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20世纪初，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对新疆的渗透与扩张加剧，这突出表现在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上。本文主要通过阐述英国驻喀什噶尔首任领事马继业的活动，介绍了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及其初步发展，并指出这是英国侵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给近代新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英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马继业；喀什噶尔；领事馆 从1890年来到喀什噶尔，直到1908年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建立，作为英国在新疆长期以来的唯一代表，马继业（G.Macartney,1908-1918年任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总领事）无疑在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以马继业的活动为线索，介绍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以及它的早期活动。[1] 一 俄国在1882年建立了驻喀什噶尔领事馆，而作为俄国在新疆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却直到1908年方得以建立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几乎落后了俄国近30年。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来自于清政府的反对。自19世纪中期以来，英属印度开始向中国西部地区进行渗透与扩张，它屡屡在中国的西部边界进行挑衅与侵略行动，企图打通通往中国西部的通道，获取它所谋求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利益，这无疑对清政府在西部的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因此清政府对出现于西部的英国势力保持了极大的警惕与排斥。首先是在阿古柏入侵南疆期间，英国采取了支持及承认阿古柏政权、分裂中国领土和破坏中国主权完整的政策，导致中英在新疆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在清政府出兵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势力基本上被推出了新疆。而后，英国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动了对西藏的入侵，并拉拢达赖喇嘛在西藏发动内乱，尤其是1903年荣赫鹏(F.Younghusband)率军攻打拉萨，强迫西藏当局签署了《拉萨条约》，这种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行为更是激起了清政府的敌意，自然对英国建立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要求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以避免喀什噶尔成为英国向新疆进行扩张的基地。另外，鉴于当时各地的外国驻华领事的行为往往超越领事权限，甚至阴谋分裂中国（喀什噶尔的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严重影响到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因此清政府对于外国势力涉入新疆的态度是极为谨慎的。事实上，英国驻喀什噶尔首任领事马继业1890年以非官方身份在喀什噶尔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他与当地官员的私谊及其父马格里[1](H.Macartney)的影响。 其次，来自于俄国的反对。近代以来，俄国一直将南疆视为其势力范围，企图独霸南疆，对任何可能进入这里的外来势力都持敌视态度，对英国尤其如此。因此马继业从1890年来到喀什噶尔后就被俄国驻喀什噶尔首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视为潜在的巨大威胁，对以他为代表的英国势力进行了一切可能的排斥活动。在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问题上，俄国人更是竭尽所能，力图阻止。在彼得罗夫斯基时期，俄国人就曾警告马继业，英国是永远都不会在喀什噶尔或者叶尔羌拥有一个领事馆的，甚至称“即使中国人对你们（英国人）作出了某种承诺，你们的索尔斯伯里（R.Salisbury，当时英国的首相）也会听到（中国政府）将很快忘记它的声音”，[3]表明了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将不惜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来达到目的。俄国的压力对清政府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以至马继业感叹在这个问题上从清政府那里得不到任何明确的承诺与帮助。在马继业就领事馆问题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要预防可能来自俄国的反对。[4]因此可以说，俄国是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建立过程中存在的一大阻碍。 第三，英国政府对新疆缺乏足够的重视。许多英国人甚至不知道英国曾在这个他们认为偏僻和与世隔绝的地方同俄国进行过长达几十年的竞争。[5]由于英国在中国所获得的巨大利益主要来自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对西部尤其是新疆缺乏足够的兴趣。这样，英属印度在处理涉及新疆的事宜时就很少能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帮助，英国外交部在处理中国事务时则从不考虑英属印度的利益，英国驻华公使也很少考虑它们在新疆的利益或冒险干涉新疆的事务。因此1897年当英属印度政府向英国驻华公使及印度事务大臣建议给予马继业领事地位时，其建议只是被简单地“放在了一边”，[6]没有获得任何支持。显然，英国外交部对新疆的关注远不如其主要竞争对手俄国。因此，马继业作为英属印度政府驻喀什噶尔的代表，缺乏明确的指示是长期困扰他的一个主要问题，甚至远远超出了彼得罗夫斯基对他所施加的压力，以致在这个连英属印度政府都称为“非常不愉快”的位置上，[7]马继业也时常怀疑起自己呆在喀什噶尔的价值，以及究竟能在这里呆多长时间。 但是，随着英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对新疆渗透的加强，以及英俄两国在新疆竞争的加剧，缺乏必要的官方机构及地位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英国在新疆的利益，也对马继业开展工作产生了影响。马继业就曾多次抱怨，由于英国在南疆没有领事机构，导致英属印度商人被置于不利的地位，[8]英国的利益也受到了不断的损害。因此，英国越来越不满足于长期所处的这种弱势地位的状况，不甘总是充当配角，企图以喀什噶尔为突破口，以建立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为初步目的，来恢复和发展在阿古柏政权灭亡后英国在新疆所丧失掉的利益。作为长期以来英国在新疆的唯一代表，马继业依托英属印度政府，无疑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马继业日后地位的改变及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也说明马继业的努力过程正是英国对新疆重视程度不断增加的过程。 马继业的努力首先在于博取自身地位与处境的改变，获得本国政府对他的领事地位的承认。在这个过程中，英属印度政府采取了极为合作的态度，对于马继业增薪和获取本国政府承认的要求，都予以了支持。而且英属印度政府于1896年和1897年先后两次向窦讷乐（C.Macdonald,1896-1900年任英国驻华公使）提出，应授予马继业领事头衔，以使其摆脱困境，虽都遭到拒绝，但至少说明英属印度政府已成为了马继业强有力的后盾，这自然是他领事之路上出现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同时，马继业也博得了许多来喀什噶尔的英国游客的极大同情。如1898年科波尔德(R.Cobbold)在完成新疆之行返回印度后，就坦率地向英属印度政府报告了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情况：“众所周知，他无法保护自己并反对来自俄国的阴谋，这致使他遭到了来自中国的侮辱，[9]我不禁感到应立即采取措施来改变他的地位，或是给他完全的领事权利，或是强迫中国人给予他官方承认。”[10] 这一时期，由于英属印度与南疆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在南疆涉及英籍侨民的纠纷日益增多，英国政府开始感到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的必要性。因此，在英属印度政府以及科波尔德等人的建议下，更主要的是马继业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了他在南疆的存在对英国利益的重要性，英国外交部终于确定了马继业为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1900年6月，马继业获得了英国政府颁发的“印度帝国荣誉”勋章；8月，作为一个对英国有着多年贡献的政治官员，他第一次被给予了同欧洲文职人员相似的待遇。这些都充分说明马继业确实正在逐步引起英国政府的关注。 很快，来自俄国的反对也消除了。随着彼得罗夫斯基的退休以及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俄国在喀什噶尔的影响暂时有所削弱，这就为英国提供了扩张的良机。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科洛科洛夫也不得不对马继业承认，战争的惨败已使俄国声名狼藉，现在正是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建立的最好时机。他甚至向马继业表示会在这个问题上与他进行友好的合作。[11]此后，随着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来自俄国的反对正式解除，在马继业的领事之路上，清政府的态度就成为唯一需要解决的因素了。 凭着在中国多年的经验及实际情况，马继业在参与英国政府关于设立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和任命他为领事的计划中，向英国政府发出警告，必须对清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才能迫使他们让步。[12]而在这个问题上，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Satow,1900-1906年任驻华公使）爵士都持一种极为乐观的态度，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会遭到清政府的认真反对，只是个谈判协商的问题，萨道义甚至认为此事无需征询清政府的意见。但就在此时，中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产生的争端极大地影响到了喀什噶尔领事馆问题的解决。因此，当1904年英国政府任命马继业为驻喀什噶尔领事已见于伦敦发表的公报，马继业正在等待萨道义的指示时，清政府于5月份指示喀什噶尔道台袁鸿佑，拒绝英国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的要求。[13] 1903年，荣赫鹏率军侵入了西藏，并于1904年9月7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私自签订了《拉萨条约》，否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使中英关系顿显尖锐。由于该条约破坏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均势”和现状，也导致了其他西方国家的坚决反对。此后英国遂谋求同清政府进行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Lansdowne)勋爵表示在他明确清政府是否参加解决西藏问题的拉萨会议之前，他是不会向清政府提出马继业的领事问题的。萨道义在1904年圣诞节前夕也告知马继业，至少在西藏谈判了结前不要采用领事的头衔。[14] 1906年4月27日，中英两国签署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西藏问题的暂时结束使马继业的领事问题重新被提上了日程。 1907年，南疆发生的叶尔羌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清政府对马继业的承认。当时，在南疆有大量英籍侨民，其中许多人从事放债，且呈逐年增长之势，1905年底有400多人，1906年又增加了50多名。[15]这些人以“赊帐重息盘剥为事，缠民贫不能举，则控诸官府，比限勒追，敲呼之声胜于道路”，[16]因此围绕债务纠纷他们常与当地的穆斯林发生冲突，构成了当地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同时直接影响到了英国的经济利益，但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1907年3月，由叶尔羌的一群穆斯林控告一个印度人霸占一个穆斯林妇女开始，当地穆斯林与英籍侨民间对立情绪日益高涨。他们还控告印度人亵渎他们的伊斯兰教寺院。当时，眼看就要发生一场大的冲突。马继业由于担心安集延人也涉入其中，使这一事件为俄国人所利用，进而影响到英国在南疆的利益，便匆匆赶到了叶尔羌。由于当地官员已不能控制局面的发展，将处理此事的全权交给了马继业。马继业在调查后严惩了那些为非作歹的英属印度人，并给了伊斯兰教寺院一笔钱作为赔偿。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应该说，这样的处理结果是符合中英双方的利益的。对此，马继业表示这是他“对不可抗拒力量的屈从，以拯救印度人的生命和消除萌芽期的造反，而且也避开了一次俄国人可能的干涉”。对于马继业在事件中的表现，英属印度各界也予以了褒扬。荣赫鹏认为这种非常棘手的形势的改变集中体现了马继业的理智与才干。马继业的上司、克什米尔驻扎官也向英属印度政府表示：“在我看来，马继业先生是唯一能够凭借其才能和个人影响来应付目前形势的人”。[17]英属印度政府同样对马继业果断周到的行动表示了赞赏与肯定，并第一次表示马继业获取领事地位后将派卫队前往喀什噶尔保护领事馆。[18]叶尔羌事件的解决也使清政府感到在南疆确实需要有一个英国领事来对那些英国侨民进行有效管理。同时不可否认，此时俄国逐步停止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态度的改变。 当然，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最终建立以及马继业能成为首任领事，关键还在于英国政府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施加了压力。当1908年马继业返回伦敦度假时，清政府于同年，“从英廷之请”，同意英国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英国驻喀游历官兼办交涉事宜马继业……改为领事官”，[19]承认了马继业的领事地位。1909年，马继业正式出任此职。对此，英国人评论道：“（获取领事地位）仅仅是一个他早已取得的那个地位的外在表现罢了。”[20] 1911年3月15日，英国又将其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地位升格为总领事馆，马继业成为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首任总领事。 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不仅是英国进一步加强对新疆渗透的表现，而且也是英俄在新疆进行竞争的产物。它的建立意味着英国有了与俄国在新疆进行扩张、维护英国利益的最重要的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据点。从领事馆建立到1948年领事馆撤销的几十年中，英国通过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积极地推行对新疆的渗透扩张政策，干涉新疆内政，挑拨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统属关系，是20世纪前期新疆局势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 英国领事馆建立之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在新疆，民众的反抗活动时有发生，排外情绪逐步高涨，这自然引起了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注意。马继业在1908年3月给荣赫鹏的报告中，指出了革新精神在新疆正变得越来越明显。面对这种现实，由于担心社会的变革会危及英国的利益，英国领事馆把维持当地社会现状、维护新疆地方政府的统治、努力避免在喀什噶尔出现暴乱的苗头作为了自己行动的方针，以最大限度保护英国的利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件事情来对此进行了解。 首先，彻底解决南疆存在的债务问题。英国侨民与维吾尔人间存在的债务纠纷问题一直是影响南疆社会稳定、困扰地方政府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1909年，莎车知府汪步端以“英人于南疆一带常因放帐盘剥之事酿成交涉，地方官不胜其扰”为由，“会商英领事官拟订取缔章程八条以资遵守”。由于债务问题同样影响到了英国的利益，而且随着俄国人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了南疆的债务纠纷中，英俄在这方面的争端逐渐增多，英国领事馆也迫切需要尽快解决债务问题，因此对当地政府采取了极为合作的态度。英国驻喀什噶尔代理领事萨特沃尔斯(A.Shuttleworth)与当地官员就此达成协议，由中英各设商总维持商务，“凡中英商民或以货物交易，或以银钱通融，须经各商总切实稽查登记，按照缠民习惯由中英商总盖印为凭，订期追还，如有纠葛，禀官究办，其在意滥放，商总扶同蒙蔽者，查明酌予惩罚”。在此影响下，“英民渐就范围，其改帐盘剥之风亦为之稍敛”。[21]此后，喀什噶尔道台袁鸿佑又下令禁止英国侨民对中国人放债，并协助那些放债人收帐，帮助他们解决其他问题。在萨特沃尔斯的努力下，这些放债人被发给了返回印度的路费，鼓励他们返回印度。到1909年，已有一半的放债人得以返回印度，这样，南疆的一个极易导致冲突的因素就在中英双方的合作下得到了比较圆满解决。当萨特沃尔斯于1909年8月前去叶尔羌时，他和当地的英国人受到了盛情的款待。[22]这说明，债务问题的解决是成功的，也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其次，解决粮食危机。1909年，喀什噶尔的庄稼减产，粮价上涨，尽管政府动用了粮食库存以低价卖给穷人，但却全被富人买去，再以高价卖出。喀什噶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动荡，甚至谣传会发生袭击官府的行为。对此，萨特沃尔斯和俄国代理领事一致同意进行干涉，以挽救这种局势。萨特沃尔斯以印度饥荒计划为基础制定了一个计划，规定人民受雇用进行公共劳动即可得到食物。[23]他的许多建议被当地政府所采用，加之在此后不久粮食丰收，食物价格又回复正常，危机得到解除。 第三，解决新教育政策给南疆带来的危机。新疆建省前后，左宗棠与刘锦棠在新疆广设义塾，推行儒学教育，但由于没有考虑到南疆的实际情况，这种教育政策极大地冲击了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自然遭到了当地穆斯林的强烈反对和不满。而在戊戌变法后得以延续的新教育政策中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穆斯林笃信伊斯兰教及其教祖穆罕默德，“以拜孔子为大耻”，因此“虽以官力强迫之，终不能怡然就范”。[24]而且他们还把入塾读书之人视为“本民族之败类”，[25]“谓之背教，无不异视之者”，[26]这样就造成许多人“宁违法而不敢逼教”，[27]使义塾教育不能够顺利地推行下去。加之学校是征税修建的，而讲授内容又多是《千字文》、《百家姓》，“对字作八比”，“缠民茫然不知所谓，愈益厌苦之师，或防其逃逸，闭置室内，加以桎梏，故缠民闻入学则曰凡差皆易，惟此差最难”，因此新教育政策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史载“缠民闻招入学则皆避匿不往，富者或佣人以代，谓之当差”，[28]“再逼之甚则投入外籍”，[29]或逃往俄国，在一些地方甚至还为此发生了骚乱。因此，尽管新教育政策实行免费的强制性教育，但不仅收效有限，甚至还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顾虑到骚乱会危及英国利益，马继业尽管认为新教育政策是进步的，还是就此事件给朱尔典（J.Jordan,1906-1920年任英国驻华公使）发去电报，请求协助，朱尔典则将此事向清中央政府提出。考虑到南疆的稳定，清中央政府最终于1910年宣布废除在南疆推行的新教育制度，南疆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这些措施的实行无疑扩大了英国在南疆的势力与影响，与此同时，影响日趋下降的俄国则开始了自己的垂死挣扎。 1909年，替代科洛科洛夫的俄国第三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索柯夫(Sokov)出现在了喀什噶尔的历史舞台。这一年，俄国颁布新法令，“凡中国货物运赴俄国者均应完税”，且“凡中商运赴俄国货物均被阻挡”，[30]明显违反了中俄《伊犁条约》。因此，中国政府也作出一些针锋相对的行为，在新疆主要表现为禁止中国人向俄国人出售房产、土地，甚至禁止中国妇女嫁给俄国人。此时，在南疆中俄民间的纠纷也日渐增多，单在1910年袁鸿佑于第二次司牙孜上就结案2887件，[31]而在近百起索柯夫认为的俄国人利益受到损害的诉讼案中，他并未能得到袁鸿佑的合作。虽然在俄国人的武力威胁与抗议下，中国政府最终妥协，但从中也反映出俄国势力的衰落，以及当时中国民族情绪的高涨和对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一种不满。 1910年6月，俄国人贝伦斯(E.Behrens)抵喀什噶尔，出任俄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秘书。此人经验丰富、能力突出，曾任俄国驻上海和沈阳的领事。这一任命显然表明俄国极为关注它在南疆的利益以及近来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而贝伦斯的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俄国在喀什噶尔的强硬态度。他在到达后不久就向马继业表示了他对当地政府的仇视，甚至主张俄国占领新疆或将新疆变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使之成为俄国与英属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32]事实上，在贝伦斯到达喀什噶尔后，俄国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为强硬和傲慢，甚至威胁要随时动用哥萨克军队来解决争端。对此，马继业指出，“在俄国领事馆最危险的人物不是索柯夫，而是秘书贝伦斯”，[33]并评论道，“这是彼得罗夫斯基时代复活的开始”。[34] 这一时期，英俄两国在新疆竞争的重点主要表现为发展侨民的政策与行动。它完全是帝国主义争霸和对新疆进行侵略扩张一种表现形式，其产生的背景与英俄两国在新疆的特权是密不可分的。由于英俄两国在新疆均享有免税权，两国臣民也均享有治外法权，在行政和司法上受两国领事的管辖，因此中国政府基本无权对他们进行管理，而这种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对两国在新疆进行的势力扩张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英俄两国却并不因此而满足，为进一步加强它们在新疆的势力，它们更是逐步将目光瞄向了当地的中国百姓。他们通常所采用的手段是通过向当地百姓散发两国的侨民护照，并出售两国侨民在新疆免税贸易的凭证“通商票”来逼迫和引诱他们加入其国籍，以此来壮大它们在新疆的力量。按当时的规定，通商票本应由中国官员签字方有效，证明持有者为外国侨民，享有免税特权，且有效期为半年，但后来却发展到不仅外国领事可以签发，甚至阿克萨卡尔（乡约）也能够随意向并不享有免税特权的人发放，[35]并将有效期延长为一年。此后，甚至发展到仅凭领事馆的手书小条，注明某某运货到某地，便可作为临时“通商票”获得免税权。[36]而当时也确实有许多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人，为金钱与政治利益所驱使，纷纷投向了英俄的怀抱，成为了它们利用的工具。 英俄两国发展侨民是极为疯狂的，它们对于申请者的身份几乎不加以甄别。如1911年9月，贝伦斯在南疆发展俄侨时，强迫那些凡父母是从巴尔提斯坦、奇特拉尔和吉尔吉特来的人都要声明自己是俄国血统。[37]当时一张俄国国籍的证明书要价20-25两银子，通商票售价为每张5两。虽然俄国在南疆的侨民仅有上百人，但索柯夫竟然发出了两千多张俄籍证明书。[38]俄国人还在各地任命自己的阿克萨卡尔，而其中的大部分由非法发展的俄国侨民担任，来管理这些假侨民。当时新疆全境40余县，竟“无一县无外国乡约，尤为他省所罕见”。[39]在此影响下，甚至由中国政府任命的达布达尔(Dafdar)的伯克热合库尔(Rahmankul)及柯尔克孜伯克也向俄国提出了加入俄籍的请求。[40]而英国在这场争夺中也毫不示弱，以发放通商票为主要手段，大肆在南疆发展自己的侨民。到1909年，俄国在新疆的所谓侨民已发展到一万人以上；英籍侨民则达到1257户，3087人，这尚不计流动者[41]，从中足以看出英俄两国在新疆的侨民发展速度的迅猛。）其中除了来自英俄的保护国或地区（如俄国保护的安集延，英国保护的克什米尔和阿富汗）的人外，其余都是当地的中国人。这不仅给新疆的财政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使当时幼稚的民族工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且这些所谓的外国侨民往往依仗英俄的强权，横行乡里，恣意妄为，“欺压平民，争占水利，抗粮纳税，违约滋事，种种弊窦，迭出丛生”。[42]在许多问题上，当地地方官员也往往受到外国阿克萨卡尔的严重影响，缺乏应有的独立与自主性。[43]这些人甚至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发展自己的武装，在各地策动阴谋暴乱，妄图颠覆新疆政府，严重影响了新疆的稳定。而“策勒村事件”（又称为“安集延布哈拉事件”或“俄侨事件”）则是它们发展侨民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新疆境内的反抗活动风起云涌，秘密组织哥老会也得到很大发展，排外情绪日益高涨，因此英、俄的行动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当地中国人的愤怒，这尤其表现在对俄国人的态度上。1912年，针对俄国非法发展侨民的政策以及肆意逞凶、无恶不做的俄国阿克萨卡尔色依提，和阗地区策勒村的民众奋起反抗，爆发了流血冲突，而喀什噶尔地方官府在此次事件中采取了一条坚决支持群众的态度。俄国领事索柯夫遂以此为借口报告沙皇政府，请求出兵新疆进行报复，沙俄政府也拼命大肆制造国际舆论，颠倒黑白，编造中国人杀害俄侨，制造流血冲突的谣言，并向喀什噶尔增派兵力，以武力威胁中国政府惩罚他们认为的凶手。袁世凯政府为谋求帝国主义的支持来镇压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竟通过新疆总督杨增新责令喀什噶尔政府向俄国赔款并严惩“凶手”，袁世凯甚至还授予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中华民国一等嘉禾勋章”，以表彰其“敦睦邦交”；给予俄国驻喀什噶尔副领事喀根斯以及领事馆翻译斐多罗夫(Feodorov)“中华民国五等嘉禾勋章”，表彰他们“办结策勒村交涉案”的功劳。[44]策勒村事件最终以中国人民受到屈辱的不公正处理而告终。 策勒村事件是俄国在南疆非法发展侨民的直接结果，即使在俄国人中也有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如俄国驻喀什噶尔军队的指挥官鲍勃罗夫(Bobrov)上校就曾指出，“索柯夫总领事想要把中国突厥斯坦变成沙皇统辖下的一个省，并由他来担任总督，因此，他才成百地，不，简直是成千地登记假造的俄国侨民，所以才有了策勒村事件”。[45]应该说，这个评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在新疆发展侨民的情况，俄国对新疆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 但策勒村事件并未使马继业吸取足够的教训，他一方面要求英属印度出兵喀什噶尔保护英国的利益，[46]另一方面又趁机变本加厉地实施其发展侨民的政策。他认为，如果英国在南疆的侨民过少，将来在英国对新疆怀有某种“期望”时，就会缺乏必要的基础。而这种“期望”显然是指英国对新疆从未停止过的觊觎之心，妄图把新疆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便于马继业继续在新疆发展侨民，英国政府甚至授予他一个“上海租界英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的头衔，奉命对新疆的英国人进行登记。1914年上半年，马继业主要忙于侨民登记工作，他甚至通知那些在北疆的要求入英国籍的人到喀什噶尔进行登记。[47]根据他的记载，到1914年3月18日共登记了514人，[48]6月27日突破600人，[49]7月31日达到651人，[50]次年4月9日则达到了惊人的822人。[51]由于在登记时，通常都是将证明书发给一家之长，而这些家庭中的所有成员便都可以据此成为英国国民，因此马继业所发展的英国侨民数实际上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52] 在发展侨民的过程中，马继业往往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任意妄为。如1917年，在一起因发展侨民而引起的争论中，针对当地政府的反对态度，马继业就表示，即使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他也会把英国国籍证明书授予申请者，并请来自英属印度的阿克萨卡尔在各方面对申请者予以协助。[53]这充分暴露出了以马继业为代表的英国势力在新疆的霸道与蛮横。 马继业发展侨民虽未发生像策勒村事件那样的情况，但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英籍侨民”成为动荡中的新疆的一个隐患。他们在经济上利用免税权对新疆进行货物倾销和经济掠夺，致使新疆人民“民生凋困，社会不安，亦引起排外而怨内”；[54]在政治上则利用沙俄势力逐步退出新疆之机，加强对新疆的渗透，进行分裂新疆的活动。英属印度政府不仅通过各种渠道给在新疆的这些所谓侨民提供武器，还聘请或雇用土耳其人、阿富汗人及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的人潜入新疆，深入清真寺，冒充阿訇，勾结那些所谓的英国侨民，以讲经为名大肆宣扬大突厥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挑动南疆各族人民脱离中国，严重地侵犯了我国的主权。1918年库车所谓的“英侨”买买铁力汗聚集人众企图在伊斯兰教封斋日以“杀尽汉人，收复领土”为口号发动叛乱，库车知县陈宗器获悉后派军队予以镇压，消除了隐患。 对于英俄在新疆竞相发展侨民一事，新疆政府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早在1904年，当地官府就对那些企图加入英籍的中国人进行了严惩，鞭挞了其中的18人，并游街示众。这本属正义和我国内政的事竟招致了马继业的反对和干涉。在策勒村事件后，杨增新明确告知英、俄领事，中国政府绝不能容忍南疆的本地人购买外国国籍证明书而变成外国人，他还表示对那些非法获得外国国籍证明书的当地人仍应视为中国人，而不应被作为外国人来对待。[55]杨增新就英国领事发展侨民一事在给喀什观察使张应选的指示中也指出：“准许英领事会查国籍之事，无非为解决悬案，免滋争议起见。英国国籍应以出国执照及以前国籍之册簿为据，通商票系路票，依法不能作为国籍的证据”，“如果依照英总领事之意而认为通商票为有可作国籍案内研究资料的价值，独不虑现在新疆之中民全体变为英民乎？总之通商票与国籍无干”。[56]对那些冒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新疆政府也给予了严厉的惩罚。1915年，张应选在叶尔羌发布公告，声明将把那些冒充外国人的人作为卖国贼枪毙，[57]以逐步杜绝这种现象。马继业也注意到，自从辛亥革命后，南疆受哥老会的影响日益严重，甚至许多官员本身就是哥老会成员，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比以前强硬了许多。因此尽管起义者对英俄领事馆及两国侨民的利益采取了保护措施，但对于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不法分子，起义者则采取了坚决的打击措施。策勒村事件就充分显示出南疆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更为重要的是这股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也不能够阻挡的。策勒村事件的解决虽说以中国人民受到屈辱对待而告终，但它所掀起来的反对外国压迫和入侵的运动却并未中止，而起到了唤醒和激发南疆人民抗击外辱的信心。俄国经历这次打击后基本上停止了发展侨民的政策，南疆人民的反帝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对于导致英俄猖獗发展侨民的最直接因素，即英俄在新疆的免税权，当地政府也逐步强硬了自己的态度，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突出表现在涉外的土地转让政策中。1910年，新疆巡抚联魁宣布禁止向外国人出卖土地和房产，对违反者将予以严惩，这无疑是对英俄免税特权的一种挑战。1914年，叶尔羌地方政府也发布同样的命令，同时禁止当地妇女与英俄侨民通婚（通婚将使她们也成为外国国民），对严重违反者将会处以死刑，并无权拥有土地。[58]1915年，马继业接到了英属印度在姑墨的阿克萨卡尔的报告，称当地政府严惩了那些私自把土地卖给英俄侨民的人。[59]这种政策的实施主要是因为外国人的免税特权严重影响到了新疆境内土地和房产的销售。当时新疆规定对出售货物征收13%的从价税，对抵押财产征收6.5%的税，但如果交易涉及到英俄侨民，则双方均可不纳税，这就出现了中国人优先把东西卖给外国人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许多当地人加入英俄国籍，给新疆的财政收入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在对待英国人的免税问题上，中英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对阿富汗人免税。英国坚持阿富汗是其保护国，其国民享有英国国民待遇，自然应该享受免税特权，但中国政府则坚决不承认阿富汗人为英籍侨民，不同意对阿富汗人实行免税。对于阿克萨卡尔向阿富汗人发放的免税证明，中国政府也拒绝承认。鉴于在马继业所发展的所谓侨民中，阿富汗人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对英国在南疆大肆发展侨民政策的抗议。 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英俄两国在新疆的免税特权逐渐丧失。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失去了本国政府的支持，而苏俄政权不承认持有旧沙俄护照的人是其公民，因此，新疆的俄国侨民均成为了无国籍的人，他们不得不向新疆当局表示情愿向中国政府纳税。1920年9月1日，新疆当局开始向俄国人征税，从此，俄国在新疆的免税权完全丧失，它强占的贸易圈和享有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均相继取消，旧的沙俄势力在新疆的霸权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之而来的是英国在新疆的免税权也被废除，不过它依然保留了领事裁判权，英国侨民在英国领事馆的庇护下继续做着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着长达数十年的英俄在新疆的竞争局面彻底消除，同时也意味着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历史使命的完结。次年，他便结束了在喀什噶尔28年的政治生涯返回了英国，1919年退休。二战中他和夫人定居泽西岛，1945年去世，终年78岁。 三 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28年对英国势力向新疆的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正是英国势力在新疆从无到有并逐步壮大的一个阶段。在他的努力下，英国建立了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扩张，同时成功阻止了俄国独霸南疆局面的出现，对俄国向西藏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马继业来华的时候正是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下逐渐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沦落的过程，中国已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一个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一直企图将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发展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希望将喀什噶尔变为又一个喀布尔，以抵御俄国的南下。对此，英国参谋本部的阿尔达(J.Ardagh)曾向印度事务部建议应把整个阿克塞钦包括在英国的边界内，[60]但由于害怕造成中英关系的紧张，建议遭拒。1898年，马继业又提出一种方案来确定南疆与印度的边界问题，其中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划归了英国。该方案于1899年3月14日通过窦讷乐向中国政府提出，此即所谓的“马继业——窦讷乐线”，但该方案未得到中国政府的答复。[61] 如同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马继业来到喀什噶尔也是英俄竞争的一个产物，因此抵御俄国是他使命中的核心，但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英国的利益变化而变化。在他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足以影响到英国在华利益时，尽管他并不希望看到俄国在南疆的强权，他也会毫不犹豫选择联俄以共同消除中国的威胁。1915年，针对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马继业在向本国政府提出的备忘录中建议英俄应在两国协约的基础上就新疆的共同目标和利益进行协商，以结束两国多年来的对抗。同年8月23日，马继业就这个问题再次建议英国政府应努力在势力范围问题上与俄国达成协议，其要点有：俄国人承认英国在罕萨、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和拉斯坎的利益；英国保证自身不寻求，也不支持其臣民或第三国属民在天山以北为自己或任何别的国家谋求带有政治、商业性的特权；英俄在南疆可以自由行动；英俄互相允许其臣民及所有持各自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签发护照的人在俄属突厥斯坦和英属印度境内自由活动；俄国不为其自身，也不支持其臣民及第三国民在新疆境内谋求政治、商业特权。[62]马继业的计划显然是企图达到与俄国共同瓜分新疆的目的。此后，马继业为了建议能得到实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计划未能得逞。 以马继业为代表的英国势力还不断地利用发展的侨民进行着分裂新疆的活动，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1918年在库车发生的买买铁力汗之乱。可以说，英国势力在南疆的存在对南疆乃至整个新疆安全构成了一大危害。1918年，英国领事馆曾散发英国政府寄来的麦加总督签署的独立宣言，内有“脱离异族统治，不受外人干涉，完全独立，谨守回教信条，并欲东西各国回教同轨同辙”之意，[63]企图利用宗教信仰来煽动当地穆斯林脱离中国，只是在杨增新的防微杜渐下，方未酿成大患。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小撮泛突厥主义者图谋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宗教国家。英国也趁1931年新疆发生哈密事变之机，派间谍潜入喀什噶尔，花费巨资利用英国商人和侨民在当地人中发展间谍和宣传员，拉拢反动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人士，大肆鼓吹大突厥主义。它还通过土耳其派了一个叫沙米的阿拉伯人到新疆各地区秘密组织伊斯兰教协会，发展了3000多名会员。[64]更严重的是英国甚至策动它的爪牙阿图什人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南疆建立一个依附于英国的独立政府。[65]1933年11月12日，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和加尼牙孜出任“总统”，沙比提大毛拉自任“国务总理”，“外交部长”是英国间谍、和阗人哈生木江阿吉。[66]但没过多久，“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就在马仲英军队的冲击下瓦解，英国的阴谋未能得逞。英国的这些行为无疑正是马继业在新疆发展侨民政策的贻害。 另外，马继业对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察家对新疆的大规模探险与文物掠夺活动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自己通过各种手段搜集到了许多文物，而且利用他的便利条件为英国人以及其他一些来南疆进行探险和考古的外国人提供具体的帮助。斯坦因(A.Stein)在新疆能够顺利地进行他的前三次考察，并将发掘的文物运出中国，马继业在其中就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每当斯坦因遇到什么困难，或是遇到官府的盘查，马继业便会动用一切力量，甚至直接求助于英国驻京公使来予以解决。尤其在斯坦因进行他的第三次考察时，中国外务部拒绝给他签发护照，他的护照便是经喀什噶尔观察使张应选认可，由马继业办理的。[67]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德国的冯•勒考克(Von Lecoq)身上，他在1913年来新疆进行考察时，中国外务部以新疆形势极为混乱为由拒绝给他签发护照，后来也是求助于马继业，马继业为其办理的。[68]因此，近代新疆及西北地区的文物外流，在一定程度上与马继业有着直接的关系。 1913年，马继业被英国政府授予了爵士头衔，地位甚至高过了同期的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这自然是英国政府对马继业在喀什噶尔为英国利益服务的最大奖赏。而且至1913年，英国在中国共有28个领事馆，其中8个是总领事馆，[69]位于西北的仅此一个，这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继业对英国势力在南疆的发展和英国对新疆进行侵略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不过，从客观上讲，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活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英关系的发展。从阿古柏之乱直到马继业来到喀什噶尔，在新疆的中英关系经历了一段明显的冷冻时期，不仅表现在双方间的政治关系，也表现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自马继业1890年来到喀什噶尔后，中英关系开始得到了不断改善，马继业与当地官员也建立起了较为友好的关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马继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谙和他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喀什噶尔设立医疗机构，无偿为当地人治疗；与当地官员共商抗俄之策以及为他们提供情报等，都有利于中英关系在新疆的发展。虽然这种友谊脱离不了政治需求的痕迹，但至少可以说明他对中国并非完全持敌对态度，因此，喀什噶尔的中英关系要比中俄关系缓和得多。比如，斯坦因来新疆进行考察期间，就得到了诸如和阗知州潘震等人的大力协助，这不能说没有马继业的影响。1912年11月初，在斯坦因作他的第三次中亚考察前，马继业在给斯坦因的一封信中写道：“实际上，中国人（至少是此地的中国人）现在对待英国人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友好，如果您来了，我敢肯定您的那些官场老朋友将会张开双臂欢迎您。”[70]在斯坦因的著述中，他也专门提到了来自于中国官员的帮助：“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帮助，这些东西（指考察所需的牲畜、人手和生活物品——作者注）也都是不可能获得的。我的游记将告诉人们，在所有相继被我当成‘工作基地’的绿洲上，我都始终得到了中国官员的关照，他们全都心甘情愿地向我提供帮助，我是何等的幸运啊！在绝大多数中国衙门里，我很快就能找到可以信赖的朋友和学者。”[71]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马继业所处的时期，新疆的中英关系是较为友好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清政府当时的日益衰落，以及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不稳定，都使中英双方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而且，由于新疆远离内地，在英俄对新疆的争夺中，新疆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只是在杨增新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下，新疆才不至于陷入混乱之中。但在杨增新遇刺身亡后，新疆表面上的稳定便不复存在，各地的叛乱此起彼伏，而这就给英国在新疆扩张造成可乘之机，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南疆炮制了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就此，我们可以认为，马继业在发展同新疆的关系时，英国的霸权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无疑是英国对华侵略政策的一种体现和延续，也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决定了他所扮演的侵略者的角色在其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一手建立的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成为英国向新疆渗透和扩张的重要基地，给近现代的新疆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注释： [1] 本文主要介绍辛亥革命前后马继业在新疆的行动，有关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早期活动及英俄在新疆的争夺情况，请参见拙文《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首任总领事马继业来华的背景及其早期的活动》，《欧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马格里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后受聘主办金陵机器局，1876年作为外交使节协助郭嵩焘建立了中国驻英公使馆，并担任参赞达30年之久，还曾参与了曾纪泽与俄国关于收复伊犁问题的谈判。 [3] Skrine and Nightingale,Macartney at Kashgar,London,1973,p.90. [4] Macartney at Kashgar,p.135. [5] ［英］路易斯•伊•弗雷希特林著、董志勇译：《1863-1881年英俄在东土尔克斯坦的竞争》，《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1期。 [6] Macartney at Kashgar,p.89. [7] Macarthey at Kashgar,p.123. [8] Macarthey at Kashgar,p.100. [9] 指当时在喀什噶尔发生的中国人与英国人包括马继业本人在内的冲突。 [10] Macarthey at Kashgar,p.100-101. [11] Marcrtney at Kashgar,p.142. [12] Marcrtney at Kashgar,p.135. [13] Marcrtney at Kashgar,pp.137-138. [14] Marcrtney at Kashgar,p.148,p.141. [15] Marcrtney at Kashgar,p.148. [16] 《新疆图志》卷57，交涉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17] Macartney at Kashgar,p.146. [18] Macartney at Kashgar,pp.148-149. [19] 《新疆图志》卷57，交涉5，第3页。 [20] Macartney at Kashgar,pp.148-149. [21] 《新疆图志》卷57，交涉5，第4页。 [22] Macartney at Kashgar,pp.158-159. [23] Macartney at Kashgar,pp.158-159. [24] 《新疆图志》卷38，学校1，第4页。 [25]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08页。 [26] 《新疆图志》卷38，学校1，第4页。 [27] 林竞：《新疆纪略》，第31页，转引自《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2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28] 《新疆图志》卷38，学校1，第3页。 [29] 林竞：《新疆纪略》，第31页，转引自《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2册，第143-144页。 [30] 《新疆图志》卷57，交涉5，第4页。 [31] 《新疆图志》卷57，交涉5，第5页。 [32] Macartney at Kashgar,p.169. [33] Kashgar Dairy,Jan.31,1912. [34] Macartney at Kashgar,p.168. [35] Kashgar Dairy,Nov.13,1914. [36]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37] Macartney at Kashgar,p.171. [38] Macartney at Kashgar,p.206. [39]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第3页。 [40] Kashgar Dairy,Nov.21,1911. [41]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58年版，第1册，第8页。另外据笔者对《新疆图志》中的记载进行统计，清末在南疆的阿克苏道和喀什道共有俄侨666户，1803人，乡约8名；英侨1288户，4106人，乡约5名，商总1名（《新疆图志》，卷58交涉6，第6-7页 [42] 《新疆图志》卷57，交涉5，第2页。 [43] Kashgar Dairy,Nov.21,1915. [44] 中国社科院近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卷，第906页。 [45] Macartney at Kashgar,p.197-198. [46] 转引自李琪：《从俄文档案看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对新疆的侵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3期。 [47] Macartney at Kashgar,p.236. [48] Kashgar Dairy,Nor.18,1914. [49] Kashgar Dairy,JUNE.27,1914. [50] Kashgar Dairy,July.31,1914. [51] Kashgar Dairy,April.9,1915. [52] Kashgar Dairy,June.27,1914. [53] Kashgar Dairy,April.19,1917. [54]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0页。 [55] Macartney at Kashgar,p.221. [56] 《补过斋文牍三编》卷5，外交上，第53-54页。 [57] Macartney at Kashgar,p.238.Kashgar Dairy,Feb.22,1915. [58] Kashgar Dairy,April.29,1914. [59] Kashgar Dairy,May.3,1915. [60] ［英］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61] 王宏伟：《喜马拉雅山的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 [62] Macartney at Kashgar,p.241；崔延虎：《英国驻喀什噶尔首任总领事乔治•马噶特尼（马继业）评述》，《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63] 《补过斋文牍》癸集8，第3页。 [64] 《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2册，第308页。 [65]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223页。 [66]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227页。 [67] 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析评》，《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68] Kashgar Dairy,May.31,1913。 [69]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除喀什噶尔外，另七个是广州、成都、汉口、沈阳、上海、天津和昆明。 [70] 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评析》，《西域研究》1998年4期。 [71] A.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mmost Chian,London,1912,Vol.1,p.1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