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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中原政权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开发西北，各类史书包括正史、杂史及类书、文集、方志等文献多有记载。到了近代，鉴于西方列强的侵凌，清朝统治阶层中不少有识之士如林则徐、纪昀、左宗棠等大胆地提出和实践了开发西北的主张。又有一批人如祁韵士、俞正燮、张澍、徐松、魏源、龚自珍、何绍基、张穆、何秋涛、王国维等，更从边疆史地的角度，著书立说，察古鉴今，创立了西北学，以服务于当世之务。新中国建立后，学界仍以不同的形式在全国性和地方性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西北开发的研究成果，但对于西北开发史真正深入、大规模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据粗略统计，从1980年至2002年，见诸报刊的有关西北开发的史学研究成果，仅论文至少有2000篇以上，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下面分三方面略做介绍。 一、生态环境和综合性开发研究 生态环境研究最有创见的是人类与生态环境变迁关系的研究。早在1962年，谭其骧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程度与这里的植被覆盖率直接相关，而植被情况又主要决定于人们的生产方式。然而，近来中国科学院陆中臣、袁宝印等学者将侵蚀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自然侵蚀（地质侵蚀），认为它是一种地质过程，是地质环境中的一个主要方向，受自然演变规律支配。自然侵蚀过程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而加速发展，就变成了另一类侵蚀即加速侵蚀。加速侵蚀是在自然侵蚀基础上增加了人类活动的结果。在黄土高原的总侵蚀量中，目前自然侵蚀最少占70％，而加速侵蚀最多占30％。可知人类活动并非促成黄土高原侵蚀过程的唯一和主要因素，黄土本身的物理特性及黄土高原的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在黄土高原侵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见韩茂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这一观点补充了前人的见解，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使人们更加自觉地致力于西北自然环境的综合治理。朱士光《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从河谷平原区、黄土高原沟壑区、黄土丘陵沟壑区、鄂尔多斯高原等区域经济发展概况与自然环境的变迁等方面，论述了自全新世中期以来，在自然因素本身的变化及人为活动的影响下，黄土高原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发生重大变迁及人类对环境造成的正、负两种影响，认为只要人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并用于指导自己的生产实践，就能使整个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出现良性循环。此外，史念海《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唐史论丛》1988年第4辑）以图表与文字相结合，详细论述了唐前期陇右道东部的自然环境，农、林、牧区域的分布，主要物产、人口、军事形势、富庶程度及丝绸之路的影响等。吴晓军、董汉河著《西北生态启示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系统、详实地论述了西北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互动的事实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则用考古与地理学结合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民勤西沙窝、古居延、阳关等10个沙漠化了的古代绿洲，认为沙漠化的主因在人为方面。赵向群《汉晋之际河西经济区的变迁》（《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河西农牧经济区开始形成于西汉中后期，经东汉、曹魏时期的曲折发展，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前的一个半世纪，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同类论文还有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变迁》（《新疆文物》1996年第4期），肖小勇《塔里木盆地考古发现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新疆文物》1996年第4期），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地区环境变迁与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等。 西北开发综合性通史著作，有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主编的《陕西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的《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新疆社科院历史所编著的《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殷晴主编的《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育宁主编的《宁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的《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崔永红、翟松天的《青海经济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断代史著作有漆侠、乔幼梅合著《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阎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专门史著作有王致中、魏丽英《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赵俪生主编《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波《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清凌《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还有数十篇综论西北开发的论文，包括邱树森《元代各族人民对陕甘宁地区的开发》（《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戴逸《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人民日报》2000年4月13日），魏良《叶尔羌汗国社会经济概要》（《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等。 二、专题性开发研究 从不同侧面分专题论述西北各族经济开发史的论文有数百篇，其中关于农业开发的文章多侧重于西北各省区历代经营形式、屯田、水利、灌溉技术、抗旱栽培技术、耕作方法、改良盐碱地、作物品种变迁、植树种草等方面的研究。樊志民《早秦农业历史初探》（《中国农史》1994年第4期），钱伯泉《新疆坎尔井的历史及其渊源》（《西北史地》1990年第4期），何双全《甘肃先秦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河西走廊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陈鼎中《西魏北周时期的关中农业》（《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种植林业研究》（《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聂鸿音《西夏水利制度》（《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都比较深入地考察了有关西北农业开发的史实和经验，是这一方面的几篇力作。 有关牧业经济的论文，着重研究了西北历代牧业尤其是官牧业发展的情况。如吴震《史前时期新疆地区的狩猎和游牧经济》（《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殷晴《新疆古代畜牧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陈直《汉代的马政》（《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余华青《秦汉边郡牧师苑的兴衰及其影响》（《人文杂志》1984年第2期），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演变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3期），雍际春《西汉牧苑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杜建录《西夏官牧制度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吕卓民《明代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生产》（《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蔡家艺《准噶尔的畜牧业》（《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王生江《土尔扈特蒙古畜牧业经济的恢复及其意义》（《西北民院学报》1989年第4期）等，是该专题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组成果。同类作品总数在数百篇以上。 自然资源开采和手工业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角度也较新。主要有张南《古代新疆的葡萄种植与酿造业的发展》（《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吴震《略述汉代前后新疆地区的工具制造》（《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马国荣《汉代新疆的手工业》（《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魏丽英《西北绒褐考》（《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李并成《古代河西走廊桑蚕丝织业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王永兴《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区分布》（《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郑炳林、高伟《唐五代敦煌酿酒业初探》（《西北史地》1994年第2期），金滢坤《从敦煌文书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布纺织业》（《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孙佩兰《丝绸之路上的刺绣与缂丝》（《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李埏《宋初秦陇竹木》（《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吴景山《宋金元时期西北的造船业及航运管理》（《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正忠《西夏地区古盐产资源考辨——兼论若干宁甘古盐池的位置》（《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王致中《明清时期甘肃矿业考》（《甘肃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清代新疆矿业述略》（《甘肃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吴元丰《清代乌鲁木齐铁厂研究》（《西域研究》1998年第3期），《清乾隆年间新疆新普尔钱的铸造、流通及其作用》（《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陈延琪《近代新疆石油工业的三次盛衰》（《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此外，还有论述宋代耀州瓷工艺，明清关中手工业，近代新疆纺织业及回鹘、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论文多篇。 商业方面的论文，涉及到商人、商品、市场、物价、贸易形式、度量衡、商业制度、政策等问题及各历史时期的商贸活动。李明伟主编的《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系统地论述了商周至明清之际的丝路贸易史。刘景纯《秦市场发展论》（《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市场、市制和贸易形成与发展的情况。同类比较重要的文章还有何清谷《秦始皇时代的私营工商业》（《文博》1990年第5期），徐君峰《西汉长安之市场及其繁荣的地理因素》（《人文杂志》1993年第5期），高维刚《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臧振《玉石之路初探》（《人文杂志》1994年第2期），杨际平《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前期的和籴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黄新亚《论唐初河陇地区经济的繁荣》（《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马俊民《关于唐代“胡马”引进及其历史作用》（《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物价》（《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衡之《唐代西州的市场经济》（《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唐代吐鲁番地区物价管理》（《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齐陈骏、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对外商业贸易》（《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魏明孔《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程喜霖《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赵丰《唐代西域的练价与货币兑换比率》（《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冯永林《宋代的茶马贸易》（《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汤开建《北宋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马贸易》（《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二辑），黄纯艳《北宋西北沿边的入中》（《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高聪明《北宋盐钞与西北货币体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炳应《西夏的衡制与币制》（《中国纸币》1994年第2期），顾吉辰《西夏货币制度演变及其流通渠道》（《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等。此外，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利用满汉文献、档案资料对清朝在西北与准噶尔、哈萨克、土尔扈特等部的茶马、丝绸贸易的历史源流、特点、兴衰、作用进行了较深的分析。田澍《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赵毅《论明代茶马互市的经营管理》（《重庆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张晓虹、郑召利《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嬗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商业往来》（《西域史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等，也从较新的层面展开论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还有一些论著专门研究了西北古代的交通、人口、赋税、价格等问题。杨建新、芦苇的《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全面、通俗地介绍了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演变以及中国东西部、中国与亚欧地区通过丝路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袁祖亮主编《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系统地研究了丝绸之路各历史时期的人口问题。这一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谷苞《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张俊民《从汉简谈汉代西北边郡运输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吴焯《古代青海交通西域的路线及其历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陈良伟《帕米尔丝道初探》（《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李云泉《蒙元时期驿站的设立与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王治来《历史上汉族人口向西北边疆的迁徙》（《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侯春燕《同治回民起义后西北地区人口迁徙及影响》（《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齐清顺《论清代新疆的税收》（《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马通《丝绸路上的穆斯林商贸与钱币》（《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张亚萍、鯼阁《唐五代敦煌的计量单位与价格换算（《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等。 三、与经济开发相关的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包括边疆经略、边防设施、民族政策、行政管理以及东西部之间和中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它们是经济开发的外部条件和辅助、保障系统。这些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李进《秦朝的边疆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刘光华《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敦煌学辑刊》第一辑），刘彦成《西汉王朝的边疆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高荣《汉代对西北边疆的经营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李三谋《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李大龙《略论西汉时期陈汤经营西域》（《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殷晴《汉唐西域民族政策刍议》（《新疆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王永兴《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的较高效率与法制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陈亚艳《北宋王朝治理青海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赵云田《清末新疆新政论述》（《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钟兴麒《新疆建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南文渊《伊斯兰教与商业经济》（《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黄建华《清至民国时期新疆维吾尔族札萨克制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费孝通《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等。此处还有大量区域性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军事史诸领域的论著。 由于笔者阅读面和鉴赏能力限制，肯定还有很多研究成果没有看到或被疏忽，但仅此已可以看到20多年来学界对于西北开发史的研究，队伍之大，涉猎之广，钻研之深，成果之多，都有超过前人之处。然而从西部大开发和国家“四化”建设的需求来看，西北开发史的研究还远远赶不上社会实践的要求，这里有商品大潮的冲击，浮躁学风的影响，也有史学队伍换代之际的主体差失。目前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旧题目、低层次重复较多，与西北开发实践密切相关的选题和成果尚少。开发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推进活动，它对开发史研究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眼前展开的西部大开发，的确为西北开发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这种研究不论着眼于哪个层面，都必须紧紧地围绕开发的具体实践，充分地发挥史鉴作用。为此，选题须有现实性、针对性；在研究方法上要将微观与宏观结合，能小中见大、大中见理，给开发者以理性的启发，这是历史研究生命力之所在。笔者检索到的有关西北开发史的论著，其中大多数研究西北古代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这是必要的基础性研究，应当给予肯定，问题是不少研究者仅仅满足于微观史实的考察和描述，甚至是低水平重复，能将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宏观整体的考察，从中“蒸发”出有益于现实开发的结论的作品仍不多，能够称得上传世之作的则更少。我们常常听到学界浩叹史学的“危机”或冷落，然而不重视调整自身的研究，使其与现实联系、为现实服务，那样的研究永远落后和无补于现实，因而是找不到出路的，这不是开发史研究的覆辙之鉴吗？为现实的开发服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困难和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研究者对史学功用的认识问题，只要坚持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宗旨，多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至少不会在服务方向上出差错。 二是小范围的研究多，而把西北开发史当作一个整体对象来进行研究的成果比较少。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看到陕、甘、宁、青、新各省区的研究者多将精力集中于研究本省区的开发历史，如新疆的学者主要研究西域史；宁夏的学者主要研究西夏史和回族史；青海的学者多研究青海史；陕西本来是西北历史研究力量最强的省份，但那里的学者又倾心于周秦汉唐古都和关中史的研究。包括西北以外的许多科研人员，关注西北开发史研究的总体力量还很有限，满足不了如火如荼的西部大开发需求。笔者对研究西北各省区历史包括开发史没有异议，因为它是史学研究极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可以为西北区域史和整个中国史的研究提供资料、线索和思路，也能服务于当前的西北大开发，然而局部毕竟不是整体，因此对西北各省区、各专题的研究不能代替对西北开发史作整体的研究。研究者长期囿于一隅，不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既无益于有效地为现实服务，也不利于个人的学术成长。 三是考虑作者多，考虑读者少。目前从事西北开发史研究的，主要是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人员，科研受职称、工资待遇等影响，许多人的选题和写作，偏向于个人熟悉和容易出成果的方面，对于社会急需和花工较多的领域则不愿问津。可是，历史研究包括西部开发史的研究是为现实开发服务的，研究者必须了解和熟悉社会对史学的要求，从这一点来说，开发史研究首先是对现实的研究，不了解现实需求的研究者是无法提高他的史学研究水平的，他的成果也很难派上什么用场。解决这一问题，当然需要主管部门将普及和提高的工作一视同仁，需要在成果鉴定上加大对其现实意义、应用价值的要求；也需要研究者个人确实改变研究态度，多为社会、读者想一想。经验告诉我们，哪怕是相同的研究题目，谁注意了这个问题，谁的研究成果就能向社会、读者靠近一步。 四是孤军作战多，团队协作少。西北开发的各领域都需要多学科综合的服务。20多年的西北开发史研究成果，虽有集体合作的巨著，但总的来看研究形式仍以个人奋斗为主，各学科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攻难关，抓大题目的风气还不浓，成果还不多，研究者合作的意识和要求还不够迫切，尤其是横向协作更少。我们往往看到，同样是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研究成果，有些教育、社会学论文缺乏历史感即历史的深度；一些史学论文又现实感不强，好像是在讲故事而不是示人以生动的史鉴或思维模式，对读者解决现实开发中的具体问题不能给以启导，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研究成果的现实性和应用性。兰州某大学出版社早在国家“八五”规划时期就拟定了一个西北史方面的研究出版计划，组织西北五省区数十名专家学者去完成，这是一个有很大学术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出版项目，然而时至今日，国家“十五”规划已经实行几年了，可那项研究还没有结果。类此拖而不做、做而不成的集体项目不少见，是史学适应国家“四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形势的巨大障碍。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很多，例如，单位在年终考评时对署名在前的计酬，对署名在后的不计酬，甚至给挂虚名的计高酬，对真正的研究、写作者不计酬等等，挫伤了研究者的积极性。从作者方面来说，服务意识不强，“团队作战”精神不够也是重要原因。凡此需要从组织领导部门和研究人员两方面检查、克服，否则史学为西部大开发服务就很难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