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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曾有一句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正是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在民族政策中实行所谓的“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用夏变夷”，在各民族之间制造了严重隔阂。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使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得到根本保障，从而逐步消除了民族间心理上的隔阂，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广泛信任，使少数民族群众同汉族一道，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也得以形成。实践证明，信任是巩固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必然引起各民族原有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等方面广泛、深刻的变革。特别是随着对原有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和重组，危机感、失落感和新的不平等感便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从而在实践中出现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正确面对和处理，就会引发冲突和纠纷。应该说近年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同内地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一样，从实质上看都是在对新旧社会关系改革调整中，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因利益失衡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对此，应该立足民族团结大局，从社会变革转型的大背景、大视野，进行全面客观分析。这方面在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教训应该总结。二战期间，苏联一些民族包括俄罗斯族中曾出现少数成员变节行为，执政集团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对俄罗斯族中的变节者视而不见，但对其他十几个民族却罪加一等，由此进行全民族的惩罚，甚至怀疑其中有些民族会变节，而对其全民族强迫整体迁移，不少民族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减员，因此种下深深的仇怨，后果至今难以消除。在我国，1958年民主改革时期，青海南部部分地区少数反动牧主和上层分子发动武装叛乱，部分群众也被裹挟其中。应该说党和政府对这次叛乱的认识是清楚的，处理的措施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其后的工作中，一些同志对党和政府的政策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对少数民族干部产生了戒心，不信任、不尊重，不敢大胆使用，以致在“文革”期间，许多少数民族干部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帽子，遭到残酷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使民族关系遭到严重破坏。 当前，有学者对美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倍加推崇，认为美国“文化化”的政策造就其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强，族群意识弱。事实上，我国学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表明，美国的历史与中国历史根本不同，美国的族群状况与中国的民族状况更加不能相提并论。因此，不论美国的民族政策是否科学有效，有一点应该清楚，美国的民族政策即使科学有效，也只能是适合美国的民族状况而言，并不说明一定适应中国，任何不加分析的照抄照搬不是科学的态度。同时，笔者认为，眼下美国人之所以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和对国家的认同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第一流的富裕国家。因此，美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强有力地维系着国家认同意识。可以想象，如果一旦这个国家从世界头号强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恐怕不少人的国家认同意识就会动摇，具有不同文化认同的族群就有可能出现躁动。这也提示我们，促进国民的国家认同，关键还在于采取切实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我国民族地区而言，当务之急应该是改善民生，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能够更好地分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