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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匈奴在与塞内的不断交往过程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以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都逐渐发生了变化。汉王朝充分利用文化上的优势通过羁縻之策、约为兄弟、和亲以及每年的大量赠遗等对匈奴进行文化浸润分化和汉化匈奴实现用夏变夷的目标。在受到汉文化熏染的过程之中一些贵族阶层率先接受儒家思想，认同汉文化使匈奴社会越来越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汉文化；匈奴；影响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首次建立起较为统一的强大政权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匈奴与塞内的秦汉王朝长期对峙，不论是和是战，王朝之间和匈汉民众不间断地接触、交流、碰撞，在互动中相互影响。匈奴在长期对峙中经历了作为硬实力的军事力量由强而弱的转化，而塞内汉族王朝则在物质生产及生产技术的硬实力和文化这个软实力方面始终保持着强大的优势，并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对匈奴施加影响，使整个战略态势逐步发生了于汉族政权有利的变化。东汉建武24年(公元48年)，内外交困的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于公元89年败于东汉和南匈奴联军，公元91年西遁。南匈奴归附汉朝后内迁，逐渐走向了一条与汉族相融合的道路。学界对匈汉之间政治、军事互动研究较多，对经济互动的研究成果要少一些，对其文化方面的互动，特别是汉文化对匈奴社会是如何施加影响的，还须继续深入研究。本文拟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观察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发挥的影响，并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的表现 诚如魏良弢先生所说：汉文化，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以汉族为代表的一种古老而又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包括生产技术、社会风尚，即广义上的文化这一范畴。在历史上，汉文化对周邻民族产生过强大的影响，不断地扩大着文化圈。[1]匈奴在与中原地区频繁的接触中，汉文化对匈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农耕文化对匈奴经济生活的影响 《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之俗: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里，分地当为草场而非耕地。匈奴原本过着典型的游牧经济生活，匈奴的生产方式与中原地区汉族农耕生产有着很大的差异。匈奴民族从事的原始、粗放的游牧经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稳定性很差。而塞内农业经济在一般情况下是以投入(深耕、选种、施肥、兴修水利等)决定回报，其收成的稳定性要比单纯依靠大自然恩赐的原始游牧经济强得多。随着汉匈交流的加强，汉族农耕经济的优越性使匈奴人印象深刻，匈奴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农业生产。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至寘颜山(约在蒙古国杭爱山西南)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这大量的积粟显然不是匈奴的进口物资。史记匈奴列传载，公元前1世纪汉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被杀时，漠北连雨雪数月，谷稼不熟，匈奴上下因之惊恐不安。积粟、谷稼出现在匈奴地区，表明当时匈奴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汉书西域传记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王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则更进一步说明，受到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影响，匈奴人已经学会从事农业生产并高度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 与农耕生产紧密联系的是定居生活，定居生活自然需要城邑。中原地区的穿井、筑城、治楼、冶铁等手工业生产技术，也随着这种交流，出现在了匈奴的经济生活当中。早在汉代，漠北地区就建有范夫人城和赵信城。南匈奴附汉后先是在五原(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后是在西河美授(内蒙古鄂尔多斯左戮前旗)建城。十六国时期，匈奴或匈奴别部所筑的城更多，见于史乘的，计有八门城(在西河县，刘渊所筑)，西平城(在西平西，刘聪所筑)，甘泉城(在下那县，赫连勃勃所筑)，七级城(在凉州，沮渠蒙逊所筑)等等。[2]这些显然与匈奴原来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是匈奴地区农耕经济发展的产物。而近些年来，在匈奴活动地区考古发现的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的青铜器、铁器、陶器、木器、玉器以及纺织品也深刻反映了匈奴经济生活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二)汉文化对匈奴政治制度的影响 南匈奴入居塞内后，在政治制度上受到汉制度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职官制度和兵制的变化上。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原来的职官制度是: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之下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诸大臣皆世袭封爵，小官则否。这种官制完全不同于汉制。匈奴内迁后，受汉文化的影响，官制开始汉化。到了十六国刘渊称帝建国时，抛弃了从匈奴五部沿袭下来的匈奴旧制，而改用汉官制，采用汉官号。据晋书记载，西晋永兴元年(34年)他自称汉王，改年号为元熙，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以刘欢乐为太傅，刘聪为大司徒，刘延年为大司空，刘洋为大司马，赦其境内。立其妻单氏为皇后，子和为太子，封子乂为北海王3。从单于到皇帝、从阏氏到皇后称谓的变化以及丞相、大夫、太尉、太傅、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北海王等汉官的设置，完全是以一个按汉族传统制度为仪文制度的匈奴族王朝。匈奴社会长期以来的一大特点是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为一体。匈奴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4]但到了匈奴后期，实行了胜兵制度。胜兵就是即脱离生产，只担任作战的常备兵[5]。常备兵制是春秋时期汉族社会的产物。管仲相齐桓公，经国制事，士、农、工、商各壹其业，士之子常为士(管子小匡)这里的士，是世代为兵之家，齐桓公组建起教士，即常备兵三万，横行天下，成就了桓公的霸业。汉兴，实行兵农合一的更戊制度，民年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期间，要向国家服两年兵役。一年到京师充任卫士，一年在本地充任材官、楼船一类地方兵。汉武帝改革兵制，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设置期门开始，在继续保持更戍制的同时，又采用募兵的方式，建立起一支常备军，此后陆续建立的羽林、羽林孤儿等均属常备兵性质。汉代的常备兵待遇优厚，训练精良，战斗力远比更戍轮替之兵强得多。匈奴与汉王朝长期抗衡中，显然领略过汉王朝长常备兵战斗力的与众不同，因而仿汉制建立起名为胜兵制的常备兵制度，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汉文化对匈奴社会观念俗尚的影响 早期的匈奴曾经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大漠南北，东并东胡，西服西域，形成了长百蛮抗大汉的强盛局面。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4，充分表达了在强盛时期匈奴民族自豪的感情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后来，随着匈奴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与内地的频繁接触，汉王朝逐步摸索出扬长避短、克制匈奴的有效途径。外部压力的加大促使匈奴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双方战略态势逐步发生了不利于匈奴的逆转。匈奴方面已经出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4]的底气不足的议论。而在南匈奴内附、迁人塞内与汉人杂居后，入塞匈奴在汉文化的熏陶下，儒学程度日渐提高，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子民身分认同中原王朝、自诩为炎黄子孙的华夏认同心理。 对原有习俗的扬弃强烈地表现出匈奴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史记匈奴列传述匈奴之俗为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此种俗尚的形成与匈奴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有密切的关联，[6]但在儒术独尊、标榜孝治天下的汉王朝士大夫和民众眼中，这是不孝。冒顿单于弑父自立，一直是汉使攻击匈奴的重磅炮弹。在长期交流的耳溽目染中，随着匈奴社会农耕经济成分的增长，匈奴社会俗尚中逐步为孝道文化腾出了位置。据汉书匈奴传下载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这是匈奴社会俗尚受汉文化影响的明显例证。匈奴原来实行收继婚，汉书匈奴传记载: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此种俗尚的形成也是与匈奴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6]但在以礼为天经地义的汉族士民眼中，这是乱伦。对于这种收继婚之俗，投靠匈奴的汉朝宦官中行说曾振振有词地为其辩解，但自南匈奴入居塞内后，在汉人儒家伦理观念的强大压力下，在这个问题上匈奴社会意识也在逐步改变。刘渊死后，刘聪妻后母单氏，单即(刘)乂之母也，乂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聪悲悼无已[7]。单氏及其子刘乂，已经按照汉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否定自己的习俗，这不能不说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丧礼是儒家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严格规定的内容。匈汉长期交流中，受儒家文化和汉族社会习俗的影响，匈奴人在丧葬习俗方面也发生了变化。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早期的匈奴墓可以能没有封树，后期则不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受到汉文化封树、厚葬之风的习染，五胡十六国时匈奴贵族不但有封树，而且有高大的陵园，对葬礼、陵园的规模也逐渐重视和讲究。周书异域列传曾这样记载匈奴的丧礼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 当然，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汉文化在对匈奴经济社会生活影响的同时，也不断吸收利用着匈奴文化。尤其是西汉时期的骑兵建设和养马业，深受匈奴文化的影响。为了国防的需要，从西汉初年起，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研究匈奴，发展骑兵。汉代骑兵的兵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归降的匈奴人和其他骑马民族；另一部分主要来源于西北各边郡能骑善射的良家子，这些地区接近甸奴，颇受其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的影响。匈奴使者曾多次至京师洛阳贡胡裘。另外，我们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跪擎铜灯的铜俑，以及山东地区出土的胡汉交战为题材的画像石的人物服饰看，西汉时期内郡地区的人们也对匈奴服装有较深入的了解。匈奴语言中的个别词，也被汉人借用，成为汉语最早的外来语(如控弦一词)。匈奴有一种被称为胡茄的吹奏乐器，东汉末到魏晋时也逐渐传入中原地区，有不少汉人喜欢它。匈奴还有一种娱乐形式胡戏，也随着降汉的匈奴人传入中原。另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切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可见匈奴文化对当时东汉社会生活影响之一斑。 二、汉王朝对文化优势的利用和实效 匈奴社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从匈汉对峙总的态势而论，西汉前期匈奴的优势主要在于骑兵的机动性，这是一种硬实力即军事实力的优势。而汉王朝在物资及生产技术等硬实力和精神文化的软实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汉王朝初建，大乱后民间还需要休养生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尚未摆平，王朝与夷、越的关系也未能理顺，王朝的综合国力未能有效整合和体现出来。加之此时王朝未能找到克制匈奴的有效办法，故长期使用了羁縻之策，约为兄弟、和亲，以及每年的大量赠遗，以减少匈奴对边塞的压力。但是，汉王朝并未完全消极应对匈奴的压力，一方面积极寻找克制匈奴的有效办法，一方面利用与匈奴频繁接触中充分发挥软实力的优势、对匈奴实施文化征服。早在西汉初期，刘敬就提出了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即是汉王朝以汉地的伦理道德改变匈奴旧有的礼俗，以期匈奴在生活上、伦理上均影从汉室的的政策。而汉使与中行说之间的争辩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汉使认为:匈奴俗贱老。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8]对此中行说虽极力抵制，但汉王朝试图通过文化上的优势来影响和分化匈奴的意图确是明显的。西汉文帝在位时，贾谊提出用三表、五饵来分化、汉化匈奴。所谓三表是向匈奴臣民宣传汉王朝的信、爱、好等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匈奴民众中树立汉天子的仁德之君的形象，通过儒家的伦理教化，使匈奴人民向心来归；五饵运用盛服、丰食、声色、美室和礼遇等五种匈奴社会难以企及的高水平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引诱匈奴部众离心离德，瓦解匈奴单于的统治，通过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最终实现引其心，最终达到分化、汉化的目的。[9]这实质上是利用文化优势对匈奴实施的文化渗透，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用夏变夷。 用夏变夷思想最初是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孟子提出来的。孔孟的这种思想就是对夷狄兼容并包，要用华夏文化去治理国家，去影响、改造少数民族，最终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标。汉政权凭借当时较为先进的封建礼仪制度，通过盟誓和亲、朝贡册封、互市贸易、军事征讨等手段，恩威兼施，安抚与征讨交替使用，力争使匈奴族纳入自己政权的控制范围，使他们逐步接受汉文化，与汉族融为一体。事实上，汉政权对匈奴数首领们封爵、赐官、赏物、联姻等一系列用夏变夷的政策和措施，对匈奴族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和吸引力，以至出现匈奴族不断归化、降附、朝贡和献方物的局面。 汉武帝即位以后，中原王朝内部整合已经完成，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为国家积累了巨额物质财富，王朝的综合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颠峰状态。于是，汉武帝发动了对匈战争。值得指出的是，汉王朝对匈奴在使用硬实力进行打击时，从未放弃过软实力的使用。在实践中，中原统治者不遗余力推行这样的民族政策。对归服的匈奴贵族和民众实行优待政策，增强汉文化的吸引力。汉武帝针对匈奴的民族特点，设置属国以安置归附的匈奴人。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归附的浑邪王部众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属国。汉宣帝五风二年(前56年)冬，将呼速累及右伊秋訾部众安置十西河、北地二属国。汉政府为了安置不断来附的匈奴民众，后又增设了张掖属国、金城属国等。这些属国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部族组织，不交纳赋税，平时驻牧，战时打仗。[10]遇有灾荒，汉朝廷赡其衣食，供给牛羊，给以物资接济。这促进了边地附汉匈奴族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增加了匈奴人与汉人的接触和交流，使他们逐渐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来归，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际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县、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4。黄龙元年(前49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4。南匈奴与汉王朝长期保持了良好关系，南匈奴民众也逐渐走上与汉族融合的道路。匈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汉人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匈奴贵族刘渊就是典型的例证。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3。后来，刘渊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4]这种长期居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生活经历，使刘渊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史载刘渊任北部都尉其间，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3。完全一副深谙治道的汉族官僚士大夫的作派，就连晋朝反对重用刘渊的大臣也肯定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3]。刘渊在建国思想上就带有明显的承继汉王朝的想法。他起事时对内称兴邦复业，对外则以汉室继承人自居，宣称: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3]在他称帝前这样宣言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尔？[3]，并以刘备蜀中割据称帝的实事为自己辩护，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3]。实际上，刘渊是信奉华夏正统观的，他自许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3]，也是站在继承中原统治的立场上讲的。称帝后刘渊更是高举德统大旗，承周秦以来的祭天传统，建太庙立神主，以汉族礼仪祭祖，全面复兴礼仪。永兴元年(34年)即汉王位时，追尊刘禅位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一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3]，无论他即王位和皇位都没有追尊自己的父祖，也没有祭祀匈奴的列祖列宗，甚至对一代雄主冒顿也没有任何尊礼，这种宁愿数典忘祖、也不自外于汉族皇朝的思想，是匈奴贵族长期受到汉文化熏染的结果。前文已言及，刘渊的政治制度也基本上沿袭汉制。由此可见，无论刘渊的建国家理念和仪文制度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他所继承的不是匈奴的传统，而是汉族封建制度的传统。应当看到，刘渊个人汉化程度很深，本人具有认同汉文化的强烈倾向，但匈奴贵族集团中仍有许多实力人物并不具有与刘渊相同的人生经历，未必像刘渊那样强烈地认同汉文化。但是，从刘渊能够顺利进行数典忘祖的宗汉立国而未见遇到匈奴统治集团和匈奴部众的强烈反对，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匈奴统治集团和广大匈奴民众，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已经相当深了。未经多久，在匈奴政权倾覆后，匈奴民众很快融入汉民族之中，中国历史上再未见到有关匈奴活动的记载了。 参考文献： [1] 魏良弢.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J.历史研究，1985，(4). [2] 高红梅.汉文化对匈奴影响初探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1，(4). [3] 房玄龄，等.晋书刘元海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班固.汉书匈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 陈玉屏.匈奴与汉王朝关系的民族学解读J烟台大学学报，28，(1). [7] 房玄龄，等.晋书刘聪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7. [10] 肖瑞玲.东汉对匈奴政策评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