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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年来，中央十分关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对诸多关系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陆续作出重大决策，为做好西藏工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些重大决策从制度学意义看，具有很高的理性认识作用和实践上的路径规定作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所提出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重大举措，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就是要全方位解决西藏与全国差距拉大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解析；西藏工作座谈会；内涵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在几十年间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对西藏经济社会系统的制度供给。正是靠着中央的这种系统制度的供给，西藏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才形成了大致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态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召开了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其中有三次被称之为具有“里程碑意义”， ①对一个时期的西藏工作大局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中，以制度学入手，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对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要旨进行解析，有助于更好更全面地理解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一、制度研究的一般性定性和理性认识的规范 自近代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对经济学、社会学做了很细致的分类之后，出现了不断综合的趋势，使得一些学科研究对象的概念，具有跨通研究的新阐释。“制度”在社会管理的定义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作为社会学最初的概念，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为的一种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概念被广泛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的范畴之中，例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等，其中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的是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国家制度。自经济学或其他学科开始对“制度”问题进行研究以来，流派众多，学说纷呈，在公认的古典经济学领域中，国内严肃认真的学者认可马克思对制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发表的多篇著作和未发表的手稿之中，特别注重经济社会的制度问题研究。“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1]马克思将经济范畴归结为由生产发展的一定水平决定的物质内容与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社会形式组成的统一体，“它要求在分析任何一个经济范畴时，自始至终地区分开它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2]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制度即社会基本经济结构由三方面构成：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包括相互交换其活动或产品的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讲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进入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制度研究，而且认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源头来自于马克思主义。②康芒斯认为，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采用了马克思创立的无形财产概念，才被称为制度经济学家的。康芒斯以及诺斯等人都承认马克思是制度经济学的先驱。）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发展中，关键因素是制度性因素而不是技术性因素。在关于制度的定义上，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制度是行为规则，它决定着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与不能够做什么事；其二，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它决定着一切经济发展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由此展开的框架。[3]从这个定义看，我们所说的制度，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规则性和秩序性，提供必要的信息并维持这些信息的引导，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分配过程中降低总成本，以便于有效地维护一个执政主体和若干权益主体追求利益及其效能的诉求，特别是要维护国家执政主体及其所依靠的基本权益主体的最大利益。③ 从西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看，尤其是对中央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对西藏工作的规范指导的实践活动进行考察，这些理论框架基本可以得到印证，我们可以从制度供给中找到西藏经济社会变迁的依据和轨迹，亦即中央对西藏工作政策的变化与政府制度供给出台的时间相吻合。因此，把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变量，引入对西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区域制度供给理论来分析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坚持中央既定的西藏工作指导思想的丰富内涵。 二、中央对西藏的制度供给是通例之中的特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央，在施政之中对各个地方是统筹兼顾的，这是建国之初就确定的一条原则，现在又成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根本方法。正因为“统筹兼顾”，中央对西藏一直实行特殊的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维持现有地方社会制度不变”、“六年不改”等，到后来60、70年代的财政包干、物资特供、最早实行寺庙保护等， 80年代的“两个长期不变”、“财政补贴递增”等，无不体现全局统筹兼顾之中的特殊政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30年来，每逢关键时刻，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特殊关怀”④。已成为常例，这种常例是中国别的省市区所没有的。对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史作考察，中央的“特殊关怀”始终贯穿西藏的社会变迁之中。在社科理论界，研究人员在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面前，尚未从史学和经济理论上予以阐释。其实，这正是可以在经济史研究的角度上对制度供给进行深刻理解的地方。亦即制度供给的目的是“以便于有效地维护一个执政主体和若干权益主体追求利益及其效能的诉求，特别是要维护国家执政主体及其所依靠的基本权益主体的最大利益。”这是历史赋予国家和地方的任务，即历史的规定性要求。 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源头的部分经济学家，十分注意将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密切地结合起来。一些学者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既研究经济史上短期的事物、现象，更注意研究长期的事物、现象，考察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诸如整个人类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别是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发展的趋势。同时，马克思既研究经济史上微观的事物、现象，更注意研究宏观的事物、现象，着力于国民经济史和经济形态演变史。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以既有的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史上的事物、现象，更注意在研究经济史的基础上作出理论的概括，抽象出新的经济范畴与经济理论。[4]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5]这告诉我们个深刻的道理，对现有经济社会状况的理性认识，是从其历史变迁的考察之中得来的。 中央对西藏的“特殊关怀”，就是国家在一个历史阶段全国性制度供给基础上的差异化，是国家视情历史地对一个地区予以调整抑或经常性地视情予以制度供给的体现。西藏的发展有其较为特殊的情况，经济社会问题多年来受外生变量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经济社会的每一个进步主要依靠中央的引导和扶持，可以视之为制度诱致型和政府主导型社会变迁的典型。而西藏经济社会的经济内生变量多年来的发育程度一直不高，这又印证出西藏社会原有内生因素的巨大作用。制度经济学家布坎南（Buchanan．J）指出：“人们用以检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原原本本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即扩展到国家和政治领域中去”。[6]人们看到，中央对西藏的制度供给其范围相当的宽泛，以近期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例，将做好西藏工作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这个重大命题贯穿于整个会议之中，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族团结为保障，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努力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三、中央对西藏制度供给的两个理性研判前提 无论是中国西部其他省区还是西藏，从经济社会的制度分析理论上讲，制度施行前的理性研判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对这个区域社会矛盾的判定。经过理性研判后实施的制度供给，就具有把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内生化于经济发展过程之中的规定性。从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内容看，西藏及西部其他四省藏区都有着某种类同的问题需要解决，那么，把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内生化于经济发展过程之中的规定性就会表现出：一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果从社会管理角度上看，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某个大制度安排可以用于检验和分析不同政治组织与行政管理的方式，而事实上，不同的介入机制和监督机制都可以对经济社会的运动产生某种影响，甚至连传统的社会遗存习惯如宗教干预也会产生社会或经济的影响；二是高层决策始终限制西部省区社会正规和非正规组织的膨胀。其原因并不在于费用的增长，而在于各个组织本身具有各自行事的追求，即使在相同的社会目标下，社会各个主体的行为法则和制度约束并不是相同的；三是政府管理的失灵与市场失灵经常交替出现。囿于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因素，政府部门与市场微观主体的失误不分仲伯，但由于地方政府具有超常的雄厚背景，对失误的承受能力远远大于微观经济主体，并且以纠错形式进行制度创新，调整出新的运行机制；四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广泛性地蔓延在决策和执行的各个环节，但是非市场经济的因素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国家政治、民族心理、宗教干预等，已经把制度供给的内涵宽泛化了，在“看得见的手”之下，“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脚”同时起着作用。如德鲁克（Deluke．P）所指出的那样：“下一代经济学无疑地将还是政治经济学，它包括世界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经济现实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7]可以说，这四个现实的规定性框定了西藏的制度供给问题的前提。当我们认真学习并解析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内容时，完全可以看到这个前提，那就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西藏跨越式发展进入关键阶段这样的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了，这是西藏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经过民主改革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西藏已经实现了基本小康，西藏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西藏发展稳定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综合起来看，当前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西藏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 新西藏的经济社会建立在起点很低的层次上，国家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扶持。西藏在过去一个自然经济广覆、社会层次极不发育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过多年发展仍然还是很不发达，是一个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十分突出的区域；西藏又是一个人口稀少、农牧区人口占很大比重，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短期难以利用，环境承载能力本身就脆弱的高原区域；西藏还是一个经历过上千年封建农奴制，文明进步的基础极其薄弱，宗教文化传统十分浓厚的地区；西藏也是一个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安于自给但长期不能自足，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发展的地区；更为重要的是，西藏同时是一个地处祖国边陲，长期面临境内外敌对势力、分裂主义分子的渗透破坏，固边稳边、反分裂斗争任务十分繁重的地区。可以说，在中国一个地区的发展中同时具备六大特征举国罕见。 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这个国情之中的西藏也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改革和成立自治区之后，西藏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地广人稀、家底很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仍然是我区的最大实际，同时肩负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防止分裂渗透、增强民族团结、做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等艰巨任务，西藏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全国都是少有的。西藏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决定了西藏工作的主题必须是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这就要求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区情，认清在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提高全区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同时又要认识到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必须针对国际敌对势力的种种图谋，针对境内外分裂主义势力的干扰破坏，做好维护国家统一、建立国家安全屏障的各项工作。这样，实现跨越式发展同促进实现长治久安，就必然是新世纪西藏的两大历史任务。 四、中央对西藏制度供给的历史与理论语境 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面很多很广，会议所作出的通观全局、高屋建瓴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方向和原则。我们以发展经济学以及制度分析理论研究会议的丰富内涵，并置于西藏当代经济发展史的背景下之后，可以清晰地看到制度供给的体现，即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央对西藏的社会变迁就予以诱致乃至强制性引导，此为今天西藏制度供给的源头，由此西藏在5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总体供给模式”以及由这一模式形成的二元结构。几十年来中央对西藏的财政、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等方面实行了相当于大包干的做法，并形成了一套模式。这个模式被证明有利于西藏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央对西藏“特殊关怀”的具体体现。历史地看，这一模式对于解决西藏的双重二元结构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藏经济社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在总体上构建出极有特色的二元结构，既具有社会运行机制的二元性，又具有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这一特殊状况可谓双重二元结构。与全国及西部其他省区相比，西藏的双重二元结构的二元性又显然都是非典型的，与全国的二元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既有制度分析对象上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和传统因素如宗教问题等，又有制度分析重点提倡的社会改进成本、不断提高收益的范畴如欠发达等。[8]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构成了西藏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西藏的一切发展与改革都要受其制约，受其影响。从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起，中央在西藏政策上的取向十分明显地形成一个主脉络，就是既要注重解决好西藏的经济发展问题，也要注重解决好西藏的社会稳定问题。其历史和理论语境就是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前的“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历程。 1989年10月，针对当时西藏反分裂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西藏问题，听取了时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同志代表区党委所作的工作汇报，形成了关于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从根本上扭转了西藏的局势，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转折点，使西藏工作步入了正确轨道。1994年7月，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强调指出：“决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决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要求全党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关心、重视和支持西藏工作。会议把1990年胡锦涛在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加快发展， 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确定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作出了加快西藏发展、实施对口援藏的重大决策，出台了重大特殊优惠政策。这次会议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进入新世纪，为了进一步研究解决关系西藏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 2001年6月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科学分析了新世纪初西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一加强、两促进”（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的历史任务，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加大了对口援藏力度，确定了扶持西藏发展的投资、财政等政策和基础建设重点项目。特别是在西藏发展的问题上强调，在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地区和战略部门，通过国家和各地的支持，直接引进、吸收和应用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集中力量推动跨越式发展，是我们必须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对西藏这样的地区，就可以而且应该采取这样的战略。推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明确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这次会议是新时期西藏工作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通过对“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简要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加深对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理解。这个理解就在于制度供给在改建“二元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与国家的边疆制度与治藏方略的叠合。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承前启后，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西南边疆的重点地区——西藏的制度供给具有主导性的决定作用。西藏在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系统中发展，其子系统的任何特点都不足以成为内生成长的依据，无论是非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是非典型的社会结构，在发展的命题下，都要依靠制度供给——这是西藏自治区40多年来所有发展基础的基础。中国全国甚至西部其他省区与西藏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制度供给一直是主导因素。再往更长的时间段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以及西藏和平解放近60年以来，制度因素在各个时期的发展中，亦即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都是非常关键的。通过研究分析，在理论的解读上，我们看到了一条与现实情况相当对应的路径——所有的制度供给与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主流见解是相吻合的。 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具有很大中国特色，亦即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始终在制度供给中居于核心地位。认真考察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中的政策和政策的实践，以及对政策与政治经济环境、历史演变条件、重大理论创新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并用之于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五、从制度理论角度解读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意义 经过社会制度的革命和进一步的改革，中国在6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国际国内的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能在很大的范围自由流动时，为什么西藏与全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人们看到中央对西藏实行特殊优惠政策，财政供给和基本设施建设几乎由中央包干，西藏内外的技术可以转移，资本可以转移，劳动力也可以转移，却至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内生变量以支持经济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变化。⑤这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深入探讨。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技术、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有形因素去比较不同区域的发展差异，而忽视隐形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无形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因而不容易看到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作用。即使有一定的认识，也是偏重于经济增长的保障性制度方面，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忽视那些非主导的由过去残余社会制度供给所发生的作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所提出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重大举措，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就是要全方位解决西藏与全国差距拉大的根本问题。 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在1959年以后成效巨大，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度供给。国内越来越多的论著在探讨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时，都没有看到制度供给的作用，一直停留在探讨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的层面上，在这些论著中，“制度”的概念仅仅是社会性质的规定，或者是政治的规范。而一般的经济著述只是探讨经济体制或机制变化的变动趋势或者可操作性，认定西藏制度变迁发生在一个经济舞台上，是因为产业的创新或社会管理的需要才被提到议事日程，尚未看到制度供给对于西藏经济社会整体变迁的作用。在西藏，制度变迁确实是以促进社会变迁、提高经济效率为目的的，但制度供给的安排是多层次的，既有制度变迁换型中法的秩序等制度环境，成为具体制度供给的外生变量的诱致性因素，又存在着因某项制度安排而相对弱化制度环境的内生变量问题。对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制度安排诸层次的主次关系可能迥然不同，历史上众多例证表明，制度供给的社会收益在特定时期较之于技术和经济方式的优化更为重要。在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治理西藏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要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制度供给的经验和教训，以调和国家安全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并且调和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冲突。在此之中，以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依据为入手，解析西藏发展理论面对的现实问题，可以把西藏的制度供给问题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把“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写进指导思想之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笔者认为，西藏特点发展路子，第一具有稳边固本的内涵。中央早就指出：“西藏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事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祖国统一和安全，也事关我们的国家形象和国际斗争。”这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确定西藏发展重要目标的内容中第一位的就是：西藏要成为国家重要的安全屏障。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在中央“全面发展”的要求内容上看，“稳边固本”的政治内容在西藏特点上十分鲜明，这与中国特色发展路子的总要求完全符合。西藏特点发展路子，一直具有“民生为重”的内涵。从“十七条协议”开始，改善民生就成为我党推动西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西藏多年的发展中，体现了民生为重的特点，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建立社保体系还是减免税收，无论是安排财政支出还是援藏工作向基层倾斜，中央都倾注了特殊的关怀，很多改善民生的举措要早于兄弟省区若干年。进入新世纪，西藏发展的民生问题，不仅仅是解决温饱、实现小康，而且是不断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民生层次。西藏特点发展路子，还具有“地域特色”，这本是西藏发展路子的题中之义。西藏特点发展路子的地域特色内涵中，始终存在着在构建新的区域经济结构和布局中实现西藏的现代化的命题。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确定的西藏发展重要目标中，把西藏要成为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等列于其中，说明了走西藏特点发展路子应当包含的“地域特色”内容。西藏特点发展路子的“可持续”内涵，是西藏发展在全国发展相同命题下所具有未来性一个必须具备的方面。这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央确定的西藏发展重要目标中，把西藏要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郑重地提出来，同时强调西藏要成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都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所有这些内容，为“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提供了政策取向，亦即提出了“制度”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义，就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 事实上，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制度供给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GDP增长水平、现代化水平、市场化水平、社会发展总指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经济效益、吸引外资、资本市场等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包括市场化体制、非国有制经济、地区开放度、政府行政效率、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法、制度执行等制度方面，这些方面都会对制度供给产生需求。面对如此众多的需求，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西藏制度供给的迟滞问题，制度变迁的对应性程度将得不到提高，怎样促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命题可能没有最优解，理论上帕累托改进的优化状态甚至次优也可能不会出现， ⑥社会进步与试图停滞两种力量的拉锯在深层次上难以改变。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说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西藏跨越式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 注释： ①在权威史志文件中以及官方媒体报道中，将中央第三、四、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称之为“里程碑”。 ②康芒斯指出：“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非正统派的经济学家——例如马克思、普鲁东、凯雷、巴斯夏、麦克劳德——模糊地觉察得所有权和物质不是同样的东西，制度经济学才有了一些萌芽”。（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第11 页。 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分配过程中降低总成本，以便于有效地维护一个执政主体和若干权益主体追求利益及其效能的诉求，特别是要维护国家执政主体及其所依靠的基本权益主体的最大利益。”这句制度经济学意义的学术语言解读成政治宣传话语，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实现公平、正义，促进又好又快地发展，维护好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④“特殊关怀”一词广泛地出现在西藏地方官方文件和媒体述评之中，说明西藏对中央关心的一种特例的认识和感受。 ⑤这个“内生变量”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自我发展能力”。 ⑥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至少有一部分人的境况变得更好。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颜鹏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36． [3]邹薇．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3． [4]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布坎南．公共选择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序言17～18． [7]德鲁克．走向下一代经济学[A]．贝尔（Brll．D．）编．经济理论的危机[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7． [8]孙勇．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