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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吕一燃先生所著《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列入由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边疆史地丛书》)一书，深有感触，获益良多。全书收入了作者关于新疆、蒙古、东北等北部边疆地区历史的论文26篇，内容涉及上述地区历史上的疆域、边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人物、对外关系和革命斗争等许多方面，可以说篇篇都是精雕细刻，令人感佩的作品，从而成为我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一部优秀的论文集。综观该书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求实求真。这是我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在本书中显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作者在自序中写到，研究历史"就是要有求实求真的科学态度，而求实求真以丰富的原始资料为基础的，没有充分的第一手资料，没有真凭实据，不管如何能言善辩，妙笔生花，都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因之，他始终把勤奋收集和占有大量的资料，并对其进行认真地整理和鉴别，作为自己从事学术耕耘的座右铭。他不仅这样的主张，而且付诸实践，"为搜求前人未曾利用过的档案和稿本，确实花了许多心血"，因而获得了许多翔实可靠的史料。在此基础上所写出的关于我国北部边疆历史的一系列论文，无论是宏观的论述，如开头两篇的《发扬优良传统，开创边疆史研究的新局面》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还是微观的研究，如《清政府对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的管辖》、《辛亥革命在新疆》、《民国初年沙俄对阿尔泰地区的侵略》、《清代边疆名臣明谊》、《谢彬及其边疆史地著作》、《俄商茶叶走私与〈俄商借道伊犁、塔城运茶出口章程〉的签订与废弃》、《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与俄国在中国边境的鸦片贸易(1906-1917年)》等文，都使人由衷地感到言之凿凿，笔笔有宗，实实在在，论从史出，大体上达到或接近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对清末一些边疆大员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公允和实事求是的，如在《沙俄与漠河金矿》一文中，既从实际出发盛赞驻英俄大臣刘瑞芬之尽早开办金矿以"维护国家主权，抵制沙俄侵略的正确主张"和黑龙江将军恭镗为筹办金矿"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及将军程德全利用日俄之战沙俄失败的时机为"挽回利权"而在相继收回都兽河、漠河金矿的交涉中所"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痛斥了将军萨保"屈服于沙俄的势力"而先后擅自准许俄人"在黑龙江境内采勘矿苗"、签订所谓的《十二条草约》"准俄人在江省地界内采办金铁煤各矿"的卖国行径。在《明谊》一文中，既鞭挞了他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任内所经办的对俄交涉事件，无一不是按照咸丰皇帝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总政策办理的"，处处表现出妥协退让的态度；也称许他积极参预平定"七和卓之乱"、"办理粮台有功"的政绩，尤其是同治初期与俄人谈判和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之际在朝廷已决定全面向俄方妥协并警告他"不得于议单之外再生枝节"的情势下，仍再三据理力争，"冀于无可挽回之中稍图补救"的爱国行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对新疆地区的经济侵略》一文中，则既揭露新疆镇迪道兼按察使潘效苏在与俄方签订《合伙开办新疆金矿事宜合同》之际的妥协、退让，"同意俄领事的意见，按照俄国金税率章程规定的税章抽收金税，不再提成，开创了在中国境内中俄合办金矿而以俄国金税章程规定的税率征收金税的恶例；也肯定了同一个人数年后在新疆巡抚任内期间曾权衡利害，认定境内的"石油系自有之利，开采亦自主之权"，坚决反对利权旁落于俄人，因以镇迪道兼通商事务衙门的名义，婉词拒绝了俄方企图染指新疆绥来和库尔喀喇乌苏(即今乌苏)两处油田的无理要求，从而维护了国家利权的爱国之举。凡此种种，都是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当时具体环境的具体分析，客观地评价了有关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使读者们感到真实可信。 二、勇于创新。历史的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学科的发展需要无数史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不断开拓。而边疆史地学这片沃土，由于问题的极其复杂及久而未决的悬案甚多，加之许多方面至今尚无人问津，急待填写的空白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也为数不少，更其需要众多的有志者参预耕耘和开发。这无疑要求治史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精神，"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现，有所提高，或提出新看法，或解决新问题，或开拓新领域，或提供新资料"，绝不应在老地方止步不前，更不能以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或做过的结论为满足。"一言以蔽之，总要有点儿新意，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作者正是"经常以此要求自己，也努力这样去做"的。这在本文集的全部论文中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验证。《清政府对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的管辖》、《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历任总管考略》、《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究竟属于何族》、《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图巴族人说质疑》就是一组全新的论文，无论是选题、资料，还是立论、考据或者辨误，都充满了新意，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开拓了若干新的领域，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从而填补了边疆史研究中的重要的空白。同样，《民国初年沙俄对阿尔泰地区的侵略》、《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与俄国在中国边境的鸦片贸易(1906-1917年)》、《沙俄与1911年外蒙古"独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对新疆地区的经济侵略》等文，或是全新的选题，开拓了新的领域；或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和前进，无不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禁烟与鸦片贸易》一文，既对清末民初我国的禁烟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述，又对俄人之输入鸦片破坏禁烟运动作了无情的揭露，并以无可辩驳的史实驳斥了前苏联史学家齐赫文斯基在俄国把鸦片输入我国问题上的狡辩，从而填补了边疆史和中俄关系史研究上的一项重要空白。同样，在《沙俄与外蒙古'独立'》文中对当时署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热心新政"的充分肯定，指出其兴办学校、移民实边、筹练新军及奏请修筑"张恰铁路"等举措"主要是从国家的安危出发的，目的在于加强外蒙古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改变该地区的落后状况。一句话，就是为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以"抵御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言而喻，这样的评价与以往学者们对清末所谓"新政"的评价大相径庭。 三、精于考证。这是本文集的一大重要特点。书中收入的考证文章达9篇之多，此外在其它论文中也多处反映出考据的成果，总的来看这些文章或钩深致远、探颐索隐，或条分缕析，推证严密，反映了作者相当深厚的史学功底。《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伪》就是一篇出色的考据范文，准噶尔部叛乱首领噶尔丹"自杀"说在学术界早已成为定论，作者却不囿于成说而另辟蹊径，通过对成书较早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与《康熙实录》等有关记载的相互校勘和比较研究，发现噶尔丹系得病而死，并非饮药自杀；至于所谓的"自杀"说原来是当时的议政大臣们为讨皇帝欢心而编造出来的，并经过康熙帝本人的亲自定调而得以广为流传，致使后学者们信而不疑，颠倒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一文中，作者则对三种不同的说法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分析，依据大量的中外史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考定出该傀儡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达喇嘛东林齐密特，而不是牙萨克图可汗；而且牙萨克图可汗系札萨克图汗之误，与东林齐密特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从而解决了历史上的这个悬案。《清朝末年瑷珲阿林别拉沟煤矿的发现和开采》一文，则依据档案等有关资料考定了阿林别拉沟煤矿(松树沟煤矿)发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以前，并开采了数年之久，毁于八国联军侵华、沙俄出兵占领东北之役，从而澄清了一些史书在上述问题上的失实记载。《关于'帕米尔'地区的古今名称、范围和含义》一文，则依据大量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确认帕米尔高原在先秦之际被当地人称之为"舂山"，汉代被汉人称之为"葱岭"，唐时被称为"波谜罗川"而始见于《大唐西域记》；至于"帕米尔"一词的含义比以往有3种以上的不同说法，经过作者的探讨求证、去伪存真，认定来自波斯语的Pai-mir一词，意为"山峰之脚"，因为从对音上看二者的发音相近，从含义上看"山峰之脚"可以理解为高山脚下的平地或谷地而与帕米尔的地势相符合。综合各方面的情形判断，作者的考证和结论应该成立。 四、爱国情操与参预意识。一位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必然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充满了强烈而深厚的热爱，始终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在本文集中也得到了集中而完美的体现。特别是开头的两篇(其中第2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系作者与马大正先生合作)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爱国的情操与参预的意识。两篇论文(可以视为姊妹篇)既客观地总结和提出了我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对中国疆域史的分期提出了卓有见地的意见；也针对这一领域研究所存在的许多实际问题而大声疾呼，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和改进措施，无疑对本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首篇论文开宗明义即提出爱国主义是我国边疆史地研究优良传统的这一重要命题，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了我国近代边疆史地的研究是从鸦片战争后列强不断入侵、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势下繁荣起来的。"一些关心祖国命运的知识分子""是抱着忧国忧民的心情来从事研究和写作的。他们希望自己的著作对祖国的富强和边疆的巩固有所裨益"，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圣武记》到顾颉刚等人的著述和《禹贡》等杂志，都无例外地始终贯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大量确凿的客观史实驳斥了外国人在我国历史疆域问题上的一系列谬论，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这是前辈留给我们的一份最珍贵的遗产，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论文不但充分肯定了新中国建立后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某些领域"的研究已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之后，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并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前苏联、印度、越南、朝鲜、韩国等邻国对涉及我国历史"疆域、边界研究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我国，出版论著数量之多更非我们所能比拟"，"差距是很明显的"；而且，其中"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充满民族偏见，故意歪曲疆域和边界历史真相的也很不少"，诸如把长江以南地区全部囊括在古代的越南疆域之内，高句丽的统治范围曾达到河北北部和山西西部，百济曾"统治了长江以南的越州"，新罗的领土曾扩张到北平地区，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两国的国界等等。因此，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本学科的带头人，作者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郑重呼吁组织人力加强边疆史地的研究，"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并就如何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提出了多项建议和意见，包括放宽查档限制、简化利用档案手续；放宽对本学科研究成果发表的限制，支持和鼓励大胆探索和争论；允许中国学者对国外歪曲我国历史疆域的观点作出反应；采取措施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和调动专家学者研究边疆史地的积极性；有计划地出版和翻译有关的论著和资料，创办专门刊物；加强国内外学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等等。令人欣慰地是，这些主张和建议显已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采纳和付诸实施，例如专门刊物的正式出版，资料库和研究队伍信息网络的建立，边疆史地丛书和一系列论著的出版和翻译，某些研究"禁区"的打破等等，都迎来了边疆史地研究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而尤为引人注目地是，作者本人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实实在在的继承和发扬了边疆史地研究中的爱国主义传统。他深知自己所从事的是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由于资料的缺乏和零散而带来很大的困难，必须下大力气去觅寻和搜求。为搞清一个地名的位置而用几个日夜时间去翻阅文献、查看地图最终仍一无所获的事情常常发生。可是，却始终乐此不疲，坚持不懈，淡泊名利，埋头苦干，刻意钻研，笔耕不辍，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献给了这一事业，因为在他的心灵深处涌动着爱国主义的深厚感情。难怪作者如此地赞誉和评价民初的边疆史地学家谢彬："在他的边疆史地论著中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思想的红线，这首先表现在他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上面"，"痛恨一切媚外卖国行为"，"对袁世凯一心只想复辟帝制，不顾边境安危，十分气愤"，指责其"死有余辜"；而"对于不屈服帝国主义势力的官吏""则表示了极大的敬意"；"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人们将永远怀着景仰的心情，记住这位爱国学者和他在边疆史地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不就是因为在他和这些爱国的史学前辈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感情共鸣吗!在作者的全部论文中不也同样地揭露了沙俄对我国的侵略，鞭挞了晚清统治者和官吏们的昏庸卖国，歌颂和肯定了爱国官员们可歌可泣的业绩吗! 此外，本文集还有其它的许多优点，如文字简洁、流畅、内容简明扼要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至于本书的不足之处，我们倒是赞同作者的意见，即缺少本人实地考察的资料和由此产生的认识和见解。因为进行实地考察确是研究边疆史地学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前辈们留给我们的一个好的传统，理应继续发扬和光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