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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依据新资料深入、多方面地论述了考察团的筹划、考察日程和主要收获，探讨了考察团成员对西北的认识和开发西北的看法，对于夏鼐的贡献予以更全面的分析。考察工作是有基础、有计划的，既受到了开发西北热潮的影响，也是我国学术研究的自然延续。考察工作的准备是比较充分的。考察过程中，尽管有很多困难，由于得到了各方面的协助，总体上还是顺利的。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北科学孝察团；考察进程；成就；多角度分析 1944—1945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此有较多的论述。随着一些新资料的问世，特别是《夏鼐文集》《夏鼐日记》的编辑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考察团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就此作更深入的探索。 一、考察团的缘起 清末以来，我国西北的考古由于简牍出土、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安特生的调查与发掘以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丰硕成果等而备受学术界瞩目。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地位迅速提高，“开发西北”、“到西北去”的呼声高涨，考察团体或个人接踵而至，为建设西北献言献策。 日军侵华，东南大片国土沦陷，破坏了我国学术研究的正常历程。但是随着我国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的内迁，知识分子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在西南地区陆续开展学术研究。1938—194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调查、发掘云南大理附近古遗址，此后与相关单位联合发掘四川彭山汉墓、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1937—1938年调查川康少数民族，1939—1940年调查贵州民间艺术等。 1941年10月，李济向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列举当时的主要工作是： 一、调查川康民族；二、调查苍山洱海的古遗迹；三、贵州民间艺术调查；四、中国建筑及附属艺术资料之收集；五、汉代车制之研究；六、四川古迹之调查与古物采集；七、旧式手工业品之采集与研究；八、滇边民俗材料之采集；九、甘新一带古代艺术及历史文化史料之采集。 其中，甘肃、新疆一带的工作计划有： 1. 以长城线为中心，研究中国古代对于西北边防上之设施及文献之采集；2. 以肃州、敦煌一带之千佛洞为中心，研究佛教艺术东来之情形。如能至新疆，则研究吐鲁番、库车、拜城之佛洞壁画，俾与甘肃境内作一比较。如情形许可，则拟由甘肃或青海至新疆南部之沙漠中作地理与历史之探查；工作时间暂以一年为限[1]。概括而言，就是依据现有的条件筹措经费、招聘人员、实地考察，对原有的调查和研究力争有所推进。由此可见，甘新考察是有基础、有计划的，既受到了开发西北热潮的影响，也是学术研究的自然延续。 1941年11月，李济致信汤用彤，邀请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汤用彤十分赞成。第二年，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其成员向达，“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2]，考察了敦煌莫高窟、汉代玉门关、阳关遗址等，写成许多著名的论文。1943年，石璋如从甘肃返回途中，考察泾渭流域，发现23处史前遗址。由于“万里孤征，行旅匆匆，多未周览”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计划中的考察活动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有必要继续进行。 新考察团的筹划大约始于1943年春。当年7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史语所派夏鼐（副研究员）参加，中国地理研究所派李承三、周廷儒参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派向达、阎文儒参加。历史考古组组长为向达，夏鼐任副组长，阎文儒为组员，他们主要在甘肃、青海考察。地理地质组主要到新疆考察。 根据最新的资料来看，考察团的酝酿较早，经过了比较细致地磋商和协调，如经费来源、人员安排、收集和熟悉西北的资料、规划考察范围和行动路线、购置所需仪器设备等。有关人员查阅了《流沙坠简》、《西域水道记》、《语石》、《居延汉简考释》、甘肃地方志以及斯坦因、伯希和、安特生、黄文弼、张凤、徐旭生等学者的著作。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总体说来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分的。考察开始后，向达、夏鼐与史语所傅斯年以及李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保持着通信联系，汇报考察进展，请示工作安排，解决资金问题，规划行动路线等。考察团预定将采集的标本全部运至兰州，暂时保存在甘肃科学教育馆，以后再想办法转送中央研究院。 向达是著名学者，此前去过西北，比较熟悉情况。夏鼐是考古学科班出身，年轻有为，敬佩向达的道德文章。阎文儒是向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工作过程中成为向达、夏鼐的得力助手。阎文儒称两位是“向觉明师”、“夏作铭先生”。夏鼐认为阎文儒是“向先生的高足弟子”，“考察团增添一生力军”。夏鼐与阎文儒“一见如故”，“合作无间”。“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得出，三人的合作十分愉快”[3]。 二、考察经过和主要收获 西北科学考察团原定于1943年9月出发，由于夏鼐突然染病、经费迟迟不得解决等原因，不得不推迟了半年。 1944年3月21日和4月4日，向达、夏鼐先后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兰州，住宿在甘肃科学教育馆。随后几天，他们拜见军政要人，踏访名胜古迹。4月13日，夏鼐、何乐夫调查十里店附近遗址。4月14日，向达、夏鼐调查西果园附近遗址。在兰州期间，向达应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等高校讲演。4月17日，由兰州乘车启程西行。途中，夏鼐于武威文庙考察吐谷浑慕容氏墓志。20日至酒泉，考察钟楼寺、文殊山等。4月26日，离开酒泉前往金塔。27日到金塔，游览金塔寺。5月1日到三墩，考察汉代烽燧，7日返回金塔。5月12日，阎文儒从陕西宝鸡赶到酒泉，加入考察队伍。1944年5月14日，考察团离开酒泉西行考察嘉峪关，经玉门、安西至敦煌，与常书鸿、张民权、史岩等晤谈。5月至8月，向达、夏鼐、阎文儒发掘敦煌佛爷庙等墓地，清理墓葬十余座，并考察莫高窟。9—10月发掘月牙泉墓地，清理墓葬7座。向达进一步考察莫高窟壁画艺术，参与鉴定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的北魏残经，写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考察团原计划赴新疆考察，由于此时新疆形势突变，兵荒马乱，致使计划落空。10月19日向达离开敦煌东归。11月至12月，夏鼐、阎文儒发掘小方盘城，调查榆林窟、锁阳城等地。此时“朔风狂飙，透入肌肤”，他们“冒雪冲寒，入漠探险，访两关遗址及烽燧遗迹，掘得汉简数十片”[4]。1945年1月5日自酒泉东归，游览张掖大佛寺、武威文庙等。1月15日和16日，夏鼐、阎文儒分别返回兰州，在甘肃科学教育馆落脚，安置所得文物并进行休整。阎文儒暂时离开考察团回陕西三原。 1945年3月1日，夏鼐与何乐夫会面，再次调查十里店周围遗存。夏鼐还与吴良才调查兰州附近的王保保城、高坪、中山林、曹家嘴、西果园等遗址。3月19日，夏鼐、凌洪龄调查青岗岔遗址。夏鼐寻访古迹，“对于碑碣吉金，亦加留意”，3月底写成《〈陇右金石录〉补正》。 1945年4月，夏鼐南下赴洮河流域考察，发掘辛店、寺洼山遗址，调查齐家坪、马家窑等遗址。5月，发掘宁定阳洼湾遗址，5月底返回兰州。阎文儒“因不通史前石器时代，不便参加”[5]。 6月底，夏鼐自兰州出发再度西行，过永登、武威至永昌；7月底，阎文儒由陕西赶到永昌与夏鼐会合。8月至9月中旬，夏鼐、阎文儒发掘民勤沙井、三角城等遗址；9月中旬经山丹至张掖，发掘黑水国遗址，考察马蹄寺、永固城。10月初返回武威，发掘武威南部吐谷浑慕容氏墓地，获得墓志和随葬品。10月中旬阎文儒从武威前往兰州。11月中旬夏鼐自武威返回，又经青海乐都至西宁，考察塔尔寺、朱家寨遗址；12月初回兰州。12月初，夏鼐、吴良才调查兰州太平沟遗址。12月18日，夏鼐离开兰州，经定西、通渭、秦安、天水、徽县、两当进入陕西。1946年1月4日在四川广元遭遇匪劫，丢失部分公私财物和发掘资料，“幸无大损失”，2月24日抵达重庆。2月26日，夏鼐拜见傅斯年、李济，报告甘肃、青海考古和遭遇抢劫情形。阎文儒在甘肃考察结束后，应黎锦熙（劭西）之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职（副教授），“因长者之命难违，乃只身留兰”，任教为时数月。1946年春离甘东归，途中考察天水麦积山石窟。 考察团工作期间，袁翰青、何乐夫、吴良才等提供过很多帮助。袁翰青，化学家，时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致力于科普事业，为考察团代管所得标本，并且提供许多便利条件。何乐夫（士骥）曾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参与发掘易县燕下都和宝鸡斗鸡台遗址，参加调查关中地区的古遗址、勘察邯郸响堂山石窟。随高校西迁过程中，他调查张骞墓葬，撰写《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发表于卫聚贤主编的《说文月刊》上。1943年何乐夫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先后在兰州十里店、崔家崖、孔家崖、达家庄、水挂庄、安宁堡、徐家湾、盐场堡、华林山、太平沟、西固、西果园以及临洮辛店和寺洼山等地进行考古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发掘兰州上西园明代彭泽墓。吴良才，夏鼐好友吴金鼎的堂弟，热心考古，时在兰州任职于中国银行。由于有了以上三位的协助，使得考察更加顺利，工作成就更为显著。 地理地质组主要考察新疆的地理地质，李承三等曾考察阿勒泰、塔城、伊犁地区。他们根据考察资料，写出了有关甘肃、新疆、青海的报告，为西北地质地理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有关开发西北的设想 向达《西征小记》记载“近年以来开发西北之论甚嚣尘上”，“然欲言开发西北，几无在不与史地之学有密切之关系”[2]。考察团“其用意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外，盖亦思以其所得供当世从事西北建设者之参考”[2] 。开发西北、建设抗战大后方不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主要目的，但是考察成果可以为西北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由于受到“开发西北”大环境的影响，考察团成员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专业研究的同时也关注相关问题。 考察团认为，西北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甘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河西为中古时代中西交通之孔道，中外文化之交流几莫不由是”[2]。“河西一地，将来在经济上究能开发至何种程度，今日尚难预言。唯其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之地位，以之与汉、唐相较，初不因时代迁移，而失去其重要，此则可以断言者也”[2]。河西走廊是“秦汉以来由黄河流域到西域的交通要道”，“中西文化的交光互影，也在这条交通孔道上留下许多痕迹”[6]。敦煌“从汉代起就成为西通西域的咽喉，直到隋唐，在对外交通上、国防上、都是西北的重镇，古代敦煌的地位，正如同今日之上海”，“在文化上，也有它光荣的传统”[5]。 “怀着满腔的好奇心”，考察团沿途留意西北的风土人情。在兰州，夏鼐“经自力路至黄河铁桥，河上有皮筏子数个，尚为余所初见也”。“郊外田陇中已开始耕种，间有以石子及沙铺田上，以免水气（汽）之过分蒸发，苗上又盖以瓦罐，或以防霜雪欤？”[7]初到西北的夏鼐，显然对于当地风情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 考察人员亲身体验了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气候干燥，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沙漠戈壁。“大风扬尘，终日不息，日光暗淡，远村如在雾中”[7]。他们也见证了迷信盛行、种植大烟、妇女缠足、儿童失学、缺衣少食等贫困落后的现象。夏鼐、阎文儒参观敦煌皇极会为亡者超度，感到场景森严。“此家（刘家）近二月来连亡4人，皆以伤寒病，不讲求合理方法以治之，乃注力于迷信，殊为可叹”[7]。 当然，西北不全是荒凉和愚昧落后，还有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一面。向达认为抗战时期的西北，并不像传说的那样穷苦。当时武威、张掖物价低廉，米每斤3元，面1元半，肉3元，羊肉2元。民国十六年（1927）地震以后天气变暖，不甚寒冷。武威、张掖“流水争道，阡陌纵横，林木蔚茂，俨然江南”，“地产米麦，又多熟荒。将来如能筑坝蓄水，改用机器耕种，用力少而产量增，以其所出供给河西，足有余裕”[2]。酒泉生活较好，“就生活而论，诚避秦之桃源也”。敦煌生活比较苦，猪肉久已无市，黑市每斤20多元，猪油每斤30多元，即便如此也很少见，牛羊肉亦偶尔一见，面粉限价3元一斤，但黑市6元一斤也无处购买[8]。向达观看玉门油田和冶炼厂后认为石油价值很大，“将来西北开发，利用机器垦荒耕地，其有赖于油矿之处正甚多也”[2]。 夏鼐到达张掖附近发现，“两旁村落颇多，陇亩村树，颇类江南”[7]，而敦煌则是“酒泉以西的人口最多、面积最广的沃洲” [6]。阎文儒认为祁连山“杉柏林立，草木丛生”，“祁连上牧场极佳，惟水较少”，“倘有大量资金，开发林牧，此山之利正不可限”[9]。 阎文儒考察麦积山石窟时发现“两山松柏丛生，杨柳夹道，水从中流，人行其间，颇有置身桃源之感”，“两岸沃土，村坞相接”，“此地风土，极似巴蜀”[10]。敦煌一带“终年不雨”，但有党河水灌溉，有成片的绿洲，盛产瓜果，不仅仅是靠天吃饭。敦煌附近盐池较多，盐是敦煌“三不值钱的一种”，但是可以开发利用。“北湖以西，有几十里的硷滩，滩西有许多盐池，池中满是大粒青盐。如果交通发达以后，这些盐尽可运到陕、甘，以至长江中流一带”[5]。 四、评价和赞誉 裴文中说： 抗战期间，学者聚集兰州，考古学家夏鼐、黄文弼、吴良才及何乐夫诸氏曾屡有发现，何氏更有短文发表，叙述各史前人类遗址及遗物颇详。[11] 裴文中盛赞他们的工作 “所获亦丰，贡献甚大” [11]。通过一系列考察活动，考察团认为甘肃考古工作的前途很大。西北气候干燥，遗物保存完整，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去处。洮河流域的史前遗址，自经瑞典安特生发现后，成为“公认的考古工作的乐土”[6]。向达全面考察后认定，“惟考古工作之希望甚大”[7]。阎文儒赞叹“以河西之宝库，若能有长时间之调查、发掘，则必有丰富之收获”[9]。 考察人员中，以夏鼐的考察经历最为完整，成就也较大。他的业绩获得时人和后世的高度评价，崇敬之余，赞美有加。1944年9月，向达致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称： 夏先生在今日考古学界中最年轻，而学识修养又极丰富，学术界先进俱应予以扶持爱惜也。[3] 向达先生还希望哈佛燕京学社“补助夏鼐先生作考古工作”[3]。 傅斯年接到夏鼐关于敦煌汉简的报告后，复信鼓励说“弟就兄之报告看，极为满意。将来之工作，可以此为蓝图”，“本所考古事业之前途所望于兄者多矣”[12]。傅斯年在给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信中赞扬说： 夏君乃本所少年有为之一人，在济之兄领导下，将来于考古界之贡献必大。[12] 对齐家文化年代的订正，是夏鼐的突出贡献，也是学术界评论的热点。夏鼐认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考古工作也就养成了一种买办风气，以博得外国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称道为荣”[13]；这一研究成果，“改正了安特生的错误，同时也要想纠正当时一般所谓‘学者’盲目崇拜‘外国学者’的坏风气”，“这使我们可以在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史的研究工作上，搬开了一个绊脚石”[4]。 “这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夏鼐》评价说： 通过1945年甘肃省宁定（广河）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15]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属于抗战时期考察西北、开发西北热潮的组成部分，属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计划的一部分。其中，甘肃、青海各级地方政府及有关人士提供过很多便利。由于经费不足、物价上涨，生活条件恶劣，交通十分困难，况且盗匪时有侵扰，战火纷飞，家国动荡，对考察效果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前辈学者将考古、考察做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成就。与此前的考古相比较，研究范围、田野发掘方法等均有进步。筚路蓝缕的工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J]. 民国档案，200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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