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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洋区域的历史研究是近年来的热点，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心与边缘观念和农业文明价值观等影响，潜藏于官方正史之外或民间层次的海洋文明长期被忽视。与内陆区域相比，海洋区域的治理虽有自己的特点，但就目前情况来说，这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 治理效果各不相同 明朝以后，东南海洋区域的社会治理逐渐被纳入王朝社会治理的视野，治理的对象首先是流亡海上的王朝的对抗力量。建设海军、加强海防设施建设曾是当时明朝的当务之急，但是明政府惯于以陆防的方法防海，习惯于以点制敌，因此效果往往欠佳，从而产生“御盗生盗”之弊。从浙江、福建到广东，来自海上的威胁令明王朝疲于奔命，最终不得不靠招安郑芝龙等势力，才勉强收到一定效果，取得了短暂的安宁。 清朝统一台湾后，台海区域各类人员活动频繁，海上恶势力以及各类河盗渐演成势，对此政府和民间都深恶痛绝，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保甲制度、家族连坐制度等，但由于时代性和区域差异，治理效果不尽相同。一些官员在海洋区域的社会治理中也总结出若干教训和经验。如清朝官方曾采行了禁止盗匪妨碍商业活动的法令，为商业的正常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由于沿海海岸线较为曲折，因此陆上边境地区点式防御的方式就不能起到相应效果。于是，民间海上贸易力量往往能与明清主导的海禁政策进行周旋，从而形成政策条文与实际运行间的悖离。但是，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民间社会有时也积极参与， 配合官府加固海防设施，增强防御能力，弥补了王朝统治的不足。 社会治理呈多元化趋势 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尽快将海洋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纳入王朝体系。这其中包含了双向的互动过程，即主流农业文化对海洋工商文化的包容、海洋文化对内陆主流农业文化的投靠。前者主要体现官方的作为，后者主要体现民间的努力。在东南海洋区域的社会治理中，官和民虽然都发挥了自身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也都存在不足。 “官”有“官”的自我管理机制，在会典中有非常详细的制度规定，这包括穿衣、行走及人际交往。“民”也有“民”的自我管理机制，即所谓家有家规、行有行约。同时，“官”与“民”之间又有共同的社会管理区域和相互监督机制，在明清时期，有“民助官治”、“民纠官弊”的机制，也有“官易民俗”、“导民向善”的作为，可见，社会治理呈现多元化趋势。 由于明清时期东南海洋区域变得日益重要，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增设机构等。由于对海洋区域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因而出台的政策往往更注重调查与解决实际问题。许多政策都是在总结民间智慧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也表现为及时性和有效性。因此，明清政府在解决东南海洋的区域问题时，不时有高效之举，避免了事件的恶化。 再者，明清时期的社会治理事务虽有所增加，但官方系统并没有急剧膨胀，依然保持了较小的规模。这得益于民间社会较为灵活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在海洋区域生活的人通过积极努力，借助国内外的有利条件，普遍建起旨在维护地方社会安定、促进地方社会经济进步的家族组织，践行着王朝的主流价值理念，从而降低了官方行政运行的成本。 此外，民间社会之所以能有效发挥其社会管理作用，与民间经济力量的成长、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对王朝主流价值理念的服膺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了王朝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在沿海地区，民间海防力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有的地方建立了具有很强防卫能力的寨堡，有效地维护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社会治理并非全是消极的 明清政府在治理东南海洋区域时，态度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其中，有许多积极的探索和作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海洋区域治理。从帝王的谕旨到臣属的奏疏、政书，再到幕僚、士绅的文集，可获得这方面的大量信息。 东南海洋区域民间社会组织迅速成长，主动接受中原文化，这为海洋区域逐渐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作出了努力，民众的训语、家规、乡约、行规等都反映了这一现象。在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的社会治理中，形成了官方“自域”、民间“自域”和官民共域的社会格局，其中，“自域”与“共域”时有伸缩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管理的正常运行。 在明清时期，民间“自域”的成长是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治理中的一个亮点，其中有许多成功的事例。东南海洋区域属于移民社会，土著和移民之间经历了从摩擦、对抗到协调共处的转化，这其中颇有可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