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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居功至伟。邓小平在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归纳和概括为6个方面：接受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指导调查研究，设计、拟定解决方案和具体对策；推动交通保障与物资补给问题之解决；指挥昌都战役，掌握解放西藏主动权；保障和平谈判；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 关键词：邓小平；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地位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作为中国共产党负责解放西藏事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邓小平见证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整个历史进程。本文着重分析邓小平在西藏和平解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将其归纳和概括为6个方面：接受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指导调查研究，设计、拟定解决方案和具体政策；推动交通保障与物资补给问题之解决；指挥昌都战役，掌握解放西藏主动权；保障和平谈判；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在全面梳理已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笔者择要解析了新近出版的文献资料，尤其是《邓小平年谱（一九四〇——一九七四）》（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充分吸收了现有研究成果的积极方面，力求分析问题的全面性和新颖性。 一、接受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 （一）晚清以来的“西藏问题”及“西藏独立”苗头的滋生 “西藏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出现，源于晚清时期。此前，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作为中央政权治理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西藏和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紧密的政治联系。然而，晚清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西藏的武装侵略和政治渗透，逐步诱发和推动了西藏内部的民族分裂倾向。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局的统一和稳定，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及其对地方政权的威慑力与控制力大为削弱。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印政府的笼络下，渐渐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成立蒙藏委员会。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经呈请国民政府批准，由热振活佛摄政。热振活佛摄政后，西藏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暂时维持安定。1940年2月12日，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大典在拉萨举行，坐床大典由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主持。主持完达赖坐床典礼之后，吴忠信随后于1940年4月1日在拉萨主持成立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拉萨首次设立驻藏机构。热振活佛任摄政7年，在他执掌西藏政教权力期间，与国民政府充分合作，拥护国家统一政策。这逐渐引起西藏亲英分裂势力的不满，亟欲除之而后快。1947年5月7日，热振活佛被以代理执政三年、期满拒不交还摄政职位的达札摄政为首的亲英分裂分子秘密处死。西藏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再次进入不稳定状态。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政权宣告垮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对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在此重要历史转折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在印度驻拉萨代表、英国人查理逊一手策划下，于7月8日以“防共”为借口，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限令办事处人员和其他汉族人全部撤离西藏。“西藏地方当局制造这一事件的目的，是企图割断西藏与祖国的政治联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阴谋把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1]11月，达札摄政决定派出“亲善使团”，分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及北京公开活动，表明“西藏独立”的态度和主张。 （二）西藏解放问题进入议事日程 南京被攻克以后，国民党政府将其主要军事力量逐步收缩，企图负隅顽抗。为解放全国，人民解放军从华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最后一击。1949年成为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年。 华北方面：1949年5月28日，《绥远和平协议》在北平签订。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后，华北全部解放。 西北方面：1949年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鲍尔汉率包括10万国民党军队在内的新疆省军政人员先后通电起义。新疆未动一枪一炮获得和平解放。这标志着自1949年5月9日发起的解放大西北战争至此胜利结束，大西北全境获得解放。 西南方面：1949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以下简称“第二野战军”）主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进军西南，向大陆最后一块被国民党占据的地区——大西南发起攻击。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副长官潘文华等在雅安联名通电起义。云南、西康获得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迅速从东南西北四面逼近成都。12月27日，盘踞成都市的胡宗南部30余万人起义，少数溃散和逃往西昌地区。进军西南的标志性战役——成都战役获得胜利，西南重镇成都获得解放。第二野战军所辖部队从东面、北面接近西藏。 1949年底，中国大陆除西藏之外，基本都获得了解放。解放西藏自然而然进入中共中央、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 （三）解放西藏主导力量的转变：从“以西北局为主、西南局为辅”到“以西南局为主、西北局为辅” 194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电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提出以西北局为主进军和经营西藏。中共中央最初选择以西北局为主、西南局为辅执行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原因有二：一是西北局军事斗争任务已经结束，而西南局还未结束；二是西北局进军西藏的道路好走，交通便利。[2] 彭德怀随即委派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调研进军西藏实际情况。根据范明提供的调研成果，彭德怀于1949年12月30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多。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阗、于阗、玉树屯垦囤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3]建议由西南局承担解放西藏的主要任务。 接到彭德怀的电报之后，正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果断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主要任务由西南局承担。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4]接到指示后，邓小平在短短7天之后即1月8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西南局对进军西藏的意见，[5]表明西南局接受了中共中央赋予的神圣使命。 二、指导调查研究，设计、拟定解决方案和具体对策 要经略西藏，首先要认识西藏。对西藏的实际情况，当时的中共中央及西南局、西北局领导人并不完全知情。由于对西藏的实际情况没有足够的了解，中共在制定对策时也无所依凭。 成立中国共产党专门统筹解放西藏和经营西藏事务的组织结构，了解西藏实际情况并据此制定处理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一时成为当务之急。 （一）组建中共进藏领导机构，确定进藏部队 1、西南局组建中共西藏工委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就第二野战军的进军西藏计划问题指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6]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南局、西北局，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委，同意西南局上报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1月27日～30日，第十八军党委扩大会议在四川乐山召开，会议宣布中共西藏工委成立。[7]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任委员。这标志着以张国华为首的专门负责西藏事务的中共地方组织机构得以建立。 2、西南局决定第十八军担负进军西藏任务 1950年1月8日，第二野战军电告中共中央，拟定以第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领导。[8]1月15日，邓小平、刘伯承向到达重庆的第十八军部分师以上领导干部下达了进军西藏的指示。2月1日，第十八军党委发出《进军西藏工作指示》，指出：“解放西藏的任务是光荣的，同时也是艰巨的，全体同志必须用艰苦、紧张的工作来保证完成任务”。[9]以张国华为军长的第十八军进藏的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二）成立西藏问题研究室——对西藏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为获得西藏的第一手资料、取得决策参考依据，1950年2月16日，邓小平电告中共西藏工委，指出西藏问题必须多方进行调查研究，“西藏问题之许多政策，尤其是政教问题，必须多方调查，提出具体意见，获得解决。”[10] 2月28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中共西藏工委于成都正式成立“西藏问题研究室”，专门搜集整理西藏资料和调查研究西藏情况。研究室主任由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王其梅兼任。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家、祝维瀚等参加研究室工作。[11] 在随后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通过对西藏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情况的全面调研，研究室先后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军态度之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西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的问题之趋势和我之对策》、《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藏人的风俗和禁忌》、《清廷对西藏用兵的研究》等材料，制定了以民族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进军手册》、《入城纪律》，还写出了供指战员学习的《藏文课本》。[12]这为西南局及西北局乃至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了解西藏实际情况、制定对藏方针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三）提出方针、建议和谈判对策 1、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和“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 1950年1月15日，邓小平向第十八军部分师以上领导干部传达中央指示，布置进藏工作。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多靠政治”，“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还必须）解决（好）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邓小平关于解放西藏的观点被西南局后来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13] 1月24日，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进军西藏宜沿四省适当路线作向心的迂回部署，尤其照顾到地形、经济困难，亦以多路的向心进兵为宜。”[14]同日，中央致电西南局、西北局，赞同刘、邓“多路向心进兵”建议。电报说，提议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兵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以便解决粮食及地形上的困难。[15]这表明邓小平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多路向心进兵”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 2、提出对藏谈判方案：“四项原则”和“十条政策” 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希望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京进行政治谈判以解决西藏解放问题。邓小平代表西南局先后提出“四项原则”和“十条政策”，以此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基础。 邓小平拟定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四项原则”，于1950年5月11日报请中共中央审批。“四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维持现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16]作为西南局第一份对藏谈判的纲领性文件，“四项原则”明确了对涉及西藏根本利益的4个方面问题的态度，即主权归属、民族政策、制度去留和宗教政策，尊重和保障了西藏的根本利益，为后来中共中央确定对藏谈判的具体条款奠定了基础。 在中共中央要求西南局及西北局进一步起草具体谈判条款的指示下，在已拟定的“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邓小平对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款进行了充实和细化，形成“十条政策”，于5月27日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5月29日回电西南局，表示“十条政策”中“除第八条末句‘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应改为‘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外，余均同意。”[17]在得到中共中央的首肯后，西南局于6月2日正式发出《关于以十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及进军基础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与“四项原则”相比较而言，“十条政策”内容更具体、指向性更明确，明确回答了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群众关注度最高的涉及其根本利益的若干问题，除表达了关于西藏主权、民族、现状和宗教等问题的态度之外，还特别提及达赖的地位职权、西藏地方官员的出路、人民解放军进藏军事费用等问题，以积极的姿态表示要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作为一项政策性、指向性很强的谈判条款，“十条政策”成为后来标志西藏和平解放得以实现的法定文件——“十七条协议”的基础框架。 3、驳斥西藏地方政府提出的“五项条件” 1950年2月5日，西藏地方政府从拉萨派出代表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二人，携带达赖喇嘛给王其梅的信件和西藏地方政府提出的五项条件，到达昌都。[18]“五项条件”的大意是：“中国人民政府”可以派官员到西藏查明是否存在在英美强权；“要求中国人民政府今后不要派遣军队”进入西藏，“西藏过去没有同外国人勾结，今后也不会勾结”；在受到侵犯时，西藏“将按照汉藏固有关系只向中国政府要求援助，那时请汉政府给予帮助”；“要求已进驻康区和阿里的汉政府军队撤回内地”；要求“中国人民政府”“从现在起请勿听信谣言”，避免“和睦关系遭到破坏”。[19]“五项条件”的实质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是平等的政治关系，而不是统辖与被统辖的政治关系，它突破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底线。对此，西南局给予了及时、严正的驳斥。 1951年2月9日，西南局就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谈判提出的“五项条件”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其主要内容是：美英帝国主义势力干涉中国西藏内政是很明显的；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西藏现有军事、政治制度包括达赖、班禅地位均不予变更；西藏全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西藏内部各派关系问题，本着团结协商精神处理。[20]西南局对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五点驳斥意见的基本精神，与其此前先后提出的“四项原则”和“十条政策”一脉相承。 三、推动交通保障与物资补给问题之解决 进军西藏，难就难在后勤保障。解放军指战员进军西藏，但当时从四川还没有通向西藏的公路——修筑公路一时成了进藏必须考虑的头号大事。其次，大部队官兵进藏，会带来吃饭、住宿、穿衣、看病等一系列物资补给难题。邓小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于1950年1月29日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明确指出：“战争还未最后结束，西藏还没有解放，支援战争的任务仍然繁重。”[21]“支援战争的任务”即围绕战争展开的后勤保障。 为统一领导进藏部队后勤保障工作，西南军区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于1950年2月1日在重庆正式成立。司令员为第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政治委员为第三兵团后勤部部长胥光义。2月9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布指示指出，为了保障进藏部队的补给，要求尽可能减少进军人数及强化运输补给，责成支援司令部“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任何代价修路”。[22] （一）修筑公路 进藏公路既可以作为兵员运输通道，又可作为物资补给通道，从而根本解决进军和补给问题。修路因此成为西南局进军西藏诸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1951年3月26日，邓小平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请催中央财政部速拨款以修筑玉隆至昌都公路。”“因进军紧迫，即待修通公路。而军费已甚困难，不能长期挪用。[23] 3月29日，邓小平在批阅陈明义等关于修筑康藏公路部署的电报时批示：“军区注意施工人数如果不够，应将原决定调出六师留下或留一部或大部，以保证今年通至昌都为原则。”[24] 4月13日，康藏公路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动工修复。这段公路原为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修建，因路面狭窄坡陡，未能通车，早已废弃。西南军区共投入施工人员约18，000余人，经过4个多月艰苦奋战，打通了海拔3600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雅安至甘孜全线603公里于8月26日修复通车。[25]公路通车后，第十八军后方运输部队即实行全线紧急运输，抢运物资。至年底，出动汽车11，000多台次，向甘孜等地运送物资35，500余吨。[26] 5月6日，康藏公路甘孜至昌都段动工修建。[27] 9月25日，邓小平批阅支援进藏部队后勤司令部关于修筑进藏公路的部队生活十分艰苦致西南军区电，要求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李达“对支前人员的照顾应加注意，否则是不能持久的，也不是单靠命令或者政治工作可以解决的。”[28] 邓小平对修筑进藏公路所需费用和施工人员配置乃至修路支前人员的生活都给予了细致的关注和周到的考虑。 （二）粮食及其他物资补给 各项物资尤其粮食的补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进藏官兵的生存和正常生活。对进藏官兵的粮食及其他物资的补给工作，邓小平一直抓得很紧、抓得很细。 1950年1月13日，关于进藏部队补给问题，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向西藏进军部队之补给问题必须给予完满的解决。”[29] 1月20日，就第十八军进藏问题，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十八军于二月底开始向西藏进军，请考虑以不少四百辆汽车的辎重汽车部队准备向甘孜运送粮食和部队。[30] 5月9日，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转报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5月3日从甘孜的来电：“入藏先遣部队目前严重的困难是没有粮吃，这个问题已成了四千人生命生存的问题，也是解放西藏中的严重困难。下月雨季到，那时更严重。只要有饭吃，什么都好办，请设法速派飞机投粮。”[31] 5月26日，就进藏部队粮食问题，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西南局复中共西康区委并告张国华、谭冠三、陈明义电：“请西康区党委用一切方法向甘孜等地买或借一部分粮食，同时，十八军进至甘孜部队应主动找当地喇嘛头人设法买借。”[32] 7月24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川康道上近来接连遇到的意料之外的天然屏障，确已危及十八军入藏任务之实施。为了有把握地实现昌都作战，确保九月份在甘孜囤积一百五十万公斤粮食，必须加强空运。”[33]见此电后，毛泽东特地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以支援进军西藏的需要。 12月15日，邓小平在中共昌都工委关于明春驻金沙江以西部队开荒种地建议上批示：“这个意见是好的，请军区考虑能否设法帮他们解决农具种子问题。”[34] 邓小平围绕粮食供应、粮食运输、粮食囤积乃至农具种子等问题，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致电西南局下属机构，积极协调各方面力量，使进藏部队粮食供给问题切实得到重视和解决。 四、指挥昌都战役，掌握解放西藏主动权 1951年1月25日，邓小平出席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提出，“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是1951年应该着重做好的工作。[35] 是年，达扎摄政将西藏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约10个代本（每代本约500人，相当于团）布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企图凭金沙江之险，遏制入藏咽喉，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1950年8月20日，昌都战役发动前夕，邓小平和贺龙等致电毛泽东：“决心以十八军一部、青海骑兵支队和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共六个团的兵力，在炮兵、侦察分队、工兵各一部的配合下，运用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手段，发起昌都战役，求歼藏军主力于昌都地区。”8月23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力争当年占领昌都，第二年进军拉萨，并指出占领昌都“对于争取西藏政治解决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36]中共中央同意发起昌都战役的着眼点在于“以战促和”。 1950年8月26日，邓小平、刘伯承下发了《关于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要求昌都战役各参战部队“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37] 1950年10月6日，邓小平和贺龙命令发动昌都战役，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及第十四军一部，在西北军区骑兵部队的配合下，对昌都藏军发动猛烈攻击，战役至10月24日结束。这一战役经过大小21次战斗，打败、俘虏藏军5700余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俘虏福特等英印特务4人。昌都战役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以此为界点，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牢牢抓住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动权。 10月23日，邓小平致电中共西藏工委，提出昌都战役后的工作要点。指示工委抓紧时间，对藏军俘虏和投诚的官兵开展政治攻势，为最终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创造条件。[38] 邓小平在昌都战役前、中、后期都给予了及时、细致、正确的指导，为昌都战役取得胜利及战役后一系列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 五、保障和平谈判 （一）昌都战役之前，做好谈判争取工作 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当局组织所谓“亲善使团”问题发表谈话时指出，“西藏地方当局应派代表团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39]表明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一开始就采取了和平的、政治谈判的方式。西南局亦依此寻求与西藏地方政府政治谈判的契机，并领导了两次谈判争取工作。 2月24日，就拟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一事，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我们拟找他（注：志清法师）密赴西藏去说服达赖集团索康扎萨父子等脱离英帝，回到祖国，以使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办法，或在进军中进行谈判，防止达赖为英帝国主义挟持逃亡印度。”[40]2月25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南局，同意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国”。3月底，志清法师协同贾题韬居士，离开重庆，前往西藏。志清法师等行至金沙江边岗托，由于西藏当局不准通行，直到昌都战役后才能够成行，于1951年8月到达拉萨。进藏后，志清法师做了大量工作。[41] 7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于7月10日离开甘孜白利寺赴拉萨，沿途召开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僧侣座谈会，宣传中央和解放军的民族、宗教政策，不要与解放军为敌，争取西藏和平解放。24日至昌都为西藏当局所阻。8月22日，格达活佛被害。[42]11月25日，邓小平出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为格达活佛举行的追悼大会。此前，邓小平为在西康省举行的追悼会送挽幛：“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43] 北京和平谈判得以进行的前提是西南局、西南军区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没有昌都战役的胜利，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能否进行无疑是一个未知数。虽然西南局领导的两次政治争取工作并未将西藏地方政府推到谈判桌前，但是围绕和平谈判的努力表明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诚意，也为后来北京谈判顺利进行作了铺垫。 （二）谈判协议签订前，做好接待和解释工作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分化。1950年11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实际掌权者达扎摄政被迫辞职，时年16岁的第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提前亲政（按惯例，年满18岁才到亲政年龄）。 1951年2月12日，第十四世达赖主持下的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赴北京谈判。4月16日，代表团抵达重庆。4月17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机关为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地方政府赴京谈判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44]4月19日，邓小平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向他们讲解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指出西藏人民接受和平解放西藏是正确的历史性选择。[45]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4月22日抵达北京。 关于西藏解放问题的和平谈判于4月29日正式开始。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为阿沛•阿旺晋美，代表团成员还有堪穷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仲译钦布（政府秘书官）土丹旦达。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为政务院秘书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代表有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经过多轮协商，双方意见终于达成一致，“十七条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正式签订。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正式实现，西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西藏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一仑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的光辉成就。这是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不管清朝也好，国民党政府也好，所没有解决的，也是他们不可能解决的。”[46]和平解放西藏这一成功实践以其里程碑意义就此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六、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 （一）整合重组中共进藏领导机构 1951年5月26日，邓小平在重庆召集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筹）负责人范明开会，讨论部队进藏和中共进藏组织机构问题。会上，邓小平同意了中共西北西藏工委进藏的要求，但强调入藏后由中共西藏工委统一领导。关于组织问题，邓小平提出吸收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成员参加中共西藏工委的两个方案。5月31日，西南局将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并送西北局。在电报中，西南局表示：“西藏工委原为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李觉、刘振国（以上均为军级干部）、平措旺阶8人组成，张为书记，谭为副书记。为了统一领导，应吸收西北西藏工委同志参加西藏工委组织。”[47]6月11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南局并西北局：关于工委组织，同意西南局的第二种方案，即在原有8人外，再吸收西北西藏工委中之范明、慕生忠、牙含章3人参加，并增加范明为副书记。[48]至此，中共的进藏领导机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二）对进藏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1951年9月初，邓小平通过支援司令部胥光义，向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第十八军军长的张国华口头传达进藏工作指示：1、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应该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稳步前进；2、当前的首要任务应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精干的文工团队，广泛宣传和平协议，要做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3、西藏目前的干部应该是越少越精干越好，防止补给困难，避免造成事事被动；4、要大力修筑康藏公路。[49]邓小平对部队进藏后的基本方针、统战工作开展的方式、干部遴选标准和康藏公路的修建都做了全面的部署。 1951年5月25日，根据“十七条协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进藏部队发布进军训令。该《训令》指出：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训令》对西南、西北部队进军、补给、修筑公路、机场等都作了部署。指示进藏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西藏腹地进军。[50]1951年9月9日，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部队抵达拉萨，受到当地藏族群众和各族、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51] 结语 西藏和平解放的成功实践是邓小平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创造性地运用于西藏实际的成功典范。 从1949年10月13日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到1952年7月下旬邓小平调政务院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52]为止，在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1949年2月5日开始担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2月9日开始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6月28日开始担任）参与领导和平解放西藏工作的34个月内，作为毛泽东主导和平解放西藏事务的主要助手，邓小平领导西南局和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有利解放西藏的外部条件，展开对西藏情况的调查研究并提供决策参考资料，提出“四项原则”、“十条政策”和对西藏地方政府“五项条件”的驳斥意见等处理西藏问题的原则方针和具体政策，指挥昌都战役并取得胜利，接待西藏谈判代表团并阐述中共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见证了旧西藏转变为新西藏的整个历史过程，在西藏解放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2][7][8][9][10][11][12][13][15][17][18][22][25][26][27][36][37][39][41][42][47][48][49][50][51]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第一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2、5、11、7、12、10、11、12、9、11、19、38、13、16、24、40、24、24、10、13－14、21、43、43－44、48、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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