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源远流长的滇藏商贸交流在近代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成为维系近代滇藏往来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历史上商贸交往最密切，对彼此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显著的历史时期。这其中，云南商人持续活跃在近代滇藏商贸舞台上，为促进滇藏商贸交往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同时也对汉、藏、纳西、白、彝、普米等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云南商人；近代；滇藏贸易 本文所说的滇藏贸易，并不是狭义范围内云南与西藏间的商贸交往，而是广义上的泛称。“滇藏贸易，泛指和滇西、滇西北接壤的四川省西部藏族地区的得荣、乡城、稻城、巴塘、理塘、甘孜、德格、道孚、康定；西藏自治区的盐井、宁静、芒康、察隅、察雅、左贡、昌都、林芝、太昭、丁青、黑河、拉萨和远至青海省南部的囊谦、玉树等藏族地区之间的贸易。”[1]在兹所论及的近代滇藏贸易正是历史基础上不断发展形成，并成为滇藏交往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云南与西藏、川边、青海等藏族聚居区间的商贸交往。 一、源远流长的滇藏商贸交流 由于地缘因素的关系，自古以来滇西北地区就与西藏、川边等藏区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至迟从新石器时代，西藏与印度、川西高原、滇西北地区便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存在着若干民间小道。[2]近代云南学者袁嘉谷先生在其《卧雪堂集》卷二十二中指出：“由蜀道通竺，非滇则藏。”也许滇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确实很早，但是有籍可考则是在唐代。 唐人樊焯的《蛮书》中曾记道：“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3]从交易数量看，当时的滇藏贸易已有一定的发展规模，而且当时的交易渠道似乎也还不少。据樊焯同书卷二载，除西羌、铁桥外，尚在大雪山一带“往往有吐蕃至赕贸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根据方国瑜先生的考证，这一交易地点大概在迈立开江上游大山中的坎底一带。[4] 明代以后，滇藏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交易规模、交易数量较之以前有了新的发展。 明代木氏土司对滇藏川边三角交界区域的诸如移民渡江屯殖、开渠种稻、开采矿藏等方面的大力经营，特别是在控制区内大力推广藏传佛教等措施，为滇藏贸易开辟了新的发展条件，密切了滇藏间历史上业已形成的这一区际商贸联系。明王朝让木氏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可“实际上木氏土司成为联系藏族的中介人。”[5]在木氏土司积极拓展滇藏间商贸联系渠道的基础上，“木氏统治时期，还使这一地区的市场和商品流向形成一个传统的经济区域，滇商每年从丽江、中甸运来茶、糖、铜器、铁器、粮食等到康南及江卡、盐井地区销售，并从当地运出羊毛、皮革、药材等商品。”[6]这一时期，西藏商人进入滇西北地区进行贸易的也不少。据中甸县的有关藏文历史档案记载：“建塘独肯中心属卡松杰者，自其祖辈松杰衮以前，纳西王统治时期，即为藏商之房东，对藏商多有帮助。”[7]其家族对“所有藏商，备极优礼关照。”[8]木氏土府在他经营中甸的150余年时间里，一方面加重了中甸藏族和纳西族百姓的生活负担和经济负担，同时也促进了中甸农牧业、矿业和滇藏贸易业的发展，为清代达赖喇嘛在中甸立市和清代中甸的兴起奠定了基础。”[9]这是对木氏较客观的历史评价。王恒杰先生在其《迪庆藏族社会史》中将木氏在滇西北藏区的经营描述得不太妥当，[10]忽略了大量的历史客观事实，过分强调阶级压迫与民族歧视，确实是失之偏颇，有失公允的。 明末清初，滇西北藏区格鲁派和噶玛噶举派间的宗教战争和吴三桂的叛乱，使得战火一度烧断了滇藏间传统的商贸链环。但是局势稍稳，渴望恢复贸易，以满足己方需求的西藏地方政府便屡屡上书中央，要求重开滇藏贸易。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庭应北胜（今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之请，批准在北胜“互市茶马”。[11]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又应达赖喇嘛的要求，云贵总督范承勋奏请“于中甸互市，遂设渡通商贸易。”[12]由此，滇藏贸易逐渐恢复。当时即使远在青海的和硕特部牧民也已穿越西藏，前往滇西北的汉族和纳西族地方经营牲畜、珠宝、绸布、氆氇、茶叶、毛织等商品。[13]1717年至1720年间，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于西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庚子，（云南）都统五哥、副都统吴纳哈领满兵二千名，鹤丽镇总兵赵坤、永北镇总兵马会伯领绿旗兵一千五百名及丽江么些兵五百名出金沙江，会川兵进藏。”[14]此次川滇大军会同进藏，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滇藏间通道的畅行无阻，重新扫清了道路上、安全上的障碍。滇藏间塘汛制度的推行，更有利于保证商旅的安全和补给，直接促进了清代中期后滇藏贸易的活跃。 雍正初年丽江和中甸相继实行改土设流，两地逐渐成为滇藏商贸交流的重要中转站。乾隆初年，丽江已是“商旅之贩中甸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15]经丽江行销藏区的茶叶一项，“每年户部颁发茶引三千张，每张载茶三十三千，抽收引税三钱二分，由阿喜出口赴中甸销售。”[16]粗略统计，约有九万六千筒，共计三十万斤左右（每32筒为一引，每引约重100斤左右）。中甸正式立市后，“中甸集镇，商人云集，贸易畅通，进出康藏货物荟萃于此。滇商带来的货物主要有茶叶、粮食、红糖、火腿、铜器和铁器等，藏商带来的货物主要是羊毛、牛马羊、兽皮，药材和毛织品。”[17] 滇藏商贸的逐渐发展，犹如同流于两地的金沙江，将沿线各民族群众联系在一起，为谷民族商人参与其中创造了有利条件。清代以后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许多丽江纳西族、中甸藏族、鹤庆、剑川白族商人大多是行贾藏地，“皆获厚利”，并由此“借以起家”的。 二、近代滇藏商贸交流的渐趋兴盛 近代以后，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滇西北商人远涉川藏，或做水客（行商），或坐地为贾，投资设号，在广阔的康藏高原留下了他们经营闯荡的足迹。 （一）云南商人在西康（川边） 自清代以来，川边一般特指的是当时四川省雅州府西境，清末分置巴安、登科、康定三府，1910年划金沙江以西的西藏昌都区域隶四川省。1925年合并上述地区为西康屯垦区，1939年改置西康省。[18]由于在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康区和藏区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并由此形成了滇康、滇藏间不同的商贸交流渠道和交易内容。因此，虽然当今学术界把四川西部、西藏、青海等地统称为藏区，但本文为了遵循近代特殊的历史状况，我们还是把云南向人与滇康、滇藏商贸分别论述。 伴随着鸦片战争后内地半殖民地进程的加速，其波澜已渐及开关通商前的云南边地。这一时期滇川边区间贸易的发展就是这种影响下的产物。由于长江口岸如武汉、重庆等地的先后开关，间接带动了长江上游滇川边区的商贸发展。当时云南与川边间的商路，主要是从下关、大理经丽江、永北（今永胜）至会理，一路北上经西昌到打箭炉（今康定）一带。当时在川边康区，滇西北商人所开的较著名的商号有李恒春、李鸿康父子的“同心德”，赵根润的“恒昌和”，何步青的“鼎天祥”，杨聚兴的“美聚兴”等。这些滇商贩出的主要是滇川边境一带的山货药材及云南的茶叶、皮革等，贩进省内的主要是川丝、会理布和一些日用品，其中以国际市场需求甚多的麝香为各家主营物品。 19世纪晚期，英国人为了从中国的后背上插入其殖民扩张的利刃，不惜动用武力入侵等各种卑鄙手段加强了同西藏地方的影响与联系。20世纪初，西藏地方的边疆形势已经十分危急。“譬之藏为川滇之毛，康为川滇之皮，藏为川滇之唇，康为川滇之齿，且为川滇之咽喉也”。[19]鉴于川滇藏间唇齿相依的关系，清政府在欲固西藏必先经营川边的指导方针下，派遣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制定了在川边设官、练兵、屯垦、开矿、通商、建学等措施，[20]积极支持赵尔丰经营川边。赵尔丰在川边的“新政时代”，大力扶植地方商业，拓展滇康、川康间的商贸交流渠道，并曾派护商队保护往来于康区的各省商队，因此吸引了大批滇籍各民族商人前往康区经营，由此掀开了近代滇康商贸交流的新篇章。 近代云南商人中最早到康区投资设号的是滇西北商人，同时他们也一直是滇康商贸交流的主力。时人便曾记曰：“西康云南帮以云南鹤庆、丽江、阿墩子一带之人为多。其贸易以鸦片为大宗，茶及杂货次之。”[21]有关云南商人在康区的具体商业经营活动，请参见下表的有关情况。 一些云南行商到康定后自己没有开设商号，而是借助于康定锅庄进行商贸活动，一些坐商也干脆就把自己的商号设在所住锅庄内。“锅庄”是康区特有的一种经营组织，它集旅店、货栈、商贸中介机构等多种功能于一身，但凡外地客商来康定等康区经营就必与锅庄发生联系。康区锅庄业历史悠久，自元代起设，至民国时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22]康区的锅庄业类似于滇西北地区的藏商旅马店，其经营方式都是客商入住并将货物堆放于店中后，待价而沽，且免交住宿费，并由房东供给住宿期间的柴、米、油、盐等部分生活必需品。房东负责为商人居中介绍买卖，成交后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买卖如银款不足，房东常为客商担保，并代雇驮脚，包运货物。原先康区的锅庄业也主要面向藏族客商经营，后来服务对象扩大，其他民族客商也入住锅庄。根据任汉光先生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调查，清末民初康定共有云南庄客五、六十家，行商约二十家，而现庄号行商共只不过七八家。当时（1936年）康定主要面向滇籍商客服务的还有以下几家： 近代云南商人除在木里、康定等地设号经营外，在得荣、乡城、巴塘、里塘等地也很活跃。如1951年时，巴塘城中有居民三千人，驻巴商户中汉商（主要是滇商）有26户，藏商13户，滇商处于绝对优势。[23] 近代以滇西北商人为主的云南商人大量进入康区经商营生，不仅促进了滇康间的商贸交流，掀起了滇康边区的各族人民的经商热情，而且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发展了各民族间友好和睦的民族关系。同时，对于促进康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民国时人黄举安便曾这样评价清末时的滇籍商人对康区的贡献：“回忆清末当赵李和主持康政时代，康南巴安商业曾极度繁荣，时人并有苏杭称谓。因为气候物产民情风尚均冠于他区，其商业繁荣、社会进步，我们都可归功于滇籍商人。因为当时康南经济基础全为滇籍商人所支持，而昌都之桥亦以云南为名至今日，滇籍商人对国防上的贡献可知。”[24]为了进一步促进滇康间的商贸交流，为双方人员往来创造良好的交通条件，云南商人还曾通过云南省总商会及各相关机构，多次上书云南省政府，恳请予以修复滇康间各通商大道。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敕令省建设厅，准予修复云南入康藏各通商大道沿途骚站。[25]虽然这一敕令在当时纷乱的社会状况中最终只能成为一张空文，但它明确地表明了云南商人渴望加强滇康间商贸联系，并愿为之而努力的良好愿望。 虽然云南商人在互通有无的商贸交流过程中丰富了康区人民的生活物资，客观上改善了康区人民饮食乏物、日用稀缺的生活窘境，但同时“云土”伴随着商人的马帮驮队大量进入康区，使得康区烟毒泛滥，害人非浅，对近代康区各民族居民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如当时木里的一些居民“抽鸦片抽得家贫如洗，贫困潦倒，有的甚至卖儿卖女，家破人亡。”[26] （二）云南商人在西藏 正如前面谈到的，滇藏间贸易自古以来就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史。明清以来更加发展，已有不少西藏、青海等藏区的“古宗驮队”南下到滇西北地区，与此同时，丽江一带也有不少自养马帮、自主经营的行商“藏客”深入雪域高原。“藏客”是纳西族商人进藏经营的传统方式，历史悠久。他们自己养有马帮，春赴思茅运茶，一路放马，五月份赴西藏，一年一次，夏去冬回，经营物资主要是茶、糖、牛羊皮及山货药材等。[27]“藏客”一词原本是对这些经营方式独特的纳西族行商的特殊称谓。如清末民初丽江诗人杨应先就有诗云：（丽江）“种稻良田少，行商藏客多。”[28]但后来随着纳西族进西藏经商的人数扩增，这一称谓便逐渐泛指丽江境内所有进西藏经商营生的人，不管是赶马人、行商还是坐商。有人将“藏客”等同于“藏商”，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误解。 近代以后，以丽江、中甸、鹤庆等地商人为主的许多滇籍商人已从行商发展到座商，实力逐渐增强，成为滇藏商贸交流的主力军。以滇西北商人为主的云南人在西藏开设的商号主要集中于拉萨这个经济中心，是近代西藏境内最有实力的商帮之一。 清末，驻拉萨的内地商户有二千多户，“其中以滇人最多，川、陕人次之。”[29]民国初期，在英帝国主义阴谋煽动分裂西藏的情况下，滇商在拉萨的商贸活动仍顽强持续着，“滇商如仁合昌、恒德和、李永兴（疑为李鸿芬，他设立的商号叫永兴号，故时人特别是藏人常以李永兴谓之，据笔者调查——笔者注）在西藏经济场合中占相当地位。”[30]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拉萨的五大商帮中雄居第二的是滇帮），“云南商人最多时有三十多家，他们主要的业务是进口茶业、铜器、食品等。有时也做点非法生意，如贩运鸦片。他们在滇、缅、康、藏接境的区域，跑得很熟。”[31] 云南输入西藏的商品主要是茶叶、红糖、火腿、铜器、藏服、藏靴、布匹、针线等日常生活物资。由西藏输出云南的主要是牛羊皮革、氆氇、山货药材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些由印度经拉萨贩运过来的匹条、洋沙、染料、锑锅及牙膏、化妆品等英印产的洋货。近代活跃于滇藏商贸舞台上的云南商人中以丽江纳西族商人为主，上述引文中提到的几家驻拉萨商号的经营者都是丽江纳西族商人。赖敬庵、杨超然这两位丽江商界的前辈曾回忆说：“（往西藏）运货货物为茶、糖，其次是布匹、铜铁器、酒，以至一针一线，皆仰给于纳西族商人。”[32]两位前辈的这句话虽有绝对之嫌，但丽江纳西商人在滇藏贸易中的重要性及此基础之上的自信心却由此可知。 近代滇藏商贸有一个特别显著的发展特征，就是滇藏商贸已不再是单纯的省际间贸易，而是已发展转化成滇、藏、缅、印国际贸易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滇、缅、印、藏及滇、藏、印通道，是当时连结近代滇、缅、印、藏间各个重要商贸市场并维系商贸交流的主要渠道。近代有不少云南商人就是沿着这两条通道远赴印度经商，并成为当时印度商界一股活跃的商贸力量，为近代中印商贸交流的拓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33] 由于近代云南商人在西藏的经营状况随着经商环境的好坏而屡仆屡兴，在拉萨开设的商号也是前仆后继，新旧更替频繁，很难就商号开设的经营时段作一明确的整理说明。但我们仍尽最大努力搜集了有关资料，整理出了云南商人在西藏拉萨的投资设号的大概情况，详见本文的相关表格。 云南商人在西藏经商营生、调剂余缺、发展商业、保障供给服务于藏区人民日常生活的同时，而且还为支持西藏人民反对外国入侵，维护祖国统一，发展西藏近代文教事业作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滇商们不仅利用川茶、滇茶与印茶竞争周旋，而且改良藏销紧茶的制作工艺，积极推行销藏茶产品的多元化，以满足藏区不同层次人士需要，确保了内地产品在西藏市场上的推广与销售，挽回了利权，维系了近代特别是民国年间内地与西藏间为数不多的经济联系方式。丽江商人杨聚贤在清末经商于拉萨时曾与当时的驻藏大臣李有泰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往来密切，得到了二人的赏识与信任。1904年，在反击英帝国主义侵藏战争中，我军给养发生困难，因路途遥远，清政府又一时接济不至，于是杨聚贤慷慨借资垫支，支持三月之久。[34]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新任驻藏大臣联豫在拉萨推行新政，拟开办学堂、医馆等，于是杨聚贤以各种形式先后捐助了白银七千余两，帮助联豫开办起了藏文说习所、中文读习所各一所、初级小学堂两所、白话报馆一所、施医馆一所、商品陈列所一所，[35]为西藏近代化历程的推进作出了积极贡献。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驻藏商人热烈庆祝并举行联欢大会。云南商人积极参与，不仅出资凑钱资助大会，还在会上自编自演了滇剧《三娘教子》等颇具云南文化特色的文艺节目，让藏族同胞领略了滇文化的奇异风彩。[36] 云南商人和其他省份进藏经营的商人一起，以商业往来为纽带维系了内地与西藏的关系，为祖国统一局面的维持与巩固作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同时，近代滇藏两地商人的频繁往来，带动了纳西、藏、白、汉等兄弟民族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以下这两首歌颂纳西与藏民族团结的纳西族民歌正体现了滇藏商贸交流的不断加深，反映了纳西族与藏族两个民族间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形。 相会在一起[37] 茶叶没有脚，茶叶没有脚。 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 西藏的酥油，一包捆五饼。 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 两族两颗心，相会在一起。 渡口由妹管[38] 从上往下来，北方藏商哥。 藏哥赶千驮，要过千驮呀。 阿喜渡江口，渡江由妹管。 客家那百驮，先不要放行。 藏哥这千驮，请先来过江。 注释： [1]郭正秉、郭大烈、刘尚铎主编《惊险的跳跃》，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2]罗开玉：《从考古资料看古代蜀、藏、印的交通联系》，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唐）樊焯：《蛮书•管内物产》，木芹补注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3页。 [5][6]陈汛舟、陈一石：《滇藏贸易历史初探》，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 [7]“七世达赖喇嘛给土司松杰的执照”，载《中甸县藏文历史档案资料辑录译注》，中甸县志编纂办公室1991年。 [8]“拉萨春科别颁给土司松杰的执照”，载《中甸县藏文历史档案资料辑录译注》。 [9]潘发生、潘建生：《中甸经济贸易发展中》（初稿），载《迪庆州志》1991年第1期。 [10]详见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相关章节，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清）刘健：《庭闻录》，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清）《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之“丽江府部汇考”，台湾鼎文局1977年印行版。 [13]《青海和硕特部颁发给到汉、纳西地方经商人员公文一件》，载《中甸县藏文历史档案资料辑录译注》。 [14]（清）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卷11，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16]乾隆：《丽江府志略》“财用略”，丽江县志办翻印本。 [17]同注[9]。 [18]张在普：《中国近现代政区沿革表》，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19]（民国）傅嵩秋：《西康建省记》，中华印刷公司民国二十一年重刊。 [20]《清德宗实录》卷562，第1～2页。引自《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卷4），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1]杨仲华：《西康纪要》，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印行，第222页。 [22]李亦人：《西康综览》，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五年印行，第349页。 [23]徐世度：《康藏边茶笔述》，中国茶叶公司西康省分公司1956年编印。 [24]黄举安：《滇康边区新形势》，载《边疆通讯》第二卷第一期，民国三十三年一月版。 [25]民国云南省建设厅档案，卷宗号77-18-480，云南省档案馆藏。 [26]夺取荣品：《解放前木里的商贸情况》，载《凉山州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27]赖敬庵、杨超然：《丽江工商业资料》，载《丽江文史资料》第3辑。 [28]杨应先：《丽江杂述十首》，载赵银棠《玉龙旧话》，民国三十七年丽江民众教育馆印行。 [29]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43页。 [30]吕治平：《西藏现代经济资料》，转引自陈讯舟、陈一石：《滇藏贸易历史初探》，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 [31]李有义：《今日的西藏》，知识书店1951年印行，第87页。 [32]赖敬庵、杨超然：《丽江工商业资料》，载《丽江文史资料》第3辑。 [33]有关具体介绍，请参见周智生：《云南商人与近代中印商贸交流》，载《学术探索》2002年第1期。 [34]赖敬庵、杨超然：《丽江工商业资料》。 [35] “将杨聚贤捐款作读习所报馆等经费片”，载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36]韩修君：《北京商人在拉萨经商略记》，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37]王明达、张锡禄：《马帮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38]和志武：《纳西族民歌译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