者指出，所谓包容性增长，其实质就是机会平等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经济增长在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增长成果的分享（比如农牧民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能力提升与发展机会（比如教育、健康、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等）等方面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包容性。但是，西藏的包容性增长也面临着诸多制约，比如城乡差距大、交通运输成本高、平均受教育水平低、医疗条件差、生产生活水平低等。只有加大投入，完善机制，消除差距，大力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牧业生产率，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罗绒战堆研究员的《西藏农户的宗教消费及相关问题研究》根据作者在西藏4个村庄的田野调查资料，对农户宗教消费的支出内容、支出规模和支出方式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讨论西藏农户宗教消费具有的特点和宗教消费对其他消费的影响。作者认为，西藏农户的宗教消费主要分耐用品、经常性和季节性宗教活动的消费和突发性支出，中等收入农户年均宗教消费大概为3100—3900元，占其家庭年收入的1／3。西藏农户宗教消费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现金成为消费支出的主要媒介；一般情况下受预算约束；突发性消费遵照宗教权威指导且不受预算约束；多数经常性消费已经形成市区共同价；宗教消费的边防效益不递减；新消费替代逐步显现等方面。另外，西藏农户的宗教消费对其他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社会经济组还有学者关注文化艺术交流和相关研究述评，例如，中山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学院的刘志扬副教授的《西方藏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以欧美博士学位论文为中心的分析》指出，欧美博士学位论文中关于藏学人类学的选题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1、藏区现代化与发展道路的讨论；2、对印度、尼泊尔藏人居住区的研究；3、海外藏人的文化认同及藏传佛教在西方世界的发展；4、宗教人类学（宗教与仪式）的研究；5、教育与社会性别、社会阶层的研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汤绍波馆员的《康巴唐卡的审美意象研究——以三峡博物馆馆藏唐卡为例》从哲学理论分析开始，在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思维中，对康巴唐卡的美学意象进行了剖析，认为康巴唐卡具有显颉达情的情致美、绘真崇极的哲理美、取象传神的意蕴美等三种美学意象，并提出佛教艺术的“意象”研究是解读佛教艺术的重要途径。 二、当代研究组 本届论坛当代研究组8位学者的论题主要为反分裂研究，同时对印度、美国等国家的西藏政策及我国西藏边境地区的发展有所关注。 西藏自治区党校副校长牛治富教授的《国家形态的演进及其对西藏历史认知的启示——兼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国家的本质探讨了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及我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吐蕃王朝的历史定位。作者认为，从中国国家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并不是从有历史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既与祖国内地历史同步，又有各自文明演进的轨迹和区域文化发展的类型。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一是各民族建立政权，完成局部地区的统一；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完成全国的统一，形成帝国；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如清代，实质是帝国的巩固；四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主权观念的进一步强化，1840年后就是这样。我国国家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充分说明吐蕃王朝是一个地方政权。达赖集团鼓吹所谓“大藏区”，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说，它混淆了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用方国代替古代帝国，用早已不存在的方国为旗号，为建立所谓的“大藏区”、现代国家寻找所谓的“历史根据”，纯粹是开历史的倒车。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胡岩教授在《近代以来的“西藏独立”活动为什么搞不成》中介绍了“西藏独立”的界定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作者通过对“西藏独立”活动的历史回顾指出，近代以来的“西藏独立”活动是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侵入中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和藏族地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由部分西藏僧俗上层领导的分裂活动。这一活动距今已经有了大约百年的历史，直至今天，仍然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然而，这一持续了大约百年的“西藏独立”活动违背了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得不到中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不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没有实现，而且今后也没有成功的希望。“西藏独立”搞不成的原因主要有5点：1、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2、西藏部分僧俗上层的觉悟与藏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3、列强之间的争夺与矛盾，没有哪个强国支持西藏独立；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5、西藏和平解放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张永攀副研究员的《达赖集团“分裂西藏”的新手段——“科学”、“文化”与传媒》对近年来达赖集团为分裂西藏利用科学、文化与传媒努力扩大其影响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达赖喇嘛自我标榜热爱科学；达赖集团拉拢文化界人士为其摇旗呐喊；利用大众传媒电影、电视等宣传“藏独事业”；积极主办或参与各种有关“西藏”的文化研讨会，通过所谓“学术文化研讨”的手段，邀请国际上某些藏学专家参加，以增强其影响；利用互联网技术，主办网站100多个，散布其藏独思想，误导国际舆论等方面。作者认为达赖喇嘛作为一名宗教人士，科学只是其为了扩大藏独集团影响的幌子；西方正义人士拍摄的《西藏日记》等电影也戳穿了美化达赖集团电影的谎言；境外美化达赖的文化书籍与学术会议的资金也均是来自达赖集团或者其相关组织；达赖集团的网络上均充斥着编造的国内新闻与千篇一律的博文，因浏览量的下降，不少网站不得不相继改版。但达赖集团在21世纪利用新手段，倡导科学，拉拢“文化界”，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不少人，就此，我中央政府应该积极应对达赖集团的以上宣传手段，加强文化教育，联合国外创作优秀的作品，以免达赖集团更进一步误导视听，颠倒是非。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马加力研究员的《印度对西藏政策的变化》首先为分4个阶段就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政策演变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中国在印度西藏政策上面临的压力及中方应采取的对策。作者认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膨胀、国际战略地位日益抬升、达赖的“挟洋自重”和“献地求荣”使中方面临不小压力，因此要继续发展中印双边关系，努力加强政治与安全互信；适度保持对印压力，要求对方恪守承诺；明确对达赖喇嘛的要求，避免在未来的边界谈判中陷入被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杜永彬研究员在《奥巴马时代美国西藏政策的走向》中对奥巴马时代美国西藏政策的内涵和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奥巴马时代的美国西藏政策一方面保持了美国西藏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奥巴马时代美国西藏政策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和变化，主要表现：在调整对达赖、流亡藏人和“流亡政府”的策略，调整对中国的策略，增设涉藏机构，加强“西藏帮”的力量等方面。作者从美国因素、流亡藏人因素、海外反华分裂势力的活动、中美关系的格局和走向、国际形势和西方反华势力在“西藏问题”上的动向等5个方面分析了奥巴马时代美国西藏政策的动因。至于奥巴马时代美国西藏政策的走向，作者认为既会保持美国西藏政策连续性，又会对相关政策进行变化，如在“西藏问题”上将比布什时代更加灵活和务实，研究和制订“后达赖时期”的预案和对策等。美国西藏政策总的发展趋势是：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程早霞的《真实与谎言——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对马克南入藏事件的报道剖析》对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对马克南入藏事件的报道进行了分析。20世纪40年代，以美国国务院驻中国迪化领馆副领事身份为掩护的中情局官员马克南在中国新疆从事秘密谍报活动，并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率一行5人队伍自中国新疆秘密入藏。对此，中美两国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中国媒体揭露马克南在中国边疆区所从事的秘密情报搜集与分裂、破坏活动；而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等为代表的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则矢口否认马克南的间谍身份，并指责说“中国的宣传机器在制造美国特务案例”。作者通过对美国政府解密历史档案的解读，认为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对马克南入藏事件的报道是历史真实与谎言的混合体，其报道内容的缺失，直接影响了民众对事实真相的全面了解和客观判断，对今日美国人西藏观的形成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宏年在《关于加快西藏边境地区发展的思考》中指出，西藏自治区的边界线较长，又是门巴、珞巴、僜人、夏尔巴人等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相对聚集的地区，再加上中印边界尚未解决，因此这些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对于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央为促进西藏的边境地区稳定与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西藏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仍然较为缓慢，相对而言存在着“三个差距”，一是与西藏的腹心地区有一定差距，二是与内地的发达地区有明显差距，三是在边界争议地区我方控制区与印控制区的某些方面也有一定差距。因此，如何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进一步加快西藏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促进边境地区、西藏地区乃至整个西南边疆的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另外，四川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宾晓英在《从藏族人类起源的传说看藏民族对人性的认识》一文分析了几种藏族人类起源的传说，认为这些传说深刻地反映了藏族人对人性的认识。 三、历史组 历史组共有9位学者发言，内容涉及历史人物、政治史、文化史、历史文献学、地方史研究等。 著名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尧先生在《两位历史坐标性的人物——萨班•贡噶坚赞和阿沛•阿旺晋美》中对藏族历史上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两位历史坐标性人物萨班•贡噶坚赞和阿沛•阿旺晋美进行了对比研究。王先生认为，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和阿沛．阿旺晋美（1910—2009）两位历史人物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共同性，比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顺应巨大的历史变革和社会巨变的勇气和信心等。 西藏大学副校长强俄巴•次央教授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的若干问题探讨》中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是一位在西藏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处在动荡不定的多事之秋，面临错综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经历十分独特。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的改革措施，一直受到关注，被后人称为“改革”或者“新政”。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和探讨，但抄袭雷同和重复研究的也不少。作者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研究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的过程和心得，此外还对“新政”一词的由来和藏文的译法提出新的认识，并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藏医药的发展和妇幼保健、乡村僧俗群众的教育、对近代新兴教育的建立等方面所采取的“改革”或者“新政”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 青海民族大学校长何峰教授在《关于吐蕃政治制度研究》中认为吐蕃王朝的强盛及王朝的正常运转，取决于其比较完备的政治制度。吐蕃的政治制度包括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几乎所有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吐蕃政治文明进程、赞普王权的建立和强化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学界研究吐蕃政治制度已经有大量成果，这使藏学研究领域得到有效拓展，内容更加丰富。吐蕃政治制度研究应以此为良好基础，在其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方面需要重点突破，科学探索历史人物、政治事件之间的内部联系，力求总结各种制度间的内在规律，形成较有分量的学术成果。研究吐蕃政治制度并取得具有系统性的成就，最大的难点是资料问题。这方面资料的特点是，吐蕃编年史较翔实却过于简略，金石铭刻最为可靠但数量过少，教法史内容丰富然而有虚幻和过度跳跃之嫌，汉文史料为数不少但偏重于战事和唐蕃关系且均非出自藏人之手，等等。因此，吐蕃政治制度的系统研究需要做非常艰苦的工作。 西藏大学文学院罗布副教授的《清初甘丹颇章政权的性质和地位问题新探》在回顾学界关于蒙藏联合治藏的政治格局和甘丹颇章政权的性质和地位问题的基础上，根据对和硕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集团各自的文化传统、统治目标和彼此关系等具体情况的分析后认为：当时建立的蒙藏联合政权是和硕特汗廷，而不是甘丹颇章政权；汗廷由顾实汗（及其子孙）的军政力量与达赖喇嘛的宗教威望共同构成；和硕特汗廷控制青（康）藏各地，即藏文史籍所载“全藏三区”；甘丹颇章政权只管辖西藏及川西康区一部分领地；甘丹颇章政权是汗廷掌控下的次级地方政权。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石硕教授的《“邛笼”解读：一个有关青藏高原碉楼早期面貌的考察》对汉文史籍中关于青藏高原碉楼的最早称呼——“邛笼”一词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发现“邛笼”一词的原始意义是指一种“鸟”，而汉语中的“碉”一字乃来源于今川西高原地区少数民族部落对碉楼的称呼，即与“邛笼”一词相关。隋唐时期中原史家了解到当地称呼碉楼的“邛笼”一词的含义是指一种大鸟，遂将这种大鸟转译为汉语词汇“雕”，后为避免混淆乃创制出“碉”一字，这成为汉语词汇中以“碉”来称呼高耸人造建筑的来历。作者通过对岷江上游嘉绒地区大量与“琼鸟”相关的崇拜与苯教传说的考察后认为，“邛笼”所指“大鸟”的真正含义应是藏地苯教中作为崇拜对象的“琼”（今当地汉人亦俗称“大鹏鸟”）。“邛笼”的“邛”与“琼”的不但发音同，且均指一种鸟。而据至今西藏山南碉楼分布地区民间流传的说法，正是将碉楼称作“琼仓”，即“琼鸟之巢”。这些事实证明碉楼的早期面貌与内涵似乎应与藏地古老的与苯教有关。也就是说，碉楼的原初形态可能是人们用以表达对苯教中“琼鸟”崇拜的一种祭祀性建筑，以后才派生出了防御的功能。 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诺章•吴坚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数称词在藏学领域中属于何种学科范畴》的演讲，主要对藏族的数称词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数称词释义大全》的编纂情况、主要内容及特点进行了介绍。《数称词释义大全》编排有1—5453个大项（含若干重复项目），共计数称词127743（项）；其中基本项10276（项）；分项3850（项），含分项数称词770（条）；备类表格17（幅）。全书共计6千余万字，分3大卷，内容可分为历史、工巧明、医学卫生、天文历算、佛学等5大类。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研究员在《藏文史书的叙事传统：宗教义理、文学故事与历史纪实》中探讨了藏文史书的叙事传统，认为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开始就出现了为后世藏文史书一脉相承的叙事传统的一些端倪：即宗教义理、文学故事与历史纪实。藏传佛教备教派形成后，佛教史观逐渐成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尽管藏文史书的叙事传统仍因循了由《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开辟的史书叙事传统，但其内容却发生了变化，史书纪实的叙事传统面临着来自宗教、佛经文学故事的巨大冲击。作者指出，研究藏族历史首先需要对文献进行考证，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近代西方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以及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对藏文史书的去伪存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藏文史书中的内证，不同类型史书的互证，以及藏汉文史书、藏文史书与其他民族文献的互证，都是有效的方法。藏文史书和汉文史书的互相对勘，更可以解决大量历史疑难和藏史叙事传统中的问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阿华研究馆员的《藏文古籍整理编目开发与整理研究》较全面地评述了北京、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6省区市藏文古籍抢救保护、整理刊印、编写目录、翻译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了目前藏文古籍文献抢救保护、整理编目和利用研究的信息动态；并对国内外对研究藏文典籍及大藏经论著进行了较系统地介绍和比较研究。作者指出，从现有的藏文古籍典藏总量来看，藏文古籍文献的整理编目工作任务非常艰巨，藏文古籍文献的开发研究工作任务更加繁重。 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桑丁才仁副研究馆员的《民国玉树县建政史略及相关问题研究》对民国时期玉树县的建政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四、宗教组 宗教组共有6位学者发言，大家围绕民间宗教、苯教、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艺术、藏传因明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孙林教授的《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有关藏区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在介绍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概念的基础上，主要对国内外藏学家一个世纪以来有关藏区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内容涉及对相关主要论著的介绍和点评。另外，作者还对其承担的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课题《文本叙事和历史认同：藏传佛教的学术传统与藏族史学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藏区民间宗教组织的现状及对基层民众的影响》、国家民委课题《当代西藏农牧区民间宗教的实践方式及其社会作用》、《西藏中部农区民间宗教的信仰类型和祭祀仪式》等相关研究课题的进展情况作了介绍。 四川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藏语系讲师阿旺嘉措在《甘川藏区民间苯教经典调查及分类研究》中首先对其在甘川藏区进行民间苯教经典调查的范围和基本情况作了介绍，然后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了分类编目等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作者指出，这些文献大体可以分为祭神类、招福类、禳解类、解秽类、招魂类、卦书类6个部分，文献后面没有确切的时间记载，都是民间苯教徒莱坞的书抄本，写本的年代在明清时期，或者更早。另外，作者还对经文中出现的特殊数字符号、特殊字符的读法、缩写字、古藏文词汇、相同符号的不同读法、经文内容折射的文化信息及白龙江流域民间苯教祭祀者“莱坞”作了介绍，最后从5个方面分析了民间苯教经典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尕藏加研究员在论坛上汇报了由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藏传佛教与藏区发展研究》。该项成果以藏汉文献和实地调查研究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或个案实例作为重要依据，分“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两编从全方位、多层面对藏传佛教与藏区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上编“综合研究”主要从历史与理论的层面分别对藏传佛教与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下编“个案研究”主要对藏区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之平衡、藏区多元文化与宗教信仰之和谐、藏区多元宗教共存之历史与现况、藏区寺院管理与宗教功能之演进和藏区社会变迁与宗教信仰之走向等现况进行个案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德吉卓玛研究员的《论觉域派教法在藏族民间的流传样态》认为藏传佛教觉域派教法在藏区民间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流传形态，传习形式多样，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流传样态，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居士为中心和以女性为载体。除此之外，觉域派还以村落或信仰群体为中心举行、念修觉域派教法，作为觉域派教法的行持者和传播者，均有属于自己的喇嘛上师，承载着属于自己的一种觉域派教法传承和传统，他们的传习样态虽然不尽相同，但作为觉域派教法的载体，却延续着觉域派的法脉传统，从觉域派教法的承继而言，有着细水长流的功能和价值意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熊文彬研究员在《明代汉文佛经中的藏式风格木刻版画初探》中对《中国古代版画集》中收录的30多幅明代汉文佛经中的藏式风格版画的年代、施主、风格和画家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明代内地创作的绝大多数藏式风格版画都有时间题记，《中国古代版画集》中收录的这些作品涵盖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备朝。这些版画的施主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施主出自内府和僧录司等政府相关部门和宫廷皇室，另外一部分施主是普通的佛教徒。这些版画尽管具有独特的风格，但它们是在吸收《碛砂藏》汉文大藏经等元代汉文佛经中同一风格插图的养料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与元代藏式风格的版画相比，明代同一风格作品体现出更加浓郁的汉式风格特征。此外，题记中都没有提到画家的名字，但从施主题记和风格来看，这些画家不仅熟悉藏传佛教艺术的传统，而且还精于汉族艺术的创作。作者认为，其中的许多画家应该是汉族，而且它们多半与宫廷有关。作者最后指出，明代西藏和内地之间大规模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交流对内地以宫廷为首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此影响之下，藏、汉两种佛教艺术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具有明显汉式风格特征的全新流派。这种新的流派对当时和随后西藏本土和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院长万果教授的《藏传因明学名著翻译的学术意义》对其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藏传佛教因明学名著翻译系列”的主要内容、学术意义和翻译特点作了介绍。《藏传佛教因明学名著翻译系列》由萨迦班智达《量理藏论》、贾曹•达玛仁钦的《释量论大疏能显解脱道》和法成的《定量论》等三部因明著作组成。该项目的完成，不但弥补了汉传因明无《定量论》译本和研究中国佛教逻辑史欠缺藏传因明名著汉译本的缺憾，更重要的是通过典籍译本的桥梁作用，使我国因明学家对藏传因明的学科体系、逻辑演变和理论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佛教理论的持续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坐标参照。 五、藏医药组 藏医药组共有4名学者演讲，演讲内容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布扎西的《藏医学中为何称心理疾病为“鬼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藏医与现代医学在心理疾病领域的病因、症状、治疗原则、治疗方案等方面都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比如藏医与现代医学在精神病的分类上观点相同；精神疾病的病因方面阐述一致；精神疾病的症状方面诉述相同，比如双重人格、多重人格、人格转换、语词新作等非正常的症状；治疗原则相同等事实证实了藏医对心理疾病的认识和科学价值等。至于“鬼病”之名，作者认为藏医对心理疾病的名称上充分体现了科学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即随着大众的认识能力联系佛教中各种人物的性格、人格等，又不失于研究纯专业角度分析精神疾病的立场，特意在疾病名称前加用了“抽象、幻觉”的名称来表明科学的学术思想。 应用研究部分，北京藏医院的仁旺次仁副院长结合工作实际向大会介绍了心脑血管列入藏医重点专科以来的基本建设情况；北京藏医院科研处处长仲格嘉以《藏医医技医法整理与研究》为题介绍了该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方法与内容、课题开展情况、科研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来自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的多吉则介绍了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的组织结构及其在基础研究、临床研究、药物研究和信息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并重点介绍了该研究院“金诃脑血康”的二次开发研究及产业化等内容。 综观本届论坛，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内容丰富。本届论坛分社会经济、当代研究、历史、宗教、藏医药等5个小组，在同一小组中，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也有所不同，选题多样、方法各异，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应用研究，内容几乎涉及藏学研究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 2、成果新颖。本届论坛的选题中，大多数都是各位专家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对相关问题的新探讨，又有众多田野调查的资料和成果，同时还出现了好几份当下课题最新进展的情况汇报，对近年来我国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做了一次集中展示。 3、交流广泛。本届论坛有来自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近40位学者上台演讲，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藏学界名宿，也有冉冉升起的藏学新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学者共聚一堂，充分利用论坛这个平台实现了全国藏学界的全面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