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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岳钟琪（1685—1754年）亘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央处理与西藏地方及川青甘藏族地区的问题上，均起了重要作用，实为研究清代边疆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现以原始档案为基础，探讨岳钟琪在雍正时川陕总督任上关于西藏问题的见解建议，并藉此略见雍正三年至七年间（1725—1729年）清中央筹划确立治藏方针之轨迹。 关键词：岳钟琪；川陕总督；雍正；清中央；治藏方针 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名将岳钟琪之生平事迹，自嘉庆（1796—1820年）以后，叠经家族、文士撰写，《清史稿》以及近世中外学者所编著清人传记中复予以综述，内容皆侧重于岳钟琪之经营川青少数民族地区及其与西蒙古准噶尔部战争之史事，而于其襄助雍正帝完成一朝治理西藏的方针措施，每每省略。今据史料得知，康雍二朝中央对于西藏问题的考虑无往不从其与准噶尔部和战全局出发，以故立传既讲到准部，似应也须顾及西藏，庶几于西北西南边疆的相关动态和对应措施，得以全面记述。现以原始档案为基础，探讨岳钟琪在雍正时川陕总督任上关于西藏问题的见解建议，拟作一补充，并藉此略见雍正三年至七年间（1725—1729年）清中央筹划确立治藏方针之轨迹。 （一） 岳钟琪之与西藏地方发生关系是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前此，康熙帝为了驱逐盘踞拉萨的准噶尔部（以下简称准部）将领策凌敦多布等，曾一度派遣色楞、额伦特率军从青海南下进藏，二将远抵西藏北部黑河地区，却被准部包围，全军覆灭。清帝决意再次远征，以皇十四子允禵为统帅。康熙五十八年，允禵驻青海西宁，筹划北路入藏大军的组成、后勤，而在南路，四川巡抚年羹尧、都统法喇上奏得准，派军自打箭炉出发招抚里塘（今四川理塘）。夏历五月，时在法喇麾下，年方34岁的副将岳钟琪即率兵进驻里塘，缚诛抗拒不逊之头人3名，复收取巴塘，西抵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次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南路大军改由定西将军噶尔弼领导入藏，岳钟琪复领绿营兵勇任前驱，自察木多西进，经洛隆宗（今西藏洛隆）、喇哩（今西藏嘉黎），招抚当地头人。因得到藏人的协助，南路大军遂在八月二十三日（1720.9.29）顺利地进入拉萨，早于北路军到来21天。此时，岳曾北上至浪塘（今西藏浪塘）。在前藏两个月又半，旋离藏返回内地，以其功劳卓异见赏于四川总督年羹尧。在年羹尧入勤康熙帝于热河期间，岳被摧升为四川提督。 此后，即雍正元年至二年间（1723—1724年），川陕总督年羹尧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等部的叛乱，解除了新践位的皇帝的一大忧虑，由于在战争中深得岳钟琪及其所率川军的效力，年在给皇帝的密奏中对岳屡次称赞备至，二人在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问题上也有若干共识，因此，岳钟琪也深受皇帝的器重。 不过，年羹尧自二年十一月后即受皇帝疑忌并责问，三年（1725年）二月，岳钟琪首先报告揭露年之玩忽职守，从此，年羹尧失宠获谴，四月十二日（5.23）调补杭州将军，次日，皇帝在四川提督兼署甘肃提督岳钟琪的奏谢兼理甘肃巡抚折上批示云：“用你总督矣”。五月中旬，岳从西宁至西安代理视事，七月实授。于是，朝廷关于西藏的政策讨论，岳皆得预闻，遂成为皇帝最依赖的一名地方总督之一。年以往的一切得到批准的建议措施，在他失势后也由中枢及地方重新严格审查，但在关于西藏的政策方针上仍然基本上依照年羹尧设计的方案实施。 （二） 至于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详见拙文，兹不赘述。扼要地说，年的建议有两大端：一为西藏的行政体制须采取俗官噶伦共治而以康济鼐噶伦为首；二为西藏地方与内地川滇二省边界的划分须以洛隆宗为界。 现在先谈后者，依年羹尧的理论，洛隆宗以西才是以往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布施与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之地；洛隆宗以东，包括巴塘、里塘、昌都地区本归固始汗后裔青海蒙古诸部所分辖，经过截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这一大片地方己投附清军，则应归内地管理，他说:“因西海之悖逆而取之”，“其词严，其意正”。据此，他建议勘界工作由四川总兵周瑛与云南提督郝玉麟会同进行。周瑛本来在雍正元年年底率数百名川军进入拉萨，与藏军联合巡守藏北要隘以防备罗卜藏丹津南来，三年七月奉命全军撤回，他东返昌都，会同驻留当地的滇军将领郝玉麟，在九月中前往巴塘、里塘查勘，这适与年羹尧的罪状逐步定漱、职衔逐一被夺同时，可见勘界工作并未中辍，只是总负责人换成了岳钟琪。此后的工作程序是：先由周瑛等造出地方各部落户口、所辖地区的清册，并附拟归属川滇抑藏的意见，报告给岳钟琪，岳审查后上报朝廷，朝廷如有异议，则复与岳协商，最后，中央派出钦差大臣鄂齐至西安，再与岳确定原则。事竣，鄂齐经过成都与周瑛、郝玉麟同去昌都再行踏勘，复入藏宣布划定省界和颁赐给达赖喇嘛若干地方的决定。 年羹尧原来打算把洛隆宗以西地方划属西藏，在上述他的理论之外，还因为自康熙末年以来川滇军入藏时洛隆宗以东的不少寺院首脑、农牧区部落头人都曾先后内附，且大力支援清军，所以，在他的观念中应是大体以怒江为界，怒江以西属藏，而将怒江以东地方包括昌都划归川滇辖治。岳钟琪与周瑛的划界原则却向东退至金沙江西岸，且金沙江以西澜沧江两岸位于巴塘至昌都咽喉要道上的若干地点全部划予达赖喇嘛。这样的划界原则出于周瑛的倡议，正如任乃强先生早已提出的，周瑛认为，这条道路上的乍丫及附近的贡觉、江长等处民风强悍，号称难治，当时周瑛“方任四川提督，职在征剿，故乐于随势划出川外，以轻职责”。又因周瑛驻藏达年余，与藏中上层如阿尔布巴、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等交厚，“及奉命四川勘界，不免私询藏人请託，多划地方，以酬私交”。在近年公布的汉文档案及藏文《颇罗鼐传》中，周瑛在西藏之索贿乃至询私形迹确有记载可寻。不过，澜沧江两岸的察木多、乍丫、类乌齐、八宿四大呼图克图属地，除宗教上与前藏有联系外，并非达赖喇嘛所属。因此，清中央在依岳、周方案划定川藏边界后，在江卡、黎树至察木多沿线仍安置塘铺戍兵，在察木多、喇哩还设立了粮台，而粮台又时或兼理一些当地民政事宜。 里塘、巴塘既归川省直辖，年羹尧在雍正二年即主张废除原来达赖喇嘛在这一带向寺院征收的一种名为“鞍租”的税收。废除之后，每年可给予达赖喇嘛茶叶5000斤，班禅喇嘛2500斤，达赖喇嘛运至打箭炉贩入内地的货物可概予免税，以这些作为补偿。对这一主张，皇帝、议政王大臣令接任总督的岳钟琪详细调查，知道达赖喇嘛在里塘等处所收税银每年不过300余两，而拟给予两喇嘛的7500斤茶叶，折合银约900余两，则所赏茶值较达赖喇嘛所课银数多出2倍。于是，中枢命令自雍正四年开始，禁止达赖喇嘛再收取税银，并将赏茶等决定交由钦差大臣鄂齐去拉萨颁诏晓谕。可能在鄂齐等自拉萨返回后，噶伦康济鼐等上奏请求中央下令从打箭炉往西设立台站以挽送所赏茶叶入藏，岳钟琪奉命议奏云：自打箭炉到巴塘这段路途用牛驮运茶叶的费用估算每年200两，建议这笔钱可以另行拨付藏方，俾其自行雇募，至于巴塘、江卡以西，既然划属藏区，达赖喇嘛于彼处收取鞍租及征调差役，可听其自便。又，康济鼐还说，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庙每年从打箭炉运入茶叶5000斤，也请中央所设台站一并发运。岳钟琪则认为，此是违例的要求，无庸计议。达赖喇嘛依例补放里塘大寺的住持一缺，对此，岳曾向鄂齐表示，也应予禁止。总之，岳钟琪的观念是坚决地在川省所新辖的藏区内清除一切以往青海蒙古上层和前藏达赖喇嘛行使权力的痕迹。 （三） 关于西藏的行政体制、行政负责人选这一重大问题，从康熙末年以来，中枢似乎举棋不定。最初命令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3人共同办事，近于临时性的安排。康济鼐固然因为抗击侵藏的准噶尔人有功，特受清廷信任，排在首位，但最初入藏将领延信传达大将军王允禵的任命时便附加了一个条件，即一旦西藏再出现外敌来袭，康济鼐即专任领军抗御而免办噶伦之事。临时措施逐步成为制度，是经过几年犹豫到雍正三年（1725年）冬才确定下来的。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皇帝一度重用的川陕总督年羹尧也有过几种设想。在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敉平、雍正元年年底入藏的周瑛等官兵预定撤回时，年在三年三月三日（1725.4.15）曾上奏：一旦驻藏官兵撤离，西藏一切事务可以交给康济鼐总领并与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札尔鼐商办，康济鼐必须从他驻守的阿里地方来拉萨，阿里则可由康济鼐拣选其所深知可信的人代驻。雍正帝即批谕大将军年羹尧云： “尔欲令康济鼐驻扎西藏（按：此指拉萨言），所议虽是，但康济鼐居住阿里克地方，亦甚属紧要。不知康济鼐情愿与否？且与阿尔布巴、隆布奈等彼此能和睦与否，亦未深知。今令康济鼐为总领，带领伊属下唐古特往居西藏，恐有未便，且阿尔布巴等镜有不服，康济鼐孤身在彼，虽欲效忠势必不能自主，亦属无益。肤意康济鼐仍管辖两处，得以往来行走，于事似有裨益。若令康济鼐居住西藏，谕旨即降，伊即欲往阿里克地方照管，亦不可得。此事极宜斟酌。著大将军会同侍郎鄂赖详细妥议具奏。如以康济鼐两处行走为是，康济鼐往阿里克地方去后令何人居住西藏总领办事之处一并详议具奏。” 这里皇帝以为，预防准部自阿里一路来袭乃藏中惟一之要务，且因阿里西邻拉达克部，后者首领与康济鼐辑睦，常侦伺并告知北边准部动态，承担这一防守西边门户的要务则非康济鼐莫属，故仍愿康两处往来，然自此谕可见，帝己渐知西藏众噶伦内部不睦的事态。过了1个月，年羹尧已经失宠，受到谴责，他与当时在西安的理藩院侍郎鄂赖合议，遵从帝意，奏请康济鼐仍于拉萨、阿里两处行走照看，说“阿尔布巴为人尚可”，如康济鼐前赴阿里地方，拟令阿尔布巴为首同其他公、台吉等办理招（今拉萨市）之事务。他于四月初二日（1725.5.13）以满文折上奏。（年自云不甚谙满文，此殆出自鄂赖手笔）。同月下旬，年被免职，调补杭州将军，在卸任之前，年还请求皇帝速下批示，以便他行文于在藏的周瑛遵奉料理。朱批云： “因缴[交] 庭[廷]议，所以未披[批]发。已有旨了。” 但此旨始终未见。这时，朝廷大臣与外地督抚奉旨纷纷揭发年羹尧种种违法乱纪、悖逆不道的罪行，其中，继任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几次疏参且建议重罚，给予年以致命的打击。于是，对于年以往上奏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也被帝谴责为“草率错乱”，命重新审查。这个朝野声讨年羹尧，宛如波涛汹涌的政治运动延续达半年之久，直到十月五日年被械系来京，以92条罪状赐死。看来，他四月下旬的奏疏已是对于西藏政务问题请求尽快处理的最后呼声，很可能被朝廷搁置了。 年羹尧既被逮来京，约在此时，岳钟琪有一件关于两藏政务全面的政策的拟议上奏。十一月初（1725.12.5），议政王大臣等即对岳的奏折研究，在同意划定内地与西藏之分界、洛隆宗等处给予达赖喇嘛管理外，还同意岳关于藏中人事的安排： “再，康济鼐、阿尔布巴既封为贝子，管理西藏事务，请令康济霏总理，阿尔布巴协理，颁给救谕，晓谕唐古特人等，尽令遵奉二人约束，庶免扰乱之患。” 得旨后，这3件大事，著遣副都统宗室鄂齐、内阁学士班第、扎萨克大喇嘛格勒克绰尔济前往详细办理。我们看到，到此时，中央才确定康济鼐为正、阿尔布巴为副，管理藏事。 在西藏本地，从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九日（1725.9.5）周瑛领军撤离到年底，虽然达赖喇嘛向周瑛等人表示，请求中央再派官员一名驻藏照看，而此期间，全藏没有一名清军，康济鼐之主持藏政问题仍在议而未决之中。康济鼐约在此时奏请免去他的噶伦职务并返回阿里，自有其隐衷。达赖喇嘛请求派官员前来的奏折与康济鼐请辞的奏折同时到达北京。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726.2.26），中枢把一件回覆达赖喇嘛的谕旨交给康济鼐的使者达喇沙尔带回，意谓噶伦中不可无总理之人，故特颁救谕（按：此指先此交给鄂齐带去之圣旨）：著康鼐某为总理，阿尔布巴为协理，“康济鼐等办理藏务，与联所派官员无异”（按：俱系朝廷命官），倘若日后需要遣官办理某事，即行派员前往（按：意即无需派员常驻）。此件谕旨己由西藏档案馆刊布于其所编之《西藏历史档案荟粹》。对于康济鼐的上奏，议政大臣认为：鄂齐等所携去的诏书还未抵达西藏，康济鼐此奏又到，故拟由理藩院咨知康济鼐云已有救旨令渠主管藏中政务，“特将西藏大小诸事託付与尔办理”，这份咨文也交达喇沙尔一并带走。 在廷议己经有了结论时，自西藏撤回四川的己升任提督的周瑛却上奏提出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虽然议政大臣们要以康济鼐为正、阿尔布巴为副，但从防备准部再次来袭考虑，应该使噶伦们分领汛防。故建议：康济鼐、颇罗鼐可管理后藏兼防拉萨北面几处要隘；阿尔布巴可管理工布、达布及逸东巴尔喀木等处；隆布鼐、札尔鼐可管理拉萨、黑河并玉树、纳克树一直北抵通天河。各噶伦负责一方的治安。冬春集结在拉萨办理政务，夏秋轮流赴汛巡查。又夸赞阿尔布巴“深为谙练，甚属忠勤”，并称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甚是纯笃，实心办理黄教，且唐古特百姓无不敬信”，似可在差遣大臣去拉萨时也赐予索诺木达尔札一个封号。当然也夸赞了康济鼐。周瑛还要求自己也随着钦差大臣一齐入藏。结果，皇帝批云： “条奏藏中事宜，识见甚属错误，另有旨矣，遵旨而行，不必至藏。指明边界，作速回任。” 周瑛在西藏住了2年，于当地情况自然较岳钟琪为熟悉，其意见正反映藏中政出多门紊乱动荡的形势。他愿中央默认现实，任其自流。若依从他的意见，则隆布鼐、札尔鼐居中用事，全年驻守并控制拉萨，权势必然远在康济鼐之上，且康济鼐无统辖全藏之军权，这与皇帝的主张大相径庭。且他对阿尔布巴与索诺木达尔札的称誉，也与皇帝对此二人的看法迥异，加以外界流传周瑛因接受阿尔布巴等的贿赂之故为他们讲好话，都引起了皇帝的反感。 宗室鄂齐、内阁学士班第等是在常保、鄂赖后，雍正帝第三次派入西藏的大员，他们在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26.1.23）离京，次年正月十三日（1726.2.19）抵西安晤岳钟琪，二月初一日自西安启程前往四川，这是中央大员首次取道四川入藏。三月十五日从成都动身，携带员役亲丁79人，会同周瑛等勘定川滇藏的分界，在昌都与自藏来迎的阿尔布巴一起办理界务等，中途迟延长达3个月，直至六月二十二日（1726.7.21)才到拉萨。他们来的目的自然早已经被康济鼐的使者传播到藏。 鄂齐在西藏停留的时间短暂，仅1个月又8天，使命为宣读诏旨，其内容为：划定省界，洛隆宗以西诸地赐予达赖喇嘛；任命康济鼐总理藏务，阿尔布巴协理。此外，还以个人身份劝说众噶伦与达赖喇嘛的父亲轮班来北京觐见，但噶伦等纷纷提出理由不愿前往。鄂齐看到众噶伦以受达赖喇嘛赏赐为理由，分据领地与农民，几乎各用图章，各行其是。康济鼐极为孤立，颇罗鼐才技优良，但保持中立。掌权者相互敌对不和，故在临别时面嘱索诺木达尔札不可干政，吩咐噶伦们须在康济鼐为首之下办事，不可怀有异心。约在十月回到成都后，鄂齐即将西藏政局不稳的情况上报。岳钟琪派去陪同鄂齐等的参将王刚也在十一月向岳报告了在藏的见闻。因王刚地位低，不能专折上奏，故由岳在十二月十二日转述上奏云： “细看藏里办事诸人，康济鼐公直不要钱，番民畏服，但恃功自大，是其所短。其阿尔布巴等，待人和好，一味取悦同事，然皆性贪要钱，番民多不畏惧（按：此语与周瑛所奏适相反）。察其情状，阿尔布巴等与康济鼐接见之时，虽极谦谨，貌似相和，未免与隆巴奈等诸人相联一气，而康济鼐孑然孤立者也。再，初到藏时，达赖之父索诺木达尔札迎接趋跄，甚是欢喜，要与康济鼐一同赴京叩谢圣主。及至颁赏降旨之后，彼即推病不出，亦不赴京，似有不惬意处。（按：此当是彼闻知任命康济照总理藏务之反应。）” 对此，皇帝朱批云： “鄂齐、班第等亦将此情形大概奏闻，肤想西藏事只觉不甚妥协。（按：“不甚妥协”即不甚稳妥，实际上应该是中枢长年在人事任命上犹疑不决，不颁予负责人印信所致）索诺木达尔札，此人不好，况是喇嘛之父，他不肯闲享福，便难错（措）置矣。彼唐古特人皆一气，而皆贪婪，信不得。康济鼐虽一片公忠，未免是外人孤立，今朕信用荣任，伊等（按：指阿尔布巴等人）未免心寒。去年阿尔卜巴、隆卜鼐等皆有字述已效力处与果郡王、阿拉什等，朕皆令作伊等话皆教导去矣。若令人监住西藏，非善策，亦不能得其人，据情理亦当不得人。（按：不认为派大臣驻藏为上策）所以为西藏一事，朕甚忧之。西藏甚要紧。想策妄（按：准部首领）若不肯歇，仍在西藏着意，其他不能动。况又有罗卜藏丹津在彼（按：罗卜藏丹津已逃至策妄阿喇布坦处），阿尔卜巴等若少有或畏或疑或不遂意处，自然亦投寻此一着。此事当预为留心。如何令查木多等处就近设兵弹压，或少有不虞，一呼即至，方可放心。不然，恐一有事，若将一切险隘桥梁扼住，恐未必能如前出其不意也。今无事之时，当设如有事预为筹划可也。将卿意徐徐随便奏来，可详悉熟思奏闻。富宁安以深是朕旨。如何得以久安长治之策方好。” 早在雍正二年，皇帝读到年羹尧几件涉于西藏达赖喇嘛家族与青海蒙古叛乱首领罗卜藏丹津等的姻戚关系的奏折时，对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已有戒备，至此，首次对岳钟琪表示对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的不信任，预想一旦有事，他们会投奔准部策妄阿喇布坦及罗卜藏丹津。对比之下，更加信赖康济鼎，复听从鄂齐等建议，皇帝于十二月二十七日（1727.1.18）颁发了“总理西藏事务贝子康济鼐”印，任命手续至此始告齐备。 岳钟琪接到皇帝的朱批后，即于年终十二月三十日陈述己见。他说，拉萨北面要隘，诚能严守，可保安全，但如皇帝所料，索诺木达尔札因与罗卜藏丹津有翁婿之情，内外勾连，弃隘不守，实属可虑。所以须在里塘、革达（按：革达，或噶达，在打箭炉西北240里，皆已划入川省）驻扎川军准备应急，昌都以东则拨营兵安设塘站，昌都以西塘站则仍令西藏负责安设，以便及时传递消息。既然皇帝不派官员驻藏，可准他每年派遣亲信员弃，以公事为名，入藏探视，秘密察访。 皇帝阅过鄂齐关于西藏首领诸人间严重不睦的报告及此次岳钟琪的陈奏后，下交廷议，结果众臣认为，仍须差遣京中大臣1名并命岳钟琪指派陕西武弃1人同往驻藏监察。至于驻军一事，参预商议机密大事的怡亲王认为，以往岳钟琪曾说，倘若西藏出现意外，由川陕两路进兵甚易，现若驻大军于里塘、革达，既浪费国努，又启藏人疑畏，似可不必，惟仍须询问岳之意见。岳钟琪在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再次覆奏说明：以往他不知道西藏内部存在着头人不和的情况才对怡亲王作如是说，现在知道索诺木达尔札与康济鼎对立，为人巨测，倘若他内外勾连，事起仓促，虽大军两路进藏，恐怕缓不济急，外来的准噶尔人若将达赖喇嘛一起带走，则对于蒙古西藏各地人情向背影响甚巨，而且大军“徒得一空藏，守之无益，弃之可惜”。所以从保护达赖喇嘛起见，才提议驻兵于里塘、革达。今若不设兵驻藏，则还需派拨武官1员、骑兵300名随钦差入藏驻扎弹压，一遇准部有窥伺西藏的动静，即会同康济靠率藏兵共守险隘，倘准部来袭者众多，度藏兵不能抵拒： “即领官兵先护送达赖喇嘛由叉木多一路，前赴内地，则喀木、藏、卫之人心有所归向，自泌皆为我用。纵使谆噶午之人再踞西藏，亦不能因结彼处之人，为其附和。” 他还强调，“与其应援西藏，不若乘虚直入，捣其（策妄阿喇布坦）巢穴”，即在西北大举用兵，剿灭准部，以求西藏问题的彻底解决。这正是朝廷一向把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从属于清与准部和战的大局的传统观点。这些意见表露出他历练多年而具有的战略思维，也是在清内外重臣中提出须把达赖喇嘛经由昌都一路迁入内地，将这面具有宗教号召力的旗帜牢牢握在手中的第一人。此后历史的发展竟实现了他的这一设想。 朝廷经过详细讨论，决定了驻藏大员人选，五年正月三十日正式下诏云：“著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差往达赖喇嘛处。”这就是有清一代设置驻藏大臣一职的开端。二月九日，二人起身。皇帝考虑，原来让二人携走的诏书里并没有带领几百名军士一齐入藏的话，若依从岳钟琪的二月二十二日迟来的意见让大臣带兵前去，必然使西藏上层惊疑，所以皇帝先遣僧格、马喇入藏，命他们在那里同达赖喇嘛、康济鼐商酌，让藏方提出派兵的请求，中枢再行布置。后来，岳钟琪只派出颜清如、梁万福2名武官带兵30人随二大臣前往，这己经是雍正五年四月中的事了。 （四） 两个月后，即雍正五年六月中，拉萨发生了血腥的谋杀事件。 原来，上一年六月下旬，鄂齐颁诏宣布康济算总领军政全局之后，康济鼐自然常驻拉萨，约1年间，他与阿布尔巴、隆布鼐间的争夺统治权的内证愈演愈烈。至此，马喇、僧格等一行携带着诏书和朝廷赐予康济鼐的总理西藏事务的印信来藏的消息，随着他们的离京，迅速地传入西藏，噶伦等悉知此事。六月十五日，康济鼐派人去达木征集马匹准备迎接马喇二大臣用，并没有预觉到危险迫近。过了3天，即六月十八日（1727.8.15），康济慕被阿尔布巴、隆布鼐谋害。阿尔布巴等随即遣军去后藏擒杀颇罗鼐和康济鼐之弟，于是内战遂起。马喇、僧格二大臣直到七月十一日（1727.8.27）在旅途上遇到达赖喇嘛的差人后，才知道发生在21天前的这一重大事变。 马喇、僧格在八月初一日（1727.9.15）抵达拉萨后，即向达赖喇嘛、阿尔布巴等逐一询问康济鼐被杀缘由，迟至月底才详细上报中央。但他们曾在八月中先将途中遇见的达赖喇嘛差人所持达赖喇嘛、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的几件咨知他们的文书译为满文送致川陕总督岳钟琪，这几件文书说的是康济鼐被诛的理由，如勾结罗卜藏丹津、准部等，并祈求马喇等快快来拉萨同他们商议一齐启奏。此时，岳钟琪在成都使人又译为汉文后，才知道西藏发生了大事，遂于八月十九日上奏。不过，皇帝先此已经收到从青海西宁散秩大臣达鼎处最早报来的康济鼐被诱擒的简短信息。无论马喇、僧格或达鼐，仅仅客观地转奏藏中情况，惟有岳钟琪在这件八月十九日奏折上附加了己见云： “康济霏系奉旨管理西藏事务之人，今被阿尔布巴并众噶隆头目人等擅自杀害，显有捏词倾陷情弊。” 八月十九日这一天，岳钟琪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一名使者，这名使者带来了原托打箭炉税官转呈皇帝的密折。同日，岳又续奏他的看法： “准马腊等来文，即与川抚宪德，提督黄廷桂榷商，选拔千总一员、马兵十六名前往巴塘、里塘、乍丫、叉木多四处安塘、驻防密探……臣查康济鼐感戴圣恩，存心忠赤，其为索诺木达尔札等所猜忌，已非一日，今竟敢狂悖蔑法，以勾通罗卜藏丹进、谆噶尔为词，擅自杀戮。若康济鼐果有不法，何不候钦差进藏，伊等执其实据，列其恶迹，公同擒拿，请旨正法，夫复何词，乃竟任意妄行，其为诬蔑陷害也明矣。臣思阿尔布巴、隆布鼐等此番举动，必有所恃，辄敢如此狂悖。今若声罪致讨，法所当然；但伊等若已与谆噶尔连结为奸，必不肯俯首服罪，即尚未勾通，今一闻圣主震怒，势必畏罪勾连，恐未能一时授首。以臣之愚见，现今喇嘛差人资奏赴京，仰恳圣主暂雾天威，据其来奏，命钦差马腊等查询康济鼐负恩作奸情事，暂安群逆之心，侯得其起衅确情，缓为料理，庶为妥协。”（以下建议调钦差回京面奏详情，注意青海一带动静，从略。） 从这里看到，岳钟琪一旦得知康济鼐被害事件即明确表示：阿尔布巴等谋杀中央任命的大员是违法的叛逆行为，而且话里话外指出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是事件幕后的指使者，对十达赖喇嘛、阿尔布巴所提出的控告则认为殊不足信。 本来，驻青海西宁的达鼐最早在八月四日将1名逃出拉萨的康济鼐手下人口述的康济鼐被擒消息上报，雍正帝闻讯，即与怡亲王、张廷玉、鄂齐、富宁安密商，怡亲王等无主见，帝即决定不论拉萨事变与准部有无勾结，不论准部是否己经入藏，必须从南北两路出兵进藏，乘此机会迁移达赖喇嘛至西宁，并命令怡亲王传知岳钟琪以康济鼐被诱擒消息并述帝有用兵之意，须岳在发兵一举上用心斟酌，同时也密告云南总督鄂尔泰准备军队。颁旨后，帝又犹豫翻悔，怕一出兵，众噶伦携达赖喇嘛逃入准噶尔，大军徒得一空藏。继之，约在八月下旬，从达鼐那里寄到达赖使者苍里携至西宁的达赖喇嘛的又一件奏折和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算给达邪的咨文，不必说，从打箭炉送来北京的达赖喇嘛的奏折也递到了御前，于是，皇帝对上述岳钟琪八月十九日的两份奏折批示云： “前据达鼐报称康济鼐被噶隆等诱擒，朕初闻信，欲出其不意先机整理，借此将西藏清楚，故有前备兵来年西藏之旨。今览卿等所奏达赖喇嘛番文语气，阿尔布巴等目下尚末露叛逆情形，恐大兵一临其境，设若挟喇嘛逃往谆噶尔，则反难措置矣。肤念及此，觉前意不可行，总侯你到来通盘面讲。” 于是，皇帝于九月七日正式下达了停止备兵进藏的谕旨。但九月十三日，岳钟琪在自成都返回西安途中接到的却是最早决定出兵的那份谕旨，于是，九月十五日，岳钟琪覆奏说：“目前水冷草枯，难以进兵，待至来春青草发生之时，即将谕旨特派陕西、川、滇三省之兵遣发并进，约期抵藏……若此时即将官兵遣往西宁，打箭炉驻扎，恐声惊骇西海、西藏人众，实属未便。”这适与皇帝停止备兵之见相合。于是，皇帝在这份奏折上批示说：他备兵的决定，现已更改，不过意见仍在犹豫中，侯岳来北京再当面通盘筹划，反正这三四个月内总难用兵。 在皇帝收到从打箭炉送来的达赖喇嘛的密奏，又读到从青海送来的达赖喇嘛的又一件托达鼐转呈的奏折，后者表露出达赖喇嘛惟恐皇上动怒的忐忑心情和事虽紧急却不敢直接上奏的恭谨态度，皇帝于是立即作出了回答。此救今己不存，但从其他文件中推测其内容必是慰勉达赖喇嘛，谓藏局既有马喇二人处理，当可迅速平定，无庸由内地再派去军队之辞。 很可能在这时，岳钟琪奏上处理阿尔布巴等仇杀康济鼐事件的上中下三策。①他说：“康济鼐、颇罗鼐皆系有职之人，阿尔布巴等若非受人指示，意有所恃，亦不敢狂悖如此。”（按：此说己影射达赖喇嘛，与颇罗鼐指挥之下后藏、阿里诸头人反抗前藏军来袭时，七月上奏三折中直呼达赖喇嘛之本名，并列之于谋杀康济某者5人之中不约而同，可见岳钟琪见解之犀利。）“查索诺木达尔札乃阿尔布巴之母舅，又纳隆布鼐之二女为妾，况与罗布藏丹尽有翁婿之情，则其互相结纳，内外勾连，不问可知。今又将康济鼐等杀害，若不惩创一番，将来必至益无忌惮，更恐与谆噶尔勾结日深，大为边患。”（按：此即出兵进藏之理由）所以他认为上策是：“趁此机会，师出有名。仍遵前旨，将陕西、川、滇预备满汉兵马，料理齐全，于明岁青草发生之时两路并进，将达赖喇嘛移住内地。西藏之地方，另行妥当处理，应为一劳永逸。”中策是：等待出现了准部明显的帮助阿尔布巴等的形迹，然后进剿，一面遣兵入藏，一面直攻准部的根据地。下策是：这一仇杀事件，不过是噶伦内部不和所致，“以番例论之，无甚关系”，既然达赖喇嘛曾经将案情“恳切”具奏，建议皇帝即可救谕达赖喇嘛，令其另选噶伦管事，将阿尔布巴、隆布鼐革去职衔，亦不许管噶伦事务。姑念番人，不知国法，免予治罪，这似乎也“无伤国体”，不过，岳钟琪怕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等，不知感戴，“益逞骄狂之气，更恐与准部、青海蒙古人等固结日深，滋患日大”。所以他总结说：“若不惩创，而就番例完结，为下策也。”全折中贯彻着岳钟琪坚持用兵的意见，在内外老于政事的大臣中最为突出。应知此时，他还不知道颇鼐靠一方的情况，也未料及皇帝的想法不断在变化。 九月二十九日（1727.11.12），颇罗鼐一方的使者间关北上终于到达西宁，把颇罗鼐受迫害而抗争的情况面察达鼐，又交上颇罗鼐、后藏、阿里头人的3份藏文奏疏。十月初三日（1727.11.15），达鼐即将情况及文件上报北京，估计在中旬才到大内，它虽较达赖喇嘛、阿尔布巴给皇帝的报告晚到了约一个月又半，但由此皇帝初次看到颇罗鼐一方的申诉，了解了战况。《清实录》在十月己亥十七日，(1727.11.29）条下记帝谕议政王大臣等： “阿尔布巴差兵至阿里，欲害颇罗鼐，被颇罗鼐将伊所发之兵尽行截杀，已领兵往招（按：前藏拉萨）征剿阿尔布巴。此举若能事成，于西藏有益。但今现有钦差马喇、僧格在藏，恐伊等或为阿尔布巴所惑，从中讲和，或被阿尔布巴等讴诱，以至颇罗鼐受害，则大有关系。若岳钟琪于川陕标下官员内选择熟习番情、通晓番语可以差遣往藏者，速令其前往，将一应情节密述与马喇、僧格，俾伊等心中明白，则诸事无阻。此谕著学士班第送去。其详悉之处，班第口传。” 这件谕旨明显地标志着皇帝的意图再次转变。他从颇罗鼐的奏折中知道西藏的内战爆发，颇罗鼐在后藏坚持战斗，牵掣着阿尔布巴，如此则阿尔布巴不可能挟达赖喇嘛西遁。此外，他听到从北方边境经过俄国使者传来的准部策妄阿喇布坦碎死的消息，复从准部继位者噶尔丹策凌的正式奏报中得到证实，估计准部己不能再度干顶藏事，入冬国库钱粮储存比他即位之初增加了近3倍，即使用兵于准部也有把握，入藏的军费当更加敷用，颇罗鼐又请中央派兵前来讨逆。这样，他下决心保护并支持颇罗鼐。至于岳钟琪如何领会他的密谕，又如何执行，现尚无材料说明。不过，从后来事实看，被皇帝认为“中庸”之才的马喇、僧格迄未接到皇帝保护颇罗鼎的密谕。我们只知道十月二十五日岳钟琪入京觐见，皇帝与他密谈，当然是讨论西藏问题。其结果是，十一月初一皇皇帝谕议政王大臣等，决定明年青草萌发时派大臣领兵入藏。这表明岳钟琪的出师勘乱的主张完全得到了实现。 约在此时，皇帝派出1名蓝翎侍卫急往青海达鼐处，命达鼐将一度住在西宁刻下在返藏途中的达赖喇嘛使者追回，说服他继续居留当地，俾使此使者携走的安慰达赖喇嘛不拟派兵的谕旨不致传入西藏。十一月中旬，达鼎完成了任务，可是据后来（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查郎阿、岳钟琪、迈禄上奏，似乎这一谕旨还是传入了拉萨，所以查郎阿等拟好说词，俟进军入藏平定乱事以后，再依说词将前后谕旨初不用兵与后又用兵的歧异向藏人妥善解释。 （五） 清中央在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727.12.13），决定任命查郎阿、迈禄统率北南两路军队入藏。北路除护卫两大员的随行满兵外，周开捷带领的陕西绿旗兵丁亦俱出西宁口外；南路除由周瑛带领四川绿旗兵丁出打箭炉口外，另有云南派出的绿旗兵丁在昌都与川军会合，一齐向拉萨进发。查郎阿、迈禄在次年（1728年）二月初三日才自京城启程，先去西安晤岳钟琪。 雍正五年十二月，皇帝又接到马喇、僧格上奏云，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跪请大臣代奏，要求皇帝派兵四五百人来藏设防，以备策妄阿喇布坦，皇帝视此为一“大奇”事，这样一来，交战双方都要求中央派兵来藏。不过，阿尔布巴等并不认为颇罗鼐能与他们抗衡。十二月初四日，双方在江孜大战，颇罗鼐大败，这个消息由阿尔布巴、索诺木达尔札察知马喇、僧格，二大臣即报中央。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左右，帝接到报告后批给岳钟琪、查郎阿，并云： “此系马喇等又奏到之折，发来汝等看。肤览此光景，颇罗鼐又有些不稳当（按：此指颇罗鼐用兵失利），阿尔布巴、隆布鼐等甚是可恶之极。查郎阿来时（按：此指查郎阿觐帝辞行事），朕谕将南北藏一切均分之处。朕又思，倘若不合唐古特人情，须当缓图。此事可与岳钟琪详细斟酌，到藏再看情形，合宜而为之，不可即遵联旨勉强而行。” 当时西藏的战局中，颇罗鼐正处于劣势，颇罗鼐此前攻入拉萨的宣言一时不能实现这里雍止帝似乎是有敌对两方可以平分西藏之意。 三月初四日（1728.4.12），岳钟琪在西安与查郎阿、迈禄遵旨详议西藏事务，共上建议10条，请帝采择。其中重要者如下： 一、仍遵奉帝谕，以颇罗鼐总管后藏事务。“并将后藏以外、冈底斯以内以及阿哩等处地方俱令颇罗鼐管理，并经收所管阿哩等处钱粮，以为班臣（禅）喇嘛香火养赡之需，至于前藏事务，侯查郎阿到藏后，访择老成干练为藏人素所信服者二人，任之为噶伦管理。”（按：帝朱批云：“甚是妥协”。“妥协”即妥当，由此可知，帝决意废去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犹依恃颇罗鼐以防守西睡，实行前后藏分治。但此后查 郎阿入藏处理藏事时，即建议颇罗鼐兼管前藏事务，并获准。） 二、将达赖喇嘛迁入内地。请班禅喇嘛暂在布达拉宫坐床，以约束寺院僧人。但班禅喇嘛已老，不无留恋故土之心，每年之内不能常住前藏。侯查郎阿等到藏后，访查一名活佛，令其在哲蚌寺内焚修。协同班禅喇嘛管理黄教事务，若班禅回后藏，即将前藏约束寺院僧人事务交此活佛管理。（按：帝朱批谓据历史经验，不同意班禅住前藏，此当缓议。不过，上一条及此条的寓意在使西藏政教分开，此条又是后来以大呼图克图代达赖喇嘛摄理宗教事务之伏笔。） 三、安藏之后，派汉满兵1000名由四川一路护送达赖喇嘛入内地，留驻兵3000名。（按：后因考虑西藏收成歉薄，改为2000名。） 四、对康济鼐属下原管厄鲁特蒙古的安排。现这些蒙古已归索诺木达尔札管束，也有归颇罗鼐者，将来安藏之后，查明人数，尽快遣归其原在青海的游牧地，交给散秩大臣达鼐安插料理。（按：在前1年岳钟琪在成都初次奏报询问达赖使人关于康济草被杀情由时，即闻知在达木地方的原属于拉藏汗后归康济鼐的厄鲁特蒙古已被前藏派兵接管，岳认为这些蒙古人是奉旨赏与康济鼐的，“今达赖等并不奏请，辄收其众，显存专擅之心，若将拉藏蒙古听彼招集，是又增羽翼”。所以建议令在藏大臣马喇等晓谕达赖喇嘛以不便收留之故，将这些蒙占人移至青海原部落牧地居住。皇帝夸赞岳钟琪时时刻刻为国家筹划，即在五年九月六日下谕，完全采纳。谕旨从京师发至西安，再传到拉萨，路上走了近3个月。马喇接到即找来阿尔布巴询问，阿尔布巴称，生计由达赖喇嘛府库供给的蒙古共计1190人，但依当时地方上的估计，驻达木地方的原拉藏汗属下蒙古至少有400户。因前藏与颇罗鼐的战争尚在进行中，马喇等请求侯大局稳定再加详核。（这批人在战后颇罗鼐统治全藏时即归入其属下，到乾隆十五年颇罗鼐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被诛后归驻藏大臣管辖。） 五、关于咨会驻藏事都统臣马喇等事宜。岳钟琪前曾奏请皇帝降一密旨与颇罗鼐，此时说，如蒙允许，“即于遣人前往之时，将奉命令隆布鼐、札尔鼐协同噶隆办理之明旨，移送马腊等，宣布料理，则遣去之人，又可以相机差往颇罗鼐处行事，于军务更有裨益。” 此条须稍加解说。岳钟琪前此于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曾密奏，创意请帝下一谕给颇罗鼐，令一精细亲信之人潜行密往颇罗鼐处，微示帝意，以安颇罗鼐之心。“如阿尔布巴等果有阻险抗拒之事（按：指大军入藏，阿尔布巴等负隅顽抗），令颇罗鼐确探信息，率兵袭击其后，我兵掩护于前，则阿尔布巴首尾受敌，不难擒到。” 帝朱批云： “览卿所奏，足见至诚为国，非尽心筹划，不能及此。但肤为此事体，去年婆罗鼐奏书到日，即有通一信与他之意，再四筹划，不得其法，倘有疏失，所关甚巨。所以是婆罗鼐、怪阿尔卜巴之意，马腊等亦未露一些……若能得一精密人，令往口谕尚可。但此时正进兵之时，过藏往婆罗鼐处，恐阿尔布巴等更添疑畏……便往后藏时，也须得辞，方安住阿尔卜巴等之疑畏心，一肤意如此，卿可再详细筹划。（下略）。” 此时，岳钟琪等再次提出这一建议。过了半个月，即三月十九日，查郎阿等商议后再次上奏，并得到批准，派遣岳钟琪摩下一员千总马元勋入藏，带去文件移会马喇、僧格及阿尔布巴等噶伦，宣布已有谕旨，令隆布鼐、札尔鼐等协办西藏噶伦事务。（按：马喇等先在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奏，称他们已经面向达赖喇嘛传达中央解除此二人的噶伦职务的谕旨，此一谕旨必在马喇离京之前作出，时尚无康济郊被害事件，应是当时此二人在噶伦中构怨生事之缘故。）但传达时，这二名噶伦正在同颇罗鼐战斗的前线，所以未必执行，到了六年三月又拟发新的谕旨，却叫此二人“协同噶伦办事”，显然是麻痹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使他们觉得中央因军队优势在他们这一边，故而又有变通。马元勋还让马喇等告知藏官称：颇罗鼐与阿尔布巴等构兵，皇帝恐彼此争战造成藏民动荡不安，是以“特遣官兵来藏料理”、令双方在文到之日前不可争斗，等大兵到来，另有皇帝悯念藏民的谕旨，须静候宣示。这里，中央表示中立不偏不倚，而实际做法却是藉马元勋等也去颇罗鼐营地通知的机会，把皇帝支持颇罗鼐的诺言及将来大军抵拉萨，必命颇罗鼐前来会合等意见，秘密地口头上告知颇罗鼐本人。查郎阿等还策划了一个假象，叫颇罗鼐把马元勋二人扣押不放，这样，前藏方面将误会颇罗鼐背逆圣旨，更幻想中央必将更加袒护他们。这个计谋后来实施得很成功，它把阿尔布巴等乃至大臣马喇、僧格一直瞒住，他们至死不了解这个秘密。由于战争形势变化迅速，加之当时交通困难，岳钟琪在西安虽然关心全部进程，总怕通讯迟缓，一招下错而影响全局。当时南路进藏的周瑛，不知中央已经倾向颇罗鼐，岳钟琪怕周瑛误信传言，认定颇罗鼐不服从中央指示，又应马喇、僧格的求援的恳请，或许先北路查郎阿大军而入拉萨并支持阿尔布巴等，如此则把皇帝的秘密战略战术全部打乱，所以，岳钟琪急忙两三次咨会周瑛，不要进军太快。这样细密的考虑和周详的布置，深契帝心，可是六年五月以后，战局出现大的变化，颇罗鼐己经胜利在望，皇帝与岳的焦虑己为多余。虽然五月十八日，马元勋被颇罗鼐之子假装扣留在江孜，而是时颇罗鼐己北上至黑河。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728.7.3），颇罗鼐攻入拉萨，长达1年的内战就此结束。 周瑛从南路进军，六月十三日才抵达昌都，六月十五日，他与先此驻扎昌都的滇军将领南天祥接到马喇的咨报，知道颇罗鼐进入拉萨，军纪甚佳，且于皇帝、达赖喇嘛皆表现恭顺，便迅即将此情况上报朝廷。于是六月十七日，周瑛只领1000多名川军西进，他对藏中人物的看法来了个急转，既夸赞颇罗鼐的功劳，又请求中央严惩阿尔布巴。七月十八日，川军到达墨竹工卡河口后，即停留不进，等待朝廷大员查郎阿所领的北路大军南来会师。八月一日（1728.9.4），周瑛、查郎阿各领官兵，齐入拉萨。八月二十六日，周开捷也率兵抵达。一时在藏官兵竟达6500人。 周瑛、南天祥最初向北京报告颇罗鼐获胜消息，继之四川巡抚、提督也上奏称藏中政局已定，七月初八日，岳钟琪上奏叙颇罗鼐领兵入拉萨，擒获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的经过，皇帝欣喜地在岳奏折上批示云：“联竟不能相信……朕实未敢料此举如此轻易完结，实皆赖卿一片忠诚苦心竭力筹划之所致。”又因七月十六日诸王大臣等奏贺，帝下诏云：“今据奏报颇罗鼐率所部兵马先抵藏地，其各寺喇嘛将首恶之阿尔布巴等三人献出拘禁，渠魁既己就擒，藏地可以宁谥。在大兵不发一矢，在西藏未伤一人，此等大事而成功之易如此……”。 确实查郎阿等未折一矢，未损一兵，进抵拉萨。到后即按问阿尔布巴等的罪状，1个月后将阿尔布巴及其三子、隆布靠、札尔鼐等共17人处以极刑；遵旨留迈禄、周瑛领兵2000人驻守西藏；十一月下旬，率两路川陕官兵4500多名循南路撤回内地。达赖喇嘛及其家族由军队护送迁至里塘。查郎阿奏请依颇罗鼐保荐，任命色朱特色布腾、策凌旺扎尔二人为噶伦，管理前藏事务，令颇罗鼐总管后藏也暂时兼管前藏事务，得到批准。善后事宜可以说大体上依三月初四日查郎阿、岳钟琪、迈禄的设计完成。 达赖喇嘛初在里塘，继在革达（泰宁）住了6年，雍正十三年（1735年）才回到拉萨。其间，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曾赴京觐见皇帝，而在京未被问罪，反受封辅国公，平安回到达赖喇嘛身边。颇罗鼐在中央重用信使之下无人掣肘，以藏人独理藏事，成为固始汗、拉藏汗以后藏人中惟一跻升至藏王地位者。岳钟琪也解除了西藏方面的负担，得以专心致力于同西北方面准噶尔部周旋。 （六） 雍正帝曾在云南总督鄂尔泰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奏折上批示：西藏、准部问题与内外蒙古、青海蒙古等部密切相关，乃蒙古人心所系，“虽在数千里之外而实为肘腋之患。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情疑贰。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这与川陕总督岳钟琪的政策见解一致。即使在对西藏用兵前后，岳也屡次力主进攻准部以求从根本上解除威胁，这固然是武将出身之本色及好大喜功之使然，然而他确从西北、西南的事态考虑全局作战方略，在当时默契帝心、积极主战、翊赞大计的臣僚中是惟一无二的。其心思细密、喜用机谋也颇为皇帝欣赏。惜他是汉人，没有宗室延信、旗人年羹尧、噶尔弼、鄂尔泰、查郎阿那样与生俱来的显贵身份，既膺重寄，屡受褒奖，且被视为能驾驭统率满蒙汉诸军种之将才，自然也招致同僚嫉妒倾轧，而在重重宦途凶险中依然忠心耿耿、竭尽全力地完成年羹尧未竟的任务，使雍正一朝对藏积极的方针政策形成规模。其中，设立驻藏大臣、在藏驻扎军队后成为定制，特别是在藏驻军，尤其为岳钟琪所坚持。或许因为西藏一役如此顺遂成功，他也就轻心易念，低估了准部骑士作战之灵活勇决，忽视了己方装备、辎重、供应上之种种弱点，在西路前线指挥同准部作战中，攻防两难，逐渐失去了威信。雍正十年（1732年），因措施失宜，受到重臣弹劾，皇帝予以严厉的处分，下狱议斩。乾隆二年（1737年）赦免，放归故乡四川，废弃闲居12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平定金川战事中再次起用立功，仅再任四川提督，直到去世，不再是握军政大权的方面大员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发生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后，他要求入藏，但未得批准。综其生平行事，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漫长的时间内，在中央处理其与西藏地方及川青甘藏族地区的问题上，他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确实是研究清代边疆历史时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 略语表： 《汉批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满批全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 《宫中档》=《宫中档雍正朝奏折》[Z]，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1980年印。 《元以来汇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