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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门隅、珞隅、下察隅三个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当年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我们绝不承认非法的“阿鲁纳恰尔邦”。联合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印两个伟大国家，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在澄清历史是非的基础上，去求得两国边界争端的公正合理解决，将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关键词：历史；边界；西藏；印度；麦克马洪线 澳门回归祖国之后，一些报刊上出现了殖民主义在我国已经“最后结束”、“彻底摆脱”一类的话。这话很不准确。老殖民主义者虽然已经走了，但他们遗留下来的问题，包括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严重问题，却远远没有结束。当我们庆祝祖国统一事业伟大的阶段性胜利的时候，不能忘记反对殖民主义在我国还任重而道远。 1.我们绝不承认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在图书馆外文书库里，我看到了两种西方国家出版的地图[1]，它们对中印边界线东段的划法，仍然维持着老殖民主义者的一套，将我国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大片领土划入了印度版图。我立即找来我国最新出版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2]进行对照，发现中、外地图的确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中国地图在坚定地捍卫着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 目前，这块被殖民主义者用一条线划走的中国领土，在它们的地图上已被称为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1986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于先一日发表的书面谈话，称：“1986年12月8日和9日，印度议会两院通过一项法案，将印度在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建立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印度的这一做法，又一次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印度议会通过的上述法案完全是非法的，中国绝不承认在有最大争议的中印边界东段建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该发言人继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多次严正声明，中国绝不会同意接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及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印度当局企图通过国内立法使它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合法化，这完全是徒劳的，由此而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 然而，印度当局竞然置历史于不顾，置七十多年来（即所谓“麦克马洪线”出娘胎以来）历届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包括最近的这次声明于不顾，于1987年2月正式成立了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为此，我国外交部再次严正声明：“我们绝不承认。” 2.美丽的处女地 这条把藏东南大片中国领土划走的线叫做“麦克马洪线”。从该线以南直至维系了数千年的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喜马拉雅山南麓与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的交界处），包括门隅、珞隅、下察隅三个地区，共九万多平方公里，其面积相当于一个浙江省。那里生活着藏族和与藏族血缘相通的门巴族、珞巴族等40余万中华民族兄弟。这个地区还是西藏乃至全中国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之一，属热带、亚热带气候，全年温暖多雨，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和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物种呈垂直分布，景象壮美多姿，旅游资源更为丰富。门隅藏语全名叫“白隅吉姆郡”，意为“美丽的处女地”。一位被迫离乡背井的藏胞撰文回忆道，他的家乡“门隅地区到处是无边的原始森林，珍贵的药草和可口的水果比比皆是。当百花盛开，百鸟翔集时，茂密的树林里真是一座绝妙的大花园。”一九四七年，他曾在达旺寺的布施簿上题诗一首，大意是：苍翠的密林好似天然凉伞/争艳的花朵象张张迷人的笑脚香甜的葡萄柿子诱引百鸟翔臭清沏的那加噶绒河水漫流天沂/…… 这块等待开发的美丽的处女地是我国的固有领土，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有效的直接管辖之下，只是近几十年间才被印度侵占了。人们不可能忘记，当地最大的寺庙（当地绝大多数居民信仰藏传佛教即黄教）达旺寺，是五世达赖喇嘛下令修建的，史书明确记载着它是拉萨三大寺之一哲蚌寺的属寺，其历代“堪布”（方丈）均由哲蚌寺任命，达旺总管（当地最高俗官）及其他官员随身带着的永久通行证，也是由西藏地方政府签发的。直到一九六二年，当地人民不顾印军的蛮横禁阻，仍在使用藏币“章嘎”。[3] 198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新华社《答读者问》中写道：“中印边界东段地区包括门隅、珞隅、下察隅三个部分，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该地区大部分地名以藏语命名。从中国明代以后，西藏地方当局曾在上述三个地区设置机构，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行使司法权力。”[4]益西赤列先生的文章及其它大量文史资料，为上述论断提供了详明确凿的依据。无论是求诸史籍，还是证诸事实，我国政府的立场都是充分合理的，完全正义的，任何诡道或者霸道都必将是徒劳的！ 3.所谓“麦克马洪线”出台前后 中印边界全长约二千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限于资料，本文仅讨论长约六百五十公里的东段）。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直到四十年代中期以前，这条线都被双方很好地遵守着，从来没有受过怀疑。 四十年代末公开产生、五十年代初开始爆发的中印边界争端，并不是一般的邻国之间的历史纠纷，而是典型的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英帝国主义者于本世纪初年间，利用中印两国人民的无权状态，以武力为后盾，以阴谋为手段，强加在中印两国身上的一条锁链。又是这个英帝国主义，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当它不得不退出印度的时候，为了便于自己今后继续控制中印两个伟大的国家，采取它历来惯用的“分而治之”的伎俩，而将此锁链留给了当时的印度政府。1959年9月8日，已故周恩来总理在致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中写道：“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西藏地方乃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界总是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5]至于“麦克马洪线”，更是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一手泡制、一厢情愿的怪胎。 中国辛亥革命后，惯会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的英帝国主义，利用中国政局混乱、袁世凯有求于外人的形势，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北洋政府同意参加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西姆拉开始举行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当时英国的主要意图是要把西藏从中国事实上分割出去（只让中国保留一个宗主国的名义），而由它一家独霸。所以，这次会议的议题只是西藏与中国内地的分界线的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由英国杜撰的所谓“内藏”“外藏”的分界线问题，并未涉及中印分界线的问题。 会议中途的1914年3月，因为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大体上坚持了主权立场，英国深恐自己的图谋全部落空，便施展开了另一手。其全权代表、英印政府外交秘书（即外交部长）麦克马洪拿起一支红铅笔，在一张1：5万的地图上草草画了一条西起不丹东北角东至中缅印三国交界处的中印边界线，把边界从传统习惯线往北推了一百公里，从而把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直至山脊的九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一笔划入了英属印度的版图。麦氏利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藏独分子急于获得武器以对抗中央的欲望，背着中方代表，把西藏代表伦钦（又称司伦，西藏地方政府中位在摄政之下而在噶伦之上的高级官员[6]）夏扎拉到印度首都德里，以五千支来福枪和五十万箱弹药为诱饵，又施以威胁，迫使夏扎与其以秘密换文的方式——一种可以悄悄进行而不必举行任何仪式以免外界知晓的方式，承认了这条边界线。此事的进行极其诡秘，事后亦未曾在三方会议上宣布，中方代表和中国政府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毫不知情，当然更谈不上承认。7月3日，中国代表陈贻范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后，当场声明“本专员并奉训令，向本会声明，凡英藏本日或它日所签订之约，或类似之文犊，本政府一概不能承认”。7月3日、7日，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奉命先后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的声明。[7]至此，西姆拉会议宣告完全破裂，会议文件成为一堆废纸，“麦克马洪线”这个怪胎当然更是胎死腹中。 英国记者、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麦克斯韦尔撰文说：“所谓‘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8]英国学者的这几句话，就已经很清楚地说出了“麦线”的非法性。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在写到这件事时说：“在英国代表谈判该线后，这一边境（指中印边境东段——笔者）仍被中国夺去了。”[9]这里，他以不准确的口气说出了一个准确的事实：中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麦线”，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该线以南领土的主权，而且长期有效地行使着管辖权。西藏地方政府后来也对这条边界线不满，并且在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致电尼赫鲁，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领土（周恩来上述信函）。 当时的英国人其实并不讳言他们的侵略行为。沾沾自喜的英方副代表、驻锡金政治专员贝尔在给英印政府的一封信中写道：（西姆拉协定）“割让西藏的达旺（门隅地区首府——笔者）给我们（英国——原书作者），这片土地大约有2000平方英里，大部分地区都很肥沃。西藏还割让了东北边境山区部落的一大片土地。我们因此可以沿阿萨姆北部边境全线与西藏之间形成缓冲地带。”然而，德里政府在伦敦方面的新点子还没有想出来之前，却不得不沮丧地回复贝尔道：“……然而，那种利益当然纯粹是纸上谈兵，因为中国政府还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俄国政府也没有接受该条约（当时英、俄正在拿中国的领土做交易——笔者）。因而条约现在是无效的。事实上，去年在西姆拉所进行的谈判完全破裂了……，中国坚持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这只能看成是印度（即英印）政府和西藏全权代表伦钦夏扎间的某种表示。”[10] 事情是如此地明白，所以英国政府也长期不敢将此事公之于众。1929年英印当局修订出版《印度及其邻国条约、契约、证书集》（即《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时，仍不敢收入西姆拉会议文件。同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的附图中对中印边界的划法，都同中国地图一致。1933年十三世达赖死后，西藏内部情况发生变化，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们感到“麦线”的公开出笼不能再缓了。为此，他们不惜使出了犯罪手段。1936年，他们将上述条约集重新出版，塞进了英藏换文、西姆拉条约和1914年英藏通商章程三种非法文件，并将有关记事文字大加篡改，仍标明“1929年出版”，于1937年秘密发行，并将1929年原版本尽量收回销毁，企图以假乱真，欺骗世人。1938年英国出版的《西藏高原与周边国家》地图中，首次改变传统划法，用“未定界”符号将“麦线”作了中印边界东段的分界线。1954年，印度再次单方面修改地图，将这条“未定界”变成了“已定界”。中印边界争端爆发后，世界上许多学者投入了这本条约集的真伪版本问题的研究，1963年始为学术界所发现。目前，该书原版本仍藏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国北京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外交事务部等地。老殖民主义者就是用这样的卑劣手段，埋下了中印边界冲突的祸根！[11] 二战后期，英国始派军队小规模地入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1947年印度独立后，竞全盘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这份侵略“遗产”。西藏和平解放（1951年10月）前后，在国际反华势力的大力怂恿与支持下，印度军队大规模越过传统习惯线，直至非法的“麦线”，将九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攫为己有，还在那里设置了“东北边境特区”（1954年）。 4.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在中苏关系破裂、国际上反华浪潮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1959年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叛乱发生了。印度当局仗着有美苏支持，错误地估计形势，开始大肆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当年3月20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不仅要求中方承认印方已经占领的边界东段九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合法性，而且要求把历来属于中国且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的、目前被印军渗入设立了数十个哨所的边界中段、西段共约三万五千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也划入印度版图。[12] 周恩来总理九月八日回信，坚决拒绝了印方的无理要求，重申了中国关于“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一贯主张。他明确指出：“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而肯定是不合法的。……总理先生，中国怎么能够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 然而，印方却坚持“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的横蛮态度，悍然推行所谓“前进政策”，以已经渗入的哨所为基地，搞“油毡推进”、“节节进逼”，妄图以武力把我方挤出自己的领土，造成既成事实，迫我承认。从1959年6月到10月间，印度多次越过“麦线”，占领了线北克节朗河谷地区的我方领土，打死打伤我边防官兵。周恩来的复信发表后，由于中方的和平努力，局势才有所缓和。 1962年，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反华浪潮，印度当局再次错误估计形势，最终走上了大规模军事冒险的道路。此时，印方的目标是把边界从“麦线”推进到北方11公里的拉则山。他们在拉则山口的扯冬建立哨所，并公然在那里竖立界碑。连奉命进占扯冬的印军军官自己，也指着印度出版的军用地图担心的说：“这个哨所是在中国境内。”尼赫鲁的回答是：“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边界！”他的国防部长梅农说得更明白：“不要去管他们的（实际是印度自己的——笔者）地图，应该把塔格拉（藏语为拉则）山脊作为边界‘把中国部队赶出克节朗地区！”[13]10月17日，印军在边界的东、西两段同时对中方发动猛烈进攻。次日，印国防部官员得意洋洋地宣称：已经把中国人“赶出两英里”。20日，中国边防部队在遭到人员伤亡、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奋起实行自卫反击。 对于这场正义战争，全中国人民同仇敌汽，意气风发，全力支持，22日，中国国防部正式宣告：“中国政府为了谋求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曾经一再表示，在东段，我们绝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我们不越过这条线。可是印度政府把中国政府这种极大忍让看成是软弱的表现，竟得寸进尺地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进一步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向我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样，印度政府就最终地破坏了这条线的约束。中国方面现在正式宣告：为了防止印度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在自卫战斗中，没有必要再受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14]仅只一个月的反击作战，中国边防军便收复了“麦线”以南的广大领土，一直推进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获得了军事上、政治上的全面胜利。 然而，中国政府始终是以极大的诚意谋求和平解决的。11月21日零时，我政府发表声明，作出了停火、撤军、释俘三大决定。 22日零时，我军全线主动停火，并逐步从当时驻地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线”以北，而且再北撤20公里，同时要求印军也不进入该线以南20公里之内，以形成一个军事缓冲区。但我方同时郑重声明，若出现印军不留缓冲区、印军再度越过“麦线”等三种情况，“中国保留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15] 当年11月28日凋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向印度政府发出“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使我们双方共同推进当前的局势向更加缓和的方向发展”的呼吁。[16] 1963年3月1日，我国防部宣布，我军已於2月28日全部完成后撤计划。一月之后，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包括数名将军在内的全部3213名印俘；此前，还把所缴获的全部轻、重武器、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列出详细清单，交还印方。[17]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这场战争作了如下评论：人民解放军“各方面都占有优势，把印度人从北京声称的所有领土上赶走，但没有越过任何有争议的边界。……不仅归还全部东北边境特区，而且归还全部战俘以及开列出详细清单的卡车、大炮和弹药。”（与赫鲁晓夫相比（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正同时发生—笔者），毛（泽东）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中印边界西段——笔者），新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18]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当时的苏联当局，从其反华的需要出发，公开站在不公正的立场上，袒护印度。1959年9月，苏共中央来信说什么“（中印）关于边界线的争端却发展成了给印度方面带来了损失的相互射击”，它“表示遗憾”。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更就中印边界问题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19]不可否认，国际反华势力的干涉，是造成我国政府当时不得不再度从“麦线”以南的固有领土上撤出的重要历史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和平解决与一切邻国包括与印度的领土纠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就一贯坚持的明确方针。1953年12月中印双方在北京就边界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20]这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次完整提出。 从中印两国共同的历史命运和悠久的友谊出发，从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方针出发，中国方面表示出了最大的忍让，做到了仁至义尽。然而，当时的印度当局却恩将仇报，或亲自动手，或怂恿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国内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反华浪潮。从1962年停火后至1971年，中国政府就印度排华、反华、侵华事件向印度政府提出的强烈抗议，仅笔者从《二十世纪中国实录》资料中所看到的，就有15次之多。援藏归来的同志告诉笔者，“文革”中，印军再度北进，不仅又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全部中国领土，还又进入了“麦线”以北我军留下的军事缓冲区。1972年，他们把早已恢复了的“东北边境特区”，竟公然升格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7年，再次正式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直至现在。 5.坚持和平方针，澄清历史是非 中印边界争端，是老殖民主义这个历史现象造成的；九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再度被侵占，是六十年代初老殖民主义的阴魂借助着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文革”而兴风作浪这个历史现象造成的。今天，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去责怪历史，却完全能够而且完全有必要顺应历史的发展，去积极地、逐步地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澄清历史是非，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与前提。 1959年5月16日，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就印度干涉中国内政问题向印方递交了一份书面谈话，其中有毛泽东主席亲笔加上的一段话：“总的来说，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和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20]这些话，充分表明了中方明确、坦率而又友好的立场。1979年2月，邓小平同志接见印度外长时说：“中印两国应当求同存异，边界问题应当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21] 1959年9月，当中印边界纷争首次披诸报端的时候，笔者以一介少年的热烈与稚嫩，写了一首《梅达先生的梦》登在校刊上，讽刺当时的印度议员、人民社会党首领、极端反华分子梅达，记得有这样几句：他抱着一棵漂亮的雪松叫/这是我们的/雪松响亮地回答/不，从我们的祖先起/就一直生长在中国/他看到一条清沏的小河啊，这河是我们的/小河响着银钧不，我们世世代代/都在中国的土地上奔流/他又指着一座雪峰喊/你是我们的/雪峰的回答似一声巨雷/不，我是中国最古老的居民/……也许正是这一段心缘，引导着我继续关注着这片雪峰下的热土。 四十年前，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未能最终收复那片美丽的国土，上辈人把这个伟大的任务留给了我们这一辈中华子孙。今天，中国更强大了，国际形势也对我们空前有利。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在澄清历史是非的基础上，求得中印边界争端公平合理的解决，将是一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我们热切地盼着这一天，盼望着殖民主义的历史在我国真正地最终结束。 参考文献：[1]《印度、巴基斯坦和西南亚》地图，（美）读者文摘社编《世界地图集》，1968年版，1991年重新印制，页113。《印度语言及行政区分布图》，MARTIN IRA GLASSNER著《政治地理》，纽约.1993年，页151。 [2]《西藏自治区》地图，付马利等编《中国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页88。《印度及南亚诸国》，黄秀莲等编《最新世界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页32。 [3]益西赤列《我的家乡——门隅》，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北京·1984，页67 [4]《新华月报》1986年第12号，北京·新华月报社，页158。 [5]有林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二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413。 [6]（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页11。 [7]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页73，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页454，《喇嘛王国的覆灭》页78等中外史料中，均对西姆会议的情况有详尽而且一致的记载。 [8]原载英国《南方》月刊1987年第5期，《中国藏学》1989年第二期转载，转引自丘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页508。 [9]《喇嘛王国的覆灭》页77。 [10]1915年8月6日贝尔致德里政府信和同年9月3日后者致前者信，均见《喇嘛王国的覆灭》页78-82。 [11]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页455。丘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4月北京第1版，页508。阮光峰等著《印度海上力量》，海洋出版社·1999年1月北京第一版，页62。 [12]《尼赫鲁总理1959年3月22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二卷，页416。 [13]杨一真《对崎克节朗——回忆1962年保卫祖国边疆英勇献身的人们》，《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页103。 [14]本书编委会编《二十世纪中国实录》第五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页4475。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页80。 [16]《二十世纪中国实录》第五卷，页4485。 [17]上书页451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页81。 [18]（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554--555。 [19]郑惠等编《中国共产党通志》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2975，2978。 [20]南兆旭等编《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中，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页1139。 [21]《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页5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