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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背景问题上，以往的研究成果多存在语焉不详、存疑待考之处。本文认真辨析各种史料记载，认为尽管沙皇俄国和外蒙古政权均有染指、利用这一事件的动机和欲图，部分史料也有相关记载或说法，但乌泰起兵肇乱并未实际得到俄国或外蒙古的武器、兵力援助。 关键词：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俄国；外蒙古；援助 一、问题的提出 1912年发生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地区，由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等人发动的“东蒙古独立”之乱，是当时全国政治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此，我国蒙古史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已有了初步的研究探讨。20世纪70年代大力开展中俄关系史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蒙古史、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史、辛亥革命史等相关研究领域的恢复、发展和繁荣，使涉及乌泰“独立”事件的研究成果愈来愈多，成为许多相关论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发表专题研究成果最多的当属田志和先生。1991年，田志和与冯学忠合著发表《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引用相当丰富的各种史料记载(包括不少原始档案)，详细具体地论述了乌泰“独立”事件的背景、原因、过程和结局，可称为这一课题研究的集大成①2000年，冯学忠又主编出版了《科右前旗近代史》，再次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一事件的背景和经过，只是基本史实未出前一合著的窠臼。②至此，有关乌泰“独立”事件的研究，似已有了相当详实可靠的结论。 但是，如果认真翻检诸多有关论著，包括田志和与冯学忠所著，就乌泰“独立”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原因和具体过程而言，仍有许多语焉不详或不尽可靠、详实准确之处，特别是其中涉及的外来具体援助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乌泰“独立”事件，是在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国体、政体新旧交替的动荡时期，尤其是沙皇俄国乘机支持、援助外蒙古和呼伦贝尔蒙古封建上层先后宣布“独立”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此之前，乌泰曾有与“庚子事变”后强占东北的俄人过从甚密，私借俄债，以至受俄人蛊惑筹划叛清投俄活动的历史。③因此，以往的相关论著多强调俄国及其附庸外蒙古“独立”政权的策动、支持和援助，是乌泰起兵肇乱的主要背景和原因。但是，对乌泰“独立”事件中俄人的直接、具体染指，却多语焉不详，难于举出多少确证。在这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国内中俄关系史学界成书最晚、部头最大，可称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沙俄侵华史》第四卷(1894—1917)，并没有将这一事件列入论述内容。④其后，该书作者之一薛衔天发表专文，主要依据俄国外交档案史料详加论证，指出俄国政府并没有直接支持和卷入这次动乱。⑤ 薛衔天的论文发表以后，关于俄国政府直接参与乌泰“独立”事件的问题已得到基本澄清。但是，薛文没有涉及相关史料或论著中明确提到的俄国(或通过外蒙古)援助大批武器弹药的问题，以及外蒙古派兵直接参与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查实。 本文拟就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背景问题再做一番探讨，以澄清若干史实，订正原有研究中的不尽确实之处。 二、关于俄援大批枪支弹药问题 有关俄国(通过外蒙古)给予乌泰武器援助的基本史料主要有二条:一个是前述田志和、冯学忠合著中引用的事件爆发前北京政府致奉天都督赵尔巽等人的电报档案，说乌泰派代表赴外蒙古求援，返旗时带回俄枪1200杆、子弹50万粒。并说同时扎赉特旗赴外蒙古的代表也带回俄枪800杆、子弹若干粒。⑥另一个是不少有关论著引用日本《蒙古地志》或当时《时报》所载乌泰的“独立”文告，内称:“……俄国复以武器弹药相援”或“又得某国接济军火……”遂宣告独立。⑦而田、冯合著则从当时《盛京时报》引录乌泰“告示”，相应语句为“又得某国许允接济军火，竭力协助，是以宣告独立……”，⑧比前引多出“许允”二字，语意由已然变为未然。 1993年，内蒙古档案馆“精选”公布了有关乌泰事件的部分档案史料，其中恰好有上述两条史料的原文。1912年7月1日北京政府国务院致奉天都督赵尔巽、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报，电文相关文字为:“现接探称:萨克图旗(科右前旗俗称———引者注)布喇嘛卜各巴牙……来归活佛(指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引者注)，发给别列旦枪一千二百杆，子弹五十万粒。”又称:“又有扎赉特旗协理……来归归(当为“活”之误———引者注)佛，发给别列旦枪八百杆，弹子若干粒。”⑨另条史料题为“告示(1912年8月20日)”。经与《盛京时报》所载原文核对，竟无一字之差。《盛京时报》称，此“告示”是赵尔巽派侦探从扎赉特旗抄得，并从蒙文译成汉文。⑩译文无一字之差，可见与内蒙古档案馆公布的同出一源无疑。 经查日文《蒙古地志》所录乌泰“东蒙古独立宣言”原文，基本内容、文意、文字数量，与《盛京时报》及内蒙古档案馆公布者几近一致。只是述及武器援助问题时确无“许允”(即未然)语意、文字，并且在后者的“某国”处径作“露国”即俄国。（11）至于《盛京时报》所载，虽为时最早(1912年9月7日)，内容大意也与其他文本基本一致，但文字量仅及一半，当属概要转述。（12） 由于未能得见乌泰独立文告的更原始文本，原文中是否确有“许允”二字还难以最后判定。但是，即使原文并无“许允”二字也需具体史实来验证。 那么，在乌泰起兵肇乱时是否已经得到了前述枪支弹药呢?所谓别列旦枪，是当时俄制较新式快枪。清末新政时期国内普遍编练新军、更新武器装备，但并未在蒙旗实施。1200枝俄式快枪，在当时的蒙旗社会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而从整个乌泰“独立”事件的战前、战中和战后，却看不到它的形迹。 1962年，《内蒙古文史资料》刊载了两篇忆述乌泰“独立”事件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多次访问亲身经历者的记录整理。文中相当详细地记述了这次动乱发生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和后果，包括乌泰事前派代表赴外蒙古，代表返回后如何煽惑鼓动，如何征调旗丁、组成几路兵马等等。还具体提到返旗的代表大肆鼓吹外蒙古“定予大力援助”，“除援助我们大量武器和军马外，并派一万多大兵协助”，现已到达该旗西部边界;提到由于外援未到，有人表示犹疑，乌泰仍决然按计划起兵。同时还说，旗丁应征，须“马匹刀枪，由各人自备”，却毫未提及是否从外蒙古得到或运回武器弹药。（13） 辽宁省档案馆(原东北档案馆)藏有部分亲身参与乌泰之乱，后来被政府军捕获者的供词档案。其中，原乌泰军帮统周福堂的供词较为详细地陈述了参加变乱的经过。他供称，乌泰的代表从外蒙古得到“公爵”、“顶戴”等封赏回旗后，乌泰即安排起事;供述了他如何被乌泰召见，派任为领兵帮统，并提到(听说)乌泰曾派人向“俄国借款五万两帮助兵饷”，又派人赴黑龙江省“预备由俄国买运枪支子弹”。但是，却并未提及乌泰的代表从外蒙古运回武器弹药，及派发枪支弹药。原乌泰军统领陈刚的供词也述及他如何面见乌泰、受任统领，如何组军起兵，同样未提领发俄枪俄弹之事。（14） 前述内蒙古档案馆公布的乌泰事件档案中，有当时奉军前线总指挥、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吴俊升于战事结束后上呈赵尔巽的汇总性战报。战报详细罗列了历次战斗的时间、地点、战况、敌我伤亡和俘虏人数、缴获或损失的各种枪支及其数量，最后汇总为大小战斗24次、缴获“各种枪炮二百三十三杆”。在分述的历次战斗中，有10次缴获了蒙方枪支，合计其枪型、数量，共有“快枪”34杆、“别拉(列)旦”枪13杆、“毛瑟枪”9杆、“十三黑枪”1杆、“洋炮”87杆、“火枪”77杆、“抬枪”4杆、“腰别枪”7杆、“天门枪”1杆，总数恰好是233杆。这10次战斗，有2次是与同时起兵肇乱的科尔沁右翼后旗即镇国公旗蒙兵作战，计缴获“快枪”7杆，“洋炮”、“火枪”等77杆;其“快枪”中还包括镇东县“官枪”即蒙兵夺自官军的4杆，战后由镇东县“领回”。此外，在分述的历次战果中，凡提到“快枪”时即无“别拉旦枪”、“毛瑟枪”;提到“别拉旦枪”、“毛瑟枪”时则没有“快枪”。（15） 1996年，《近代史资料》刊载了从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整理编选的《平定乌泰叛乱往来电文选》，其中包括吴俊升致电赵尔巽的战报。将这些战报中的缴枪记录与后来吴俊升的汇总战报相对照，可知:(1)8月24日的窑基屯之战，总战报称夺获别列旦枪2杆、毛瑟枪1杆、洋炮4杆、火枪2杆，赵尔巽转述的具体战报则称“夺获快枪三枝，洋炮四杆”，所谓“快枪”当包括“别列旦枪”和“毛瑟枪”(概因火枪过“土”而略之未列)。(2)9月8日的嘎西喇嘛庙之战，总战报称获快枪20杆、洋炮4杆，具体战报则称“夺获快枪、来福枪共二十四杆”，可知所谓“洋炮”指的是来福枪。(3)9月13日乌泰王府、王爷庙之战，总战报称获别列旦枪2杆、洋炮6杆、抬枪2杆，具体战报则称“夺获快枪、来福枪共八杆，抬枪二杆”，进一步印证了“快枪”包含别列旦枪、“洋炮”即指来福枪。（16） 由此可知，即使将总战报分述中的“快枪”(减去“官枪”4枝)均视为别列旦枪，政府军从平定两旗之乱中缴获的俄制别列旦枪总共只有43枝。吴俊升是直接指挥镇压乌泰之乱的政府军主要前敌统帅，此次战争又是彻底击溃敌人全面取胜之战。参酌各种史料记载，两旗肇乱蒙兵(实为仓促征调的农牧民丁壮)总数约有数千。据吴俊升总战报，共击毙、生俘蒙兵1420余人，但实缴枪数(包括各种土枪)只有229枝，其中俄制别列旦枪至多不过43枝。这不仅说明肇乱蒙兵“武器装备”之陋劣，更与所谓外援俄枪1200枝相去甚远。而且，遍查所能看到的有关档案，此次战争期间和之后，无论是赵尔巽、吴俊升，还是其他有关军政官员，都再也没有提及战前探报所称俄(外蒙古)援枪弹，说明政府方也已事实上否定了这一探报内容的真实性。 至于并没有得到这批武器援助的蒙兵，手中仍能持有几十枝俄枪，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足为奇。1900年俄军大举入侵，强占东北，清军曾激烈抵抗;1904—1905年俄、日在东北又有过一场恶战。科尔沁右翼前旗一带虽不属两次大战的直接战场，但由于整个政局、社会的动荡，仍不免会有俄枪以各种途径“散落”蒙旗民间。而且据当时先后任俄国驻齐齐哈尔领事馆翻译和黑龙江省官员的蒙古人阜海诉称，他曾直接经手将400枝俄枪转卖给科尔沁右翼前旗蒙古人。（17） 再看看战前探报中提到的扎赉特旗也同时得到的800枝俄枪。综合各种史料记载和相关研究成果扎赉特旗确实准备与乌泰一同起兵肇乱是乌泰的主要盟友该旗及相邻的杜尔伯特旗、郭尔罗斯后旗，事前均曾多方设法购买武器弹药(包括从齐齐哈尔、哈尔滨向俄方或德商购买)。（18）由于有关资料、史事十分繁杂，一时难以查实廓清，而且扎赉特等旗并没有实际起兵肇乱，与本文论题无直接关系，所以不拟赘文细究。但值得一提的是，前引对亲身经历者的采访录史料中说:当时扎赉特旗派员向在哈尔滨的俄官洽购武器，俄官即前往俄国购运。该旗因俄官迟迟不返，遂派某台吉带500辆牛车到外蒙古，“一直等到十月间，才运回‘别列达’步枪八百支和子弹十万发”。但行至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洲屯(位于王爷庙西北约100公里)时，得知乌泰“独立”已失败，就将所有枪弹掩埋于该屯附近的深山里，后来不知结果如何。（19）这里所说的枪型、枪数，恰与政府方的战前探报相吻合，只是购买途径和运回时间却两者迥异，至少可说明扎赉特旗在战前并未得到这800枝俄枪。 不过，这一“巧合”仍值得进一步思索、探究。政府方战前所得探报中，具体列出了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赉特旗所派使者的人名、职衔，均与其他史料记载大致吻合。同时列出的均有具体枪数甚至子弹数的探报，即使得自不尽确实的传闻(并未实际运回)，这个传闻也当确有一定来历。而从亲历者的具体追忆语气、语意中可知，他们都不是这一整个洽购、运枪过程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即他们也是得自当时当地的某种传闻。再进一步揣测，这里还有一种可能，即当事人所忆述的从哈尔滨洽购俄枪与后来从外蒙古运回俄枪，相互并无直接关系，不是一回事。扎赉特旗距俄国控制经营的中东铁路富拉尔基、昂昂溪站只有几十公里，哈尔滨俄官为该旗购运武器，为何舍近求远，绕行数千公里经外蒙古用牛车驮运?但是，途径、来源完全不同的两种史料记载，在800枝别列旦枪上的恰巧吻合并非偶然:从外蒙古运回的俄枪俄弹，是外蒙古当初“许允”的兑现。如果这一推测不无道理和可能，就可以进一步推测，战前外蒙古“许允”提供给科尔沁右翼前旗1200枝俄枪及子弹，也确有其事。只是政府方的探报者把“许允发给”即未然，当作已然“发给”了。 综合上述，乌泰起兵“独立”并未实际得到俄国或外蒙古的武器援助。即使事前确有“许允”，但未成为事实。至于乌泰“独立告示”所称“又得某(俄)国接济军火”，其原文是否有“许允”二字，已失去了实证意义。 三、关于外蒙古派兵援助问题 前引亲历者的忆述中说，乌泰的代表从外蒙古回来以后，曾大肆造谣惑众，宣称外蒙古会以兵力、武器大力援助，已有一万大军到达边界。而在其后的忆述中，再未提及外蒙古派兵参与的问题，也即实际否定了此事的存在。（20）对此，以往的论著成果几乎都没有涉及。只有田志和与冯学忠的合著中明确写道，乌泰代表从外蒙古带回俄枪俄弹时，“库伦集团派援的外蒙军四五十人，相随混杂进入王府”。（21）不过，在合著其后的史实叙述中，再也没有出现这“四五十人”的踪迹。 前述《近代史资料》公布的乌泰事件电文档案，为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1912年8月19日，已率军驰抵洮南的吴俊升电告赵尔巽称:“据探报，确有库伦兵四五十名盘据王府(指乌泰王府———引者注)”。次日，吴俊升致电赵尔巽复称:“(蒙兵)其势甚大，又加以库伦之兵甚多”。赵尔巽得报十分关注，于8月28日致电吴俊升催问:“究竟各旗共有兵若干，库伦助兵若干，虚实必须确探电告。”当日，吴俊升即复电称:“库伦兵已到数百，尚有续来，已放统领廿余名，管带无数……。” 9月3日，赵尔巽致电吴俊升又提到:“蒙地用兵，须防外人乘机借口干涉，或故意与我军队冲突”，“并设法侦察有无外兵暗助”。（22）但此处所称“外人”，应指从中东铁路出发窥探、窜扰的俄人(俄军)，而不是当时仍属中国的外蒙古人。而自此以后，所见政府档案或其他史料，包括赵尔巽、吴俊升等人的往来文电中，再未提及外蒙古派人派兵参与此次动乱之事。无论是吴俊升的历次具体战报和战后总战报，还是当时黑龙江军、吉林军宋小濂、陈昭常等人的往来文电，都没有提到他们的具体作战对象(包括毙、俘)中有外蒙古人。 战事结束之后，吴俊升曾拟报了“呈请通缉在逃蒙匪花名单”，分别开列“札镇两旗首要蒙逆”及开通(县)、靖安县等地“逃逸蒙匪”共计157人的名字，部分人名之后还括注了所授职衔、所居(原籍)村屯、别名、绰号等，而其中无一可确认或推测为外蒙古人。由此可知，吴俊升本人事后也实际上否定了有外蒙古人直接参与此次动乱。（23） 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具体史事考证研究，证其有较易，证其无则难。所以，绝对否定有外蒙古人参加乌泰“独立”事件还缺少更直接的史证，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即使有少数、零散外蒙古人参加，也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值得记上一笔的作用。 从以上考辨可知，虽然有个别史料记载提到俄国或外蒙古的武器、兵力援助，但乌泰起兵“独立”并没有实际得到这些援助。 当然，没有实际提供援助，不等于没有染指、利用这次事件的动机和意图。因为乌泰的图谋“独立”本身，就是接受外蒙古“独立”政权的“归顺”号召，在所派代表得到外蒙古的明确支持、大加封赏之后，才开始具体筹划和发动的，而且乌泰“独立”失败不久，外蒙古就于同年冬发动了大举进犯内蒙古的战争。 俄国之所以没有直接参与支持和援助乌泰的“独立”，正如薛衔天在专论中已经指出的，它当时不愿看到外蒙古“独立”政权将势力扩大到内蒙古，而且乌泰肇乱地区主要是在刚刚与日本进一步明确划定的、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24）而在乌泰筹划和发动“独立”期间，外蒙古“独立”政权的主要“精力”和兵力正用在进攻和占领其西部的科布多地区，尚无暇东顾。（25）所以，尽管没有得到俄国和外蒙古的武器、兵力援助，但俄国煽动、支援下的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独立”的影响，外蒙古“独立”政权的煽动和支持，仍然是乌泰“独立”事件的最主要外因。 注释： ①冯学忠主编:《科右前旗近代史》，内蒙古新闻出版局2000年版。 ②田志和、冯学忠:《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参见薛衔天:《沙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第2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4卷(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⑤参见田志和、冯学忠:《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第71—77页。 ⑥参见田志和、冯学忠:《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第129、137页。按:此前后两页注引电文署“1912年7月1日”，但电文标题不同。 ⑦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6页;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5页;田志和:《沙俄与内蒙古乌泰的叛乱》，《吉林师大报》1978年第3期;编写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150页;魁喜等:《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6页;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1985年版，第612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下)，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0页。 ⑧田志和、冯学忠:《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第137页。 ⑨内蒙古档案馆:《关于“乌泰事件”档案选录》，《内蒙古档案史料》1993年第3期。按:此刊载录时括注日期为“1912年7月2日”，但原电文末署日为“东”，即代日之“1”，与前述田、冯合著所引亦相一致。 ⑩参见内蒙古档案馆《关于“乌泰事件”档案选录》、《盛京时报》1912年9月10日“扎赉特独立之因”。按:田冯合著引文与《盛京时报》所载有5处出入，计衍1字、讹2字、脱13字。 (11)参见[日]柏原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下卷，日本东京富山房1919年版，第1544页。汉译文 分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2页;内蒙古大学政史系:《沙俄侵华史初编》，1975年油印本，第23页。 (12)参见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第612页。 (13)参见博尔古德:《札萨克图旗和镇国公旗的叛乱》、博彦满都:《乌泰王叛乱事件》，《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4)参见内蒙古大学政史系:《沙俄侵华史料初编》，第27—30、32页。 (15)参见内蒙古档案馆:《关于“乌泰事件”档案选录》，《内蒙古档案史料》1993年第3期。 (16)参见王琦整理:《平定乌泰叛乱往来电文选》，《近代史资料》总8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参见内蒙古大学政史系:《沙俄侵华史料初编》，第35—38页。 (18)参见田志和冯学忠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第137-138页 (19)(20)参见博尔古德:《札萨克图旗和镇国公旗的叛乱》，《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 (21)田志和、冯学忠:《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第129页。按，该书此处未加引号，也未加注说明史料出处。 (22)王琦整理:《平定乌泰叛乱往来电文选》，《近代史资料》总8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3)参见内蒙古档案馆:《关于“乌泰事件”档案选录》，《内蒙古档案史料》1993年第3期。 (24)参见薛衔天:《沙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 (25)参见陈崇祖:《外蒙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