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清初康熙年间，清朝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入侵西藏，并就势结束了和硕特部蒙古势力对西藏的统治，开始了清朝直接管理西藏的历史。地处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的迪庆高原是滇藏之间的咽喉要地，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明至清初，雪域藏地割据分离，教派纷争倾轧，滇藏之间更是风起云涌，诸种民族、教派、地方势力云集此地，或抗衡或冲撞；土司割据与外族控制的争战，在“宗教变革”旗号下的厮杀此起彼伏。迪庆的稳定与动荡也不因地处边缘而无足轻重，相反，它的动静牵连着各种政治力量与宗教势力的中枢神经。正是因为它是一个文化边缘又是一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所以才有清代的“归滇”之举。 关键词：统一决策；迪庆藏区；归属；云南 具有“云南之甍”之称的迪庆，是一个以藏族为主并具有丰富古代文化遗存的多民族聚居区，它位于滇、川、藏交界的三角地区，处于云南滇西北横断山纵谷地区，虽然山高谷深，交通阻隔，但纵列的山川峡谷，使这一地区自古就成为云南与西藏、四川交往的天然通道。所以，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著名的古代民族走廊，并使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个走廊正是汉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的拉锯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民族政权。”[1]故而深刻影响着这一地区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一、迪庆归滇 明末清初，由于迪庆在滇、川、藏之间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得这一地区在全国中央政权的更迭中，再一次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争夺的焦点，导致这一地区政治统治更替频繁。直到雍正初年，清王朝在统一全国的进程中，最终确定了迪庆地区的政治隶属关系、行政区划关系和政治制度，从而结束了历史上长期政区不清，隶属不明的混乱状况，为清代迪庆地区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归滇原因 清朝在入关以前就已经统一了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同外蒙古的封建王公、西藏的僧俗领袖也有着密切交往。清朝入关以后，通过统一战争，到康熙三年（1664年）彻底击败了农民军和南明王朝的力量，基本上统一了大陆地区。康熙二十年（1681年）彻底平定了三藩之乱，恢复了西南广大地区的社会秩序。之后，清政府便开始了统一台湾的准备工作。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标志着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已经逐渐巩固，清朝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清朝正式入关前，采取的是向西发展的战略，即向长城以北的广大蒙古地区扩展势力，收服蒙古并联合蒙古力量从北方对明朝形成包围之势。清军入关后，虽已平定甘肃，驻兵西宁，但南方仍有反清力量活动，蒙古准噶尔部和喀尔喀部也未归附，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蒙古各部的凝聚和影响，清朝在处理西藏、青海事务时采取了利用和硕特汗王和格鲁派上层领袖的方针——“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对格鲁派表示尊崇。将注意力转向对广大蒙古地区具有强大宗教影响力的喇嘛教发祥地西藏。同时，正如石硕先生《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所言：“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它理所当然要继承中原前朝统治者与西藏宗教领袖之间业已建立的以朝贡和分封形式所体现的政治隶属关系。”这在清初年羹尧《条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中也清楚提过：“……西番人等宜属内地管辖也。查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等处，皆系西番人等居住、牧养之地。自明以来，失其抚治之道，或为喇嘛耕地，或为青海属人，交纳租税，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今西番等人尽归仁化，即系内地之良民，应相度地方，添设卫所，以便抚治。” 全力统一边疆是关系着清朝政府在国内的统治是否巩固的重大问题。重视边疆地区是清朝的重要国策。清朝前期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地位，防止地方割据势力，必需审慎地对待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否则会引起边地动乱。统一边疆地区的重点在于解决蒙古问题。康熙帝认为“西藏屏蔽青海滇蜀”，是中国重要的边防地区。西藏是西南门户，屏蔽四川、云南和青海，这个地区局势的变化无不影响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各部。 然而，明末清初的西藏地区处于何种状况呢？崇祯十年（1637年），和硕特部固始汗统一了青海。崇祯十二年（1639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领兵进入康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和硕特部统一了卫藏，结束了噶玛巴地方政权。固始汗略定西藏后，尊五世达赖为宗教领袖，下令以西藏地方赋税收入“供养”格鲁派，固始汗自己却牢牢地掌握着西藏地方的军政大权，直接任命行政官员，封赐世俗贵族，领导地方军队。五世达赖则建立起了一个以拉萨三大寺和后藏扎什伦布寺为中心，各地的小寺为分寺的层层隶属的格鲁派集团寺庙网。在政治上，固始汗与五世达赖派出代表到盛京向当时尚未进关的清朝表示归顺，争取清朝的支持，得到清太宗皇太极的奖赏。 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受到正式册封。清王朝本着弘扬格鲁派的精神，把西藏地方的宗教权交给达赖，并把行政和军事权封给早已归顺的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 在固始汗死后，这一蒙藏统治阶级联合掌权的政治均势便逐渐趋于瓦解。以五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开始在西藏形成了独掌实权的局面。在桑结嘉措出任第巴以后，在政治上，他先后使卫藏原有领主交出原由他们管辖的庄园，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同时为了消除地方势力的反叛或割据，在各地推行宗本流官制度，以集权于拉萨地方政府；在经济上，桑结嘉措则通过发展庄园制来加强西藏地方政府对土地的管理和控制；在宗教上，他继续采取了扩大和发展格鲁派势力的措施；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他力图排除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势力。[2]1677年，第巴借助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东进侵扰青海，袭杀西套和硕特部齐尔汗，青海和硕特部惧，挈帐避居大草滩，甘、凉近南山一带蒙古和肃州境内游牧人皆为噶尔丹所败。直至1696年，噶尔丹再次率兵进犯喀尔喀于昭莫多地方时，才被清军彻底击败。可以说，噶尔丹与清朝的战争直接导致了清朝势力向西北的发展。[3]期间，当清军与吴三桂相持时，清朝谕达赖喇嘛藉青海蒙古军队自松潘厅入四川攻吴三桂占据之川、滇，第巴则假借达赖名义以“粮草不济，人饥马瘦，何能深入”为借口而拒绝出兵。反而以达赖名义规劝朝廷对吴三桂“莫若裂土罢兵”。此举虽非助吴反清，但清朝却清楚地意识到了统一战争中应采取的措施。其二，在噶尔丹整个东侵和与清朝为敌的战争中，桑结嘉措始终偏袒和站在噶尔丹一边，并屡在清朝面前为其开脱和作掩护。其三，桑结嘉措长达10余年隐匿五世达赖之丧，等等。这些事实导致清朝对西藏态度和政策发生了变化。摆在清政府面前的这些严峻事实使它不能再在西藏问题上留任何的余地。实际上，此时的清朝军队已抵西藏大门，有了直接干预西藏政务的能力。1709年，清王朝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派侍郎赫寿进藏“管理西藏事务”，开始了清朝直接派大臣赴西藏管理西藏事务的历史。清朝要对藏区进行有效管理，仅仅涉及到西藏本土远远不够，那些与中原地区交接的藏传佛教圣地必然要纳入理所当然的管辖范围。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迪庆也就被当时的清朝大臣们所关注。 1640年，丽江木氏土司在滇康界的武装势力被和硕特部蒙古军击败。由于西藏山南的藏巴汗政权残余卷土重来，进攻格鲁派，攻克前藏和山南大部。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派蒙古兵数万前往镇压，处死噶玛巴僧侣7000多人。黑帽十世活佛却英多吉星夜出逃，至丽江、中甸一带避难。这时的丽江、中甸既是噶玛巴活佛的避居地，又成了木氏支持下的噶玛巴势力继续抗礼格鲁派的一块武装边地。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云南，土司木懿望风投诚，次年，由吴氏颁给印信，仍授土知府世职。由于吴三桂的统治，木氏地方势力受到了很大的节制，在政治经济上受双重压制。康熙九年，吴三桂将中甸等地割给蒙古。[4] 康熙四年（1665年），和硕特部派兵进入迪庆地区，以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的名义由西藏色拉、噶丹、哲蚌三大寺内“拣选”喇嘛一人，名“第巴吹则”，住中甸，统辖地方僧民，称为“协奔”。这一时期称中甸为“建塘”或“佳塘”，称维西为“巴垅”，称德钦为“巨隆”。 当清朝扶植拉藏汗安定西藏，抵制准噶尔扩张之际，发生了准噶尔部和青海和硕特部统治阶级相勾结与拉藏汗夺权的斗争。清朝认为“蒙古素崇佛教，有达赖之名皆皈向之，倘为策妄阿拉布坦迎去，则西藏、蒙古皆向策妄阿拉布坦”（《皇朝藩部要略》卷17，第13页）。康熙帝认为“屏蔽青海滇蜀”的西藏是中国重要的边防地区。如果被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割据势力占据，“将边无宁日”。自古以来进入西藏的主要道路有3条，一是经青海入藏；二是由四川从东面进藏；第三条就是从南面的云南经过迪庆地区入藏。清代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张允随即曾说过“滇省中甸地方，系通藏咽喉”。[5]迪庆向为云南滇西及洱海地区入藏的必行通道，是藏区同滇、川等内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加强联系的生命线之一。迪庆地处入藏要冲，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是这一地区如果被南下的策妄阿拉布坦所吞并，南面入藏道路由此堵塞，不仅制约着清王朝的军事部署，难以形成对西藏的三面包围或钳制之势。更严重的是，一旦清军从北面、东面入藏讨伐，准噶尔部还有可能南窜云南，包抄或袭击清军的后方，威胁云南、四川的安全，形势就将更加危机。正如康熙所说：“再，吐鲁番之人皆近四川、云南一带边境居住。准噶尔人等若将吐鲁番侵取，又将唐古特人民煽惑，侵犯青海，不但难以应援，亦且不能取藏。”[6]（《清实录》卷二八九又载：“再，吐鲁番之人皆近四川云南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鲁番侵取，又将唐古特人侵犯青海，不但既难于应援，亦且不能取藏。”）迪庆与清朝统一大业、解决西藏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朝廷内外、君臣上下无不以此为忧。 为了维护边疆的统一，康熙帝力排众议，决定出兵，并任命十四皇子允字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六师，驻节西宁，筹饷征兵，局中指挥。于是清王朝开始关注迪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君臣的诏令奏议中多次讨论到迪庆问题，而且在清朝先后两次出兵西藏之时，都在其战略部署上把迪庆看做深入西藏的要冲加以考虑。康熙二十年冬，定远平寇大将军固山贝子章泰等疏言：“中甸诸处，从来皆隶丽江，原为内地。吴逆阴蓄异志，于康熙九年割给蒙古。此地远在金沙江外，我朝从未遣兵驻守。且逆贼胡国柱等奔鹤庆丽江，而云南省城尚未恢复，不便即议遣发官兵驻守。”上谕兵部：“中甸最为要地，从前鹤庆丽江虽设总兵官一员，令其兼辖中甸，但无专讯官兵，似犹可虑。其移文大将军贝子章泰、赖塔、将军总督赵良栋、巡抚王继文、提督桑峨，酌量遣拔绿旗官兵前往镇守。俟达赖喇嘛使至，理藩院以遣兵镇守之故，移文晓谕”。[7]由此可见，康熙年间，清王朝就从迪庆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渊源等方面考虑，打算通过与达赖喇嘛协商的方式，将迪庆划归云南管辖，并派驻绿营兵进行镇守。这也是清朝对藏区控制进一步深入的表现。 从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年）和硕特蒙古南下占领迪庆地区开始到清雍正二年（1724年）迪庆归滇之间的70多年时间里，迪庆的政治、宗教、社会发展几乎都与西藏连成一体，成为和硕特蒙古管辖的一部分。固始汗以康区（今四川、西藏、云南交界处，含迪庆之中甸、德钦、维西全境）的赋税供给他在青海的部众，使青海蒙古成为西藏格鲁派的屏障。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在迪庆的力量大大加强，影响到迪庆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上表现出明显的政教合一统治特征。这一政治统治的变化，不仅给迪庆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成为清王朝正在进行的统一大业中的重大问题。而从全国形势来看，这一时期正好给清朝提供了加强对西部地区采取措施的良好时机。 （二）康熙年间迪庆归滇的准备 当和硕特势力败退之时，清王朝又多次议论到迪庆归滇的问题，但是都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部叛乱，夺和硕特部所据西藏，给清朝内地再次造成严重威胁。清王朝统治者更加意识到迪庆作为入藏要冲，将其从西藏势力中划归滇省管辖在国家统一事业中具有的重要意义。特别在部署清军入藏进攻准葛尔部的统一战略时，已将迪庆作为进攻西藏的重要通道，只有占有迪庆，或者将迪庆划归云南管辖，才有可能极大削弱西藏割据势力的力量，给割据西藏的准噶尔叛军腹背受敌的牵制之势，加快统一步伐。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起，清军自青、川、滇三省分三路大举进军西藏，迪庆地区作为滇省入藏要口和挽运补给的后方前沿，更为统治者重视。清王朝从长远的利益和国家的统一安定考虑，迪庆重新划归云南已成为当时君臣的共识，这在《清实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正月，四川总督加三级臣年羹尧为再陈进剿兵数奏：“……则今年进剿势不可级，臣曾拟于松潘用满兵一千名，汉兵二千名与西宁大兵合势，打箭炉亦用满兵一千名，汉兵二千名，与云南大兵合势，又两路护运汉兵一千名，四路进剿，贼必难支……再里塘、巴塘、结当（中甸）。原系云南丽江府所管，吴逆叛时为已故亲王扎什巴图鲁所取。恐内地清查，遂布施与达赖喇嘛。若由丽江之中甸至巴塘较川省为近，此臣前摺所谓必用云南之兵与四川合势者也。”[8] 康熙五十八年七月癸酉又奏：“……臣等驰赴云南，详视可以驻兵形胜地方，并作安设兵马之处，再行奏闻。”“应行令都统武格，俟兵马到齐时，与地方官会商，在云南之中甸左近应驻兵马之形胜地方，酌量驻扎。仍不时侦探准噶尔确信，即令其接应法喇。”[9] 康熙五十八年二月辛未议政大臣等议复，“都统法喇等疏言：‘里塘地方与打箭炉甚近，若遣官招抚，自当归顺。巴塘民心亦与里塘相似。遣官一员，先至里塘宣示威德，彼若倾心向化，即令开造地方户口清册。继至巴塘，亦照此行。若有观望不前者，于青草发时，以兵临之，必不敢相抗……虽巴塘以外，亦可传檄而定。若叉木多地方亦来归顺，则离藏甚近。其会兵取藏之处，一面知会西宁、云南领兵大臣，仍一面星夜请旨。’”[10]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甲子议政大臣等议复，“云南贵州总督蒋陈锡疏言：‘中甸地方原系云南丽江土府所属，吴逆背叛时，割赂西藏。今巴塘、里塘虽四川招抚，而中甸一带，距蜀甚远，附滇最近，尚有钱粮在丽江完纳，非四川旧属也。兹据丽江土知府木兴详报，中甸等处番目及喇嘛营官到丽江投诚，愿仍归云南管辖。’应如所请，将附近中甸地方及巴塘、理塘仍归丽江土府管辖。”[11] 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己丑云南提督张谷贞疏言：“驻扎云南满洲兵及鹤丽、永北二镇绿旗兵，现经都统武格等挑选三千名，率领进藏。臣查云南之丽江、中甸一带地方为西藏通街，最系紧要，臣请亲率官兵于丽江、中甸适中之处驻扎防守。”[12] 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壬寅议政大臣等议复，“四川总督年羹尧疏言：‘巴塘、理塘地方，近经云贵督臣蒋陈锡奏请归丽江土知府管辖。臣查巴塘、里塘向为西藏侵占，臣宣示圣主恩威，招抚投顺，虽归蜀归滇，莫非王土。但四川现在用兵，一切运粮调遣之事，道经巴塘、里塘，关系紧要。拨归土司，则呼之不应；移咨滇省，则往返迟延。请仍归四川管辖，有济军务。又准都统武格咨称：云南进藏兵丁须接运三月口粮，云南山高路狭，艰于运送，请以四川所运之米支给。’查滇蜀两省俱各进兵，而蜀省进兵七千，滇省进兵三千，多寡悬殊。恐蜀省所运之粮不足供滇省之用，应如年羹尧所奏，行文云南督、抚，将云南进藏兵粮速行趱运。如武格等所领之兵与噶尔弼兵合后，或云南运米未到，仍暂拨四川余粮支给，即于云南所运米内照数补还。其巴塘、里塘地方应暂归四川统辖，俟事平之后，再照原议，改隶云南。”[13]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丙子议政大臣等议复，“四川总督年羹尧疏言：‘里塘、巴塘为蜀省出兵运道，奉旨听蜀省管辖。乃云南丽江土知府木兴于巴塘所属之喇皮等处，节次遣人吓令归滇，以致番人恐惧。现在四川续运之米粮雇募人夫，不敢前进。八月二十日木兴带领蛮兵前至喇皮，因番目巴桑以已归四川为词，即被杀死。又示威番蛮，勒令归己。以致番蛮欲图报复，各思构兵，巴塘之运路遂阻。木兴狂悖生衅，杀良阻运，请革职，拿禁云南省城，俟西藏既平，严审究拟。’查平藏大兵尚未入口，应将年羹尧参木兴生衅阻运之处存案，俟藏兵旋日，差京城大臣一员前往审理。”[14] 这些记载表明，清王朝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议论商讨，到康熙末年将迪庆重新归滇管辖的决心已定，甚至在一些诏令奏章中已将中甸看作是云南的一部分。但是考虑到迪庆地区民族杂居，政治宗教势力错综复杂的实际，清王朝不能贸然行事，而是采取稳妥方式，一步步地理顺这一地区的关系，但等平定准噶尔的战事结束，就将巴塘、理塘划归四川，迪庆重新划归云南。而且在康熙后期对准噶尔的斗争中，迪庆已纳入云南的军事体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那么，清朝在划分地界时又是怎样考虑到将迪庆这么一块不大不小的地方划到云南的呢？请看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奏摺：“巴塘系打箭炉之门户，久入川省版图，至中甸贴近滇省，久入滇省版图。附近中甸之奔杂拉、祁宗、喇普、维西等处，虽系巴塘所属之地，向归四川，而其界紧接滇省汛防，总通于阿墩子，阿墩子乃中甸之门户。请改归滇省管辖，设官防汛，与川省之里塘、打箭炉彼此犄角，足以各收臂指，控制番民矣。”[15]群臣商议，皇帝从之。这就是清政府将迪庆地区的三个县划归云南，而不是划到其他省份去的重要依据和原因。 （三）迪庆归滇进程 迪庆正式归滇是在雍正初年完成的。雍正元年（1723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在青藏高原发动叛乱，中甸松赞林寺喇嘛起兵响应，这样中甸再次成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更使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平定叛乱、迪庆归滇是关乎国家安定的千秋大计，刻不容缓。于是，清朝政府为防止迪庆叛军与罗卜藏丹津势力联合，派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等率兵进藏讨伐，云南总督高其倬奉旨令提督郝玉麟率兵2000经迪庆地区进驻昌都，并选总兵一名率清兵500名驻扎中甸，清军开始正式在迪庆地区镇守。在这样的形势下，中甸蕃夷头目率众3500户，共17500人和1014名僧侣向清军投诚纳土。 雍正元年三月甲申，罢西藏防兵戍察木多。六月壬戌，青海郡王额尔得尼为罗卜藏丹津所破，率属来投，遣官抚之。其侄噶尔丹达锡续来归附，命同居于苏油。秋七月己卯，命侍郎常寿谕和罗卜藏丹津，不从。诏年羹尧备兵。九月辛巳，以郝玉麟为云南提督。冬十月戊申，救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改延信为平逆将军。癸亥，罗卜藏丹津执我使臣常寿，笔帖式多尔济死之。戊寅，罗卜藏丹津入寇西宁，守备马有仁、参将宋可进败之于申中堡，贼遁。丙戌，年羹尧奏总兵杨尽信进剿番贼于庄浪椅子山，斩贼数百。[16] 平叛结束后，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立即上奏朝廷：“西番人等宜属内地管辖也。查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等处，皆系西番人等居住、牧养之地，自明以来，失其抚治之道，或为喇嘛耕地，或为青海属人，交纳租税，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今西番人等尽归化，即系内地之良民，应相度地方，添设卫所，以便抚治。将番人心服之头目给予土司千百户、土司巡检等职位分管，仍令附近道、厅添设卫所官员管辖。其应纳粮草，较从前数目请略为减少，以示宽大。至近边居住帐房、逐水草游牧者，仍准伊等照旧游牧。”朝廷一应从请。[17]正式将青藏高原的边缘与内地交错的地带分别划归陕西、四川、云南管辖。迪庆成为云南的一部分。雍正元年迪庆归滇的基本决策确定后，具体操作实施的步骤大体如下： 雍正元年（1723年）云南提督奉命前来迪庆安抚地方。 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建中甸厅，移鹤庆府所属剑川州州判驻此。并派总督云贵部院中协副总兵孙宏本驻兵中甸，筑土城一座。 雍正三年五月癸亥（1725年7月6日）添设云南中甸抚番清饷同知一员，经历一员，巡检二员。从云贵总督高其倬请也。[18] 雍正三年（1725年）谕各省督、抚等勘查边界，诏谕曰：“……从来两省交壤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云、贵、川、广等为尤甚。间有一省之内，各州、县地界亦有不清者，每遇命盗等事，则互相推诱；矿厂、盐、茶等有利之事，则互相争竞；甚非息事宁民之意。各省督、抚其共矢公心，详细清查。如邻省地界有不清者，则两省各委贤员，共同堪定。若本省内地界有不清者，即委本省贤员堪定。地皆朕土，人皆朕臣，此盈彼绌，悉在版图之内，无容分视也。虽地界或间有难定之处，但平心勘画，即使稍有不协，然一定之后，久远得以遵据，水无推诿争竞之处，于地方大有裨益矣。”[19]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滇川两省正式派员勘定边界，剑川州判杨正辅被委参与勘定。到雍正五年（1727年）建维西厅（包括阿墩子），设通判治理，归鹤庆府管辖。同年，清政府命云南、四川两省派员，会勘疆界，以红岩石（在今德钦县内）为分界点址。凡金沙江外中甸，江内其宗、腊普、阿墩子（德钦）等地俱还滇辖，而巴塘、理塘直至查木多（今昌都）俱还四川，以此固定了云南西北疆界。且巴塘土照壁以下划归云南中甸。维西和阿墩子等地，由原来于康熙十三年以前为西藏地方管辖，康熙三十六年为清政府地方官设治，交由巴塘土官领辖，到雍正四年完全划归云南，并实行与中甸一致的政策，迪庆归滇后的滇川行政辖区由此确定。 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十三日，云南鹤丽总兵官臣张耀祖谨奏为奏明事窃臣驻扎叉木多钦奉谕旨，撤师回汛，所有云南招抚之地方27处，前经钦差散秩大臣鄂齐等会同四川提臣周瑛奏明交给达赖喇嘛者，木鲁巴敦等五处，其余难称等22处地方，交给驻扎西宁散秩大臣达鼐查明办理。[20] 同年四月戊申移云南鹤庆府通判驻维西，添设剑川州州判一员，驻中甸。从云贵总督鄂尔泰请也。[21] 雍正六年（1728年），清政府在维西建立制营，设参将、守备各一，千总三，把总四，外委六，统战马步兵一千余名，驻守分防各汛，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政府将中甸、维西两厅划归丽江府管辖，移楚雄府同知驻中甸，称为中甸抚番清饷同知。 至此，迪庆属于西藏地方管辖80余年后，再次完全归滇。从年羹尧的上奏到整个归滇进程，我们可以看到，迪庆归滇之初的行政、军事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迅速健全行政机构和辖属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迪庆归滇之后，没有完全按照明代的行政区划让迪庆直接受丽江管辖，而是划归鹤庆府。吸取明代木氏坐大扩张、战乱不已的教训避免木氏割据，有效地保障这一地区统一安定。其二，立即派兵驻守于迪庆地区，发挥军事威慑作用。这是历史上中央政府的军队第一次正式驻防迪庆，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对于靖安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具有深远的意义。其三，迪庆归滇之初，清王朝最初接受年羹尧的建议，在政治上仍然沿袭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任命地方民族首领为土司千百户及土司巡检等土职，同时参设道厅流官管理，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在经济上，以不改变当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出发点，允许照旧游牧和耕作，对于安定当地社会、发展生产有很大的作用。其四，在行政区划上，经清朝议政王大臣议复，中甸、维西和德钦，即整个迪庆地区正式列入滇省版图，最终确定了迪庆为云南管辖，依据历史渊源，理顺了迪庆与中央政府、云南地方政府和西藏的关系，迪庆从与西藏一致的政教合一统治变为土流相参的政治，是迪庆历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点，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二、结论 迪庆处于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结合部，远离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的中心，可以说迪庆是汉文化、藏文化、纳西文化、白族文化等文化的交汇点。在这样的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是必然的。迪庆正是在不同文化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中艰难曲折地向前发展。 迪庆虽是文化与政治的边缘，却反映出清初汇集于云南西北一隅的各种矛盾。从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帝亡国到康熙二十年吴氏政权覆灭的时间里，清统治集团、西藏达赖喇嘛影响下的和硕特部蒙古、吴三桂和丽江木氏土司四者之间合纵连横的关系都在中甸一地呈现出来，关系后面又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满、蒙、藏、汉、纳西）、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经济制度，构成相当复杂的社会背景。迪庆在归属上的几度变化也是全国统一的总趋势与局部分裂倾向斗争过程的一个局部表现。最后，清政府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迪庆的实际出发，权衡利弊，多方探讨，解决了层层矛盾，确定迪庆归属云南省的决策，并大刀阔斧地迅速完成这个历史转变。从历史发展的长远利益，我们不能不对清政府“迪庆归滇”的决策做出肯定的评价。 迪庆归滇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长官意志”，而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与长远的历史渊源。早在唐代，无论是唐王朝与吐蕃的争斗，还是南诏与吐蕃间的和战都在这里演出悲喜剧。这里无疑是当时云南与吐蕃对峙的前沿与屏障。宋代大理政权也在这里经营。明代木氏土司把势力扩展到这里，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统治。白水台的摩崖是证明木氏土司管理迪庆地区的一个物证，也是汉文化在此传播的物证。 迪庆归滇是清政府根据全国政治、经济变化，为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维护国家统一，所必须作出的战略性选择，也是长期以来迪庆与云南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交流的必然结果。“归滇”在迪庆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于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西南边防、消除割据隐患、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促进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完全必要和十分及时的。自从迪庆归滇以后，不能说不再有冲突与纷争，但出现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局面则是历史事实。迪庆的长期和平发展不能说与“归滇”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迪庆归滇后，在迪庆开设传播儒家文化的学校。这些学校脱离寺院独立教学，用不同于宗教教条的儒家文化教育学生。进入学校不仅是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儒家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无疑推动更广大的地区文化一致性从而加强政治统一与民族团结。学校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培养人才。尽管迪庆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培养出大量的举人、进士，但从学校出来的生员较之从寺院出来的僧侣更能推进社会的进步，也为学习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奠定了基础。 迪庆作为“文化边缘”在与“边缘”内外的文化接触、交流、融合中加入到统一的华夏文化中。无论是否归滇，迪庆在政治与文化上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是必然和始终如一的。迪庆归滇后，藏族人民的经济文化发生了显著改变与进步，但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诸方面仍保持传统而无大的变化。因为迪庆归滇并非是要将藏族“同化”于汉族之中，而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也是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所必须的。云南的骄傲不仅在于他是统一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于他的民族众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一体的多元文化，不同民族间友好共处、团结进步、共同发展，才是我们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伟业。这也正是本文的主旨。 （文内有关《清实录》中的史料记载，均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藏族历史资料汇编•清实录》为参照核准） 注释：[1]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2][3]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清实录》卷98，转引自《藏族历史资料汇编•清实录》（西藏研究丛刊之九），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张允随：《为请留熟悉夷情之员以收督标之效事》（折），乾隆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6][7]见注[4]，卷289、98。 [8]《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条2735。 [9][10]注[4]，卷285、283，第17、18页。 [11][12][13][14][15]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云南史料汇编），卷3（第12页）、卷1（第74页）、卷287（第19页上～20页上）及卷287（第16页上～下） [1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世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9～311页。 [17][18][19]见注[15]，卷20、30、30。 [20]张耀祖：《雍正朱批上谕》。 [21]见注[15]，卷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