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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盛世才治疆的很长时期，新疆与苏联关系密切，国民政府鞭长莫及。抗战后期，蒋介石决意利用世界大战解决边疆问题，1942年春，蒋介石知晓盛世才意欲摆脱苏联控制后，即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积极布局，促使盛世才表示效忠中央。1943年后，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控制不断强化，苏联在新疆的影响日益减小。1944年8月，盛世才企图重新调整其政策。在中央压力之下，盛世才被迫辞职离新，新疆回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之下。 关键词：战时外交；中苏关系；新疆主权；盛世才；蒋介石 民国以来，远处西北的新疆与中央关系逐渐疏远。在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与苏联的关系异常密切。依靠苏联的支持，新疆当局与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新疆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其号令无法进入新疆。抗战后期，新苏关系发生突然变化，盛世才的异动为国民政府提供了机会。国民政府因势利导，积极应对，终使新疆回到中央的管治之下。 一、暂忍待变与扶盛方针的确定 在盛世才的统治下，中国在新疆的主权岌岌可危。盛世才本人秘密成为联共(布)党员，甚至曾向苏联提出新疆加入苏联的主张。苏联领导人与盛世才直接书信往来，苏联官员访问新疆直至双方签订贸易协定等均不通知中国外交部。苏联实际控制着新疆的若干重要企业，并在与新疆的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此外，苏军还在哈密驻扎了一个配备有坦克等重型武器的加强团——红八团，扼守着中原西去迪化的通道。 国民政府对于新疆的这一游离状态非常担心。1941年12月上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考察河西走廊，深切体会到新疆对西北国防的重要性。他对中央政令不及新疆的状况颇有感触和警醒，感叹道：“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1]117 对于新疆的这一局面及新苏之间的特殊关系，蒋介石也是早有体会，但又觉无可奈何，只得暂时忍耐。在蒋介石的眼中，新疆已与沦陷于日本的东北相提并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2]03-20对于新疆的辽阔和富饶，尚未涉足于那片土地的蒋介石在日记中流露出了一种心驰神往的思念：“每闻友人为余述新疆天时地势与物产之丰富优容，辄为之神往心驰，梦深系之。……新疆之于我中华民族存亡，实无异于我东北四省，而其资源之丰富与国防之重要，则尤过之而无不及也。能不令人梦魂萦怀乎？”[3]09 在1941年的蒋介石日记中，时常可见其对新疆问题进行研究的记载，当不下十余次。蒋介石明白，在目前情势下，以重庆政府之实力，难以用强力解决新疆问题，惟有当新苏之间出现矛盾时，才有因势利导加以解决的希望。蒋介石对盛世才寄予着某种期望，“新疆情势与方针之研究，必待奸匪对盛阴谋暴露，盛乃彻底觉悟内向时，方易收复。”[4]11-0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美苏成为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国民政府意识到对日作战的大局已定，在考虑收复东北、台湾等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恢复对已在相当程度上失控的主要受盟国影响的边疆地区的控制。战争爆发后不久，在考虑与英苏等国订立同盟条约时，蒋介石曾开出如下条件：“甲、对英要求其承认西藏九龙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乙、对俄要求其外蒙、新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2]12-20蒋介石所设想的这一同盟条约最后虽未订立，但它反映了蒋期望利用这次世界大战解决新疆等问题的构想。这一点，蒋曾明确写道“对新疆与西藏问题，应乘世界战争期间解决为便。”[2]12-29 在1942年1月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列入了研讨“新疆西藏收复之计划”的工作。1月底时，蒋在日记中写道：“对新疆与西藏统一之方略已定”，同时表示实施方略尚需等待机会[3]。 蒋介石对新疆问题极为看重，认为新疆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安危的诸多方面，“西北之后患与西北之国防当为战后第一要务，此题不能解决以前，则一切皆难生效也。”[3]03-28 1942年3月，蒋介石密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其特使的身份访问迪化，与盛世才进行秘密会谈。 尽管盛世才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看起来非常密切，但其实并非亲密无间，双方的矛盾实际上是被双方的彼此需求掩盖着。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在西线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作战，一时无力东顾，盛苏之间的矛盾便显现出来。盛世才开始考虑调整新疆与苏联的关系，重建新疆与中央的关系。1941年12月，新任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郭德全赴苏途中经过新疆，盛世才予以热情款待，谈话中反复表示他个人对蒋介石的尊敬之情。郭德全抵苏后，即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一动向，他认为盛世才正在重新考虑其地位，有可能准备改善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盛苏矛盾公开爆发的起点，是盛世才四弟盛世骐的被杀。盛世骐曾被盛世才送往苏联陆军大学学习军事，1941年回新后，被盛世才委以重任，担任新组建的机械化旅旅长。然而，盛世才很快发现其弟比较亲苏，常常与自己意见相左。生性多疑的盛世才认为这是苏联所布之局，意在以其弟取他而代之。1942年3月19日，盛世骐被杀①。盛世才便以其弟遭人谋杀为借口，掀起逮捕浪潮。经过酷刑，审出了一个准备在4月12日发动暴动的“阴谋组织”，而这阴谋组织的主犯便是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苏联军事总顾问拉托夫、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徐杰(陈潭秋)、新疆民政厅长周彬(毛泽民)以及一批地方行政首长。盛世骐案中，盛世才逮捕了300多名涉嫌的苏联人员和中国共产党在新人员。 重庆方面注意到了新疆突然发生的这一变化。据时任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记载，他在4月15日面见蒋介石，商讨西北各事时，蒋介石便表示要“联盛世才”[4]。5月17日，蒋介石与刚从新疆回来的新疆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张元夫讨论新疆局势，了解了苏联在新疆的强势存在及盛世才与斯大林的交往情况。蒋看到了盛世才发动大逮捕的背后的动机，感到“盛对俄甚危惧”。蒋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把盛世才拉过来。蒋介石密切注意盛世才的动向，研究其心理，琢磨如何运用策略，其日记中常有“研究盛世才之心理与动向”、“盛思想与心理之转变已可概见，当不难导入正轨”之语。蒋努力思考“对盛世才之运用，如何使之彻底觉悟”[3]05-13，15-14。 重庆政府并积极进行应变入新的各种准备。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新疆的通道。为了控制这一通道，国民政府采纳了吴忠信提出的在青海设立柴达木屯垦区的设想，将驻于河西地区的马步青调任柴达木屯垦督办。利用马家诸雄之间的矛盾，重庆政府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计划。1942年5月，马步青的骑5军开始撤离河西，开赴青海。此举为中央军进入河西，从而打通西进的道路准备了条件。 对于重庆政府的这一举动，苏联自然明白目的何在。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便对张元夫表示，重庆中央接防河西，对新疆不利。蒋介石知道这一谈话的内容后，对苏联大使的这一举动颇为愤怒，“该使在华为全毁灭中国，破坏政府威信，挑拨我内部意见，干涉内政，可痛极矣。”[3]06-28 此时，盛世才也在努力向重庆靠拢，探听中央对新疆的态度。5月，盛世才派其五弟盛世骥以商讨西北交通问题为名去重庆晋见蒋介石，并在中央训练团受训。经过权衡，蒋介石向盛世骥提出了中央将继续承认盛世才在新疆地位的保证，给盛世才吃了定心丸。6月28日，盛世才密电蒋介石，以与苏联商谈独山子油矿合办事宜为名，请蒋介石派经济部长翁文灏等入新，并请朱绍良等随行。 蒋介石决定派朱绍良、翁文灏、毛邦初等出使新疆。蒋并亲笔起草致盛函，表示对盛绝对信任。该函称：“凡公私诸语，请与逸民长官开诚详谈。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更为吾人安危成败相共之时，吾弟之事业即为中之事业，故中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5]24此外，蒋嘱朱绍良，“对盛一意信任之。”[4]03-07 7月3日，朱绍良等飞抵迪化。次日，与盛世才进行密谈，盛世才在谈话中表示了维护中国主权的立场，同时又有分寸地表示，仍应维持对苏联的关系。据翁文灏记载，盛表示：一、与苏应亲善；二、为顾国权，使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三、盼能有机会亲见委员长；四、新疆人口四百万，内汉人仅四十万，应移民入新疆；五、军队不到二万八，现仅一万数千人。当晚，翁便将这一情况密电于蒋。作为姿态，盛慷慨地下达命令，此后，朱、翁一行人致中央电报可一律密发，不必送其审阅[4]07-04。 苏联仍期望能够恢复局面，缓和盛世才的反苏情绪，阻止其投靠国民政府。6月27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佐夫亲赴迪化，他是盛世才主政新疆以来访新的最高级别的苏联官员。德卡诺佐夫带去莫洛托夫给盛世才的回信。莫洛托夫在信中表示，愿对盛世才在经济上作若干让步，如合办独山子油矿等。同时，德卡诺佐夫在与盛世才的谈话中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试图阻止他走得不至太远。盛世才在谈话中曾表示，他已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了，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信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已越来越多地发现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释错误很多。德卡诺佐夫提醒盛世才记住过去苏联对新疆和他本人的援助，告诫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苏共党员，而且是一名重要党员。所有中途改变信仰的人，都只会碰到麻烦。苏联共产党不会让它的党员随意抛弃党的指示，攻击马列主义而不受惩罚。 但盛世才不为所动，苏联政府终于意识到与盛世才的关系已无可挽回地完全破裂。7月3日，莫洛托夫再次致信盛世才，严厉批评了盛世才的举动，“阁下之压制政策在新省继续不断进行，对新省重要人员，非撤即捕，其性质已极为广泛而危险。此类行为正当与否，亦不能令人无疑，盖此类行为殊有消灭新省大部分行政与军事干部之危险也。”莫洛托夫指责盛世才这一举动已使其成为帝国主义破坏中、苏关系及新省现状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该信还列举了盛世才过去反对中央政府、企图分裂新疆背叛国家的三件事实，表明苏联历来反对分裂新疆及支持中国中央政府。一是在1934年时，盛世才建议苏联政府速于新疆境内实施共产主义，并声称推翻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是救中国救新疆的唯一途径。但苏联政府认为这一想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声明“断不能同意在落后之新疆迅予实施共产主义之政策”，并劝告盛“对中央政府应矢诚拥戴”。二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盛世才力主无条件地援张，公开宣布新省支持张学良。苏联政府“严斥张氏反对中国政府之暴乱行为”，劝告盛世才“不能与彼结合作乱”。三是1941年1月，盛世才向苏联提议，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苏联对这一建议表示了“坚决反对”[6]436-437。显然，苏联的这封信不只是写给盛世才看的，而是准备在盛世才仍不改悔的情况下提交给蒋介石看的。确实，莫洛托夫的这封信不久便转交给了蒋介石。 盛世才也估计到了苏方可能会有这一挑拨离间断其后路的举动，为避免因此信陷入被动，盛世才赶在苏方向重庆提交此信之前，于7月7日致书蒋介石，主动坦白了过去亲苏亲共及加入苏共的种种事实。盛世才称他对马克思主义夙具信仰，相信苏联是在努力援助落后国家与民族，“是以职主持新疆省政伊始，即树立反帝亲苏两大政策，又复在1938年赴莫斯科就医时，曾加入联共党，使苏联国家竭诚援助新疆”。盛世才称他“现已彻底觉悟，苏联国家确实离开马克思主义，走上帝国主义侵略道路”。盛世才表示自己“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盛世才还解释了他要求加入中共、加入苏共、建议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及建议苏联在新疆成立苏维埃政权等事情的原委，声称有的是因形势所迫而不得已，“新疆孤悬塞外，如向中央求援，不仅鞭长莫及，而且迫不及待，只有向苏联求其友谊之援助，……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保持国家领土，不能不出此通权达变之措施，以维持当时之局面”；有的则是为了试探苏联真意，“其实并非职之真意请求，而正是职借以测探苏联政府对新疆是否有领土野心和是否真正执行马克思主义。”[7]54-59 蒋介石大概是不会相信盛世才的这类辩解的。然而，盛苏交恶，盛世才需要中央的支持，这便为恢复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提供了良机，蒋介石不会因盛世才所说是否属实而错过这一机会。7月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拜见蒋介石，转交了前述莫洛托夫致盛世才信。潘友新批评盛世才种种举措，“察其用意似非偶然，且可证明盛督办过去对于贵国政府种种作为，与今日对苏联政府之态度，似皆有敌人为其背景，其左右更不无敌人所派之间谍。”苏联转送信件之举，希望离间盛世才与中央关系的意图甚为明显。蒋介石对此未作反应，只是表示“俟余详阅此信后再行办理”。同时，蒋介石借机强调，今后“贵国政府对于凡关新疆之事应与敝国中央政府交涉，不可与盛督办径行谈判”，希望借机将新疆的对外交涉权收归中央[8]435-436。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对此函决置之不理，暂观其以后之变化何如。”[3]07-09蒋介石的幕僚、时任侍从室一处6组组长的唐纵也看出了苏联的离间意图：“苏联觉事已不可挽回，故将过去勾结经过和盘托出，使委员长不相信盛世才，其用心良苦！”“而其最后之目的，在使破坏盛世才人格与信用。”[9]07-09、07-11 7月11日，蒋介石收到由朱绍良转来的盛世才7月7日来信，蒋阅信后称“俄国在新疆全部阴谋根本暴露，而其新锡协定比之倭寇强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为尤甚，此种举动实较倭寇昔日在东北时张作霖所不忍为者，……若不有此五年来对倭之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有此盛世才之忏悔归诚”。蒋介石称盛世才此举为“浪子回头与破境重圆之奇迹”，实乃上帝赐予，由此亦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3]07-11。 蒋很快确定了解决新疆问题的原则：甲、安定盛世才内向之心；乙、保障盛地位；丙、对俄好意之表示；丁、警告俄员勿在新倒盛；戊、对俄表示中央愿与俄重订新疆有关条约；已、准盛入国民党；庚、派朱常驻新疆；辛、派我外交次长赴新与俄外次相见；壬、新疆划入第八战区范围之明令时间[3]07-11。这九项原则概括起来分三大方面：一是安抚盛世才，继续保持其在新疆的地位；二是对苏既示好又示警，防止苏联在新疆策划动乱；三是加强中央对新疆的控制，把新疆纳入中央的外交和军事体制之中。 7月13日，蒋介石与朱绍良研究对新疆方针，在对盛对苏方面确定了两点，“第一保全盛之地位；第二使俄不恼羞成怒，留有回旋余地，切勿使之对盛绝望。”蒋介石担心苏联会鼓动新疆各地暴动，乘机驱盛。蒋计划采取三个步骤：甲、派兵入疆助盛平乱，巩固省政；乙、划新疆归入第八战区，丙、与俄交涉彻底解决各案[3]07-13。 二、新疆内向局面的初步形成 面对新疆局势的突然变化，国民政府军政部门紧急研究应对之策。7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参谋次长程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祖、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等提出了一份《收复新疆主权方略》。该方略判断，苏联目前尚不会对新疆动武，而盛世才将会倒向中央。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苏联如公然以武力占领新疆，暴露侵华态度，在政略及战略上均对其不利。而盛世才在外临威胁内怵暴动的情况下，“势必依附中央，并望予以所要之支援，使苏联有所顾忌，不敢公然发动暴力行为，以苟延残喘。”因此，该《方略》主张，中央政府应乘此之机，收复新省主权。但中央过去对新疆既缺少充分准备，现在尚无确实控制的实力，故目前应采取的政略是，“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植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备，及一切必要之准备，俟机再确实控制之。” 在确定了挺盛并促使其中央化的方针之后，该方略提出分两个阶段来实施恢复新疆主权的目标。第一阶段为“过渡时期”。这一阶段，在对苏部分，“仍本睦邻政策，并运用政略，遏止其对新采取断然之行动为主眼。”要对苏方说明，“苏联与我新省间演成复杂不快之现状，系由于以往苏联与我新省间直接交涉所惹起。今后关于我新省与苏联间之问题，我中央政府当随时予新省以指示及监督，”以将外交权逐渐收归中央。在对盛部分，“以维持并利用其地位为主眼，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多方面以善意之扶助，俾增进其对中央之信赖，使逐渐中央化。”其拟采取措施包括：派遣军政大员前往新疆，与盛保持密切联系，使苏联对新阴谋有所顾忌，并巩固盛的内向信念；逐渐改组新疆省政府，并派遣优秀军政干部及特务人员，密入新疆工作，助盛加强组织；在经济上给予援助；派遣外交特派员驻迪化，以减轻苏联对盛的直接压力等。 在这一阶段，还要做好军事上的准备。其计划是：以保护油矿名义，向河西尤其玉门附近增派1师精锐部队；增辟南疆机场，以保护机场之名义，适时派遣一师以下的中央军于该地；以柴达木屯垦名义，催促骑5军尽速进驻该地；迅速进行控制西藏方案，奠定西南边防，以策应新疆；适时划南疆为一师管区，从事军备之建设。 在做好以上准备的基础上，如发生日寇北进攻苏，或苏对德军事惨败，或其他对中方更有利的事件，便将进入第二阶段即“收复主权时期”。在这一阶段，将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外交悬案的要求，其内容包括：取消承认伪满、伪蒙，不得支持中共，撤退驻新之红军第8团及空军、战车等部队等。在此同时，“中央军有力部队开入新疆各要点，以武力确实控制之，肃清新省一切不稳份子，收复主权。”[10]438-440 7月17日，蒋介石亲笔复信盛世才，再次表示了安抚之意。蒋表示，“此时惟望吾弟特加保养，为国自重，只要吾人能肝胆相照，推诚相与，则国家前途、个人事业，皆有无限光明。对外诸事，中当负责主持，请勿过虑。”[11]247月20日，朱绍良二次出关。朱带去了蒋介石给盛世才的手谕，并转达了蒋介石对他的承诺，关于既往一切，“委员长不但原宥，且均为之负责。”[12]4906盛世才对此甚为感奋。 苏方对中央要员的到来甚感不快，不愿他们加入到相关的谈判中。盛世才告诉翁文灏，德卡诺佐夫曾责备他“独山油矿何以不照成议而报中央参加”[4]07-21。翁文灏7月16日向中央报告，“盛督办面告，苏联代表坚言此来系商洽新疆重要问题，不愿与吾国中央人员商谈，”但盛表示，“独山油矿问题，未得中央允准之前，决不由省与苏签订协议云。”[9]07-19 7月30日，翁文灏到新疆督办公署讲堂演讲《经济建国》，听众960余人，历时2小时之久。讲堂上悬挂着中华民国国旗、中国国民党党旗、孙中山像及蒋介石像，取代了过去新疆的六星旗。此时，新疆当局已令新省各机关及店铺制备国民党党旗。当日，朱绍良与翁共同致电蒋介石，报告此事，认为此是新疆拥护中央之正式表示[4]07-30。 8月17日，盛世才、朱绍良致函蒋介石，就加强新疆国防提出诸多措施。外交方面，提出要与苏联保持现存关系，以免其铤而走险。同时欢迎英国在迪化设领事馆，欢迎英美人力财力开发新疆；请中央交涉农具制造厂(实为飞机制造厂)；在政治方面；请中央派省政府秘书长、教育厅长、外交办事处长及党务人员；在迪化设立监察使署；喀什、莎车、阿克苏、和阗四区地处重要，为使苏联活动有所避忌，该四区的行政长请中央派人接任；在军事上，向巴楚、莎车暗中增兵万人，向北疆派机械化旅；向新疆移民，今年雪前移民三、五万人，日后期达移民百万以上[9]11。 蒋介石对此作出批示，除了机械化部队数量有限，暂时不宜增派外，其他各项，基本同意了盛、朱来信的设想。蒋介石对处理新疆作出决定采取如下步骤：“1.先派第四十二军由兰青驻安西、玉门，俾得控制哈密俄军之第八团；2.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收回外交权归中央，使俄在新之外交纳入正轨；3.肃清新疆共党；4.令俄军离新疆境；5.收回迪化飞机制造厂。”蒋介石计划陆续向新疆派遣外交特派员、省府秘书长、教育厅长等高级官员[3]08-20。 8月15日，蒋介石亲赴西北考察巡视，对新疆问题进行具体部署。蒋介石先后巡视了西安、西宁、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等地。蒋原曾计划飞赴迪化，或要盛世才来一见，但朱绍良等商量后，认为两种办法皆不妥，安全难以保障，最后决定由宋美龄持蒋致盛函代表蒋去迪化，朱绍良、吴忠信、梁寒操等同行。蒋称宋美龄此行“以壮盛胆，亦所以慰之也”[3]08-19。 8月29日，宋美龄一行到达迪化。新疆当局给予了隆重的欢迎和接待，迪化全市都挂上了中华民国国旗。此一情景，吴忠信有诗曰：“青天白日遍新疆。”[1]119 宋美龄对盛世才表示，中央坚决信任盛氏，将来新疆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宋对盛提出四点：一、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在哈密俄军，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归中央；三、肃清新疆共产党；四、着俄军退出新疆。盛则表示，蒋夫人此行，不仅带来了蒋委员长对新疆的重视、爱顾与信任，也将同样地把他十年来艰难困苦的情形及他“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的心情带给蒋委员长[12]4907-4908。8月31日，宋美龄携带盛世才致蒋介石专函返回嘉峪关。 9月1日，留在迪化的朱绍良与盛世才达成协定，借助盛世才加强中央在新疆的影响力。双方决定：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发展国民党组织，盛世才担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遴选新疆干部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盛世才担任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在新疆传播三民主义，盛世才担任省政府主席；新疆在对外政策方面与中央一致，盛世才担任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新疆由此纳入到中央统一的战区体系中。 9月14日，蒋介石返回重庆。此行历时一月，蒋介石颇为满意，他自记曰：“本月巡视西北，自觉心得非甚鲜，甲、马步芳、河西驻军大部已撤退，中央军接防完妥，此为抗战与建国开发西北大根据地之一重大事件也；2.新疆对中央心理已完全悦服矣”，“新疆盛晋庸对中央心理已无恐惧之心。”[3]08 三、清除苏联势力与加强中央影响 此后，国民政府加强中央在新影响与消除苏联在新影响的举措逐步展开。首先着手的是将新省的外交权收归中央。1942年9月，国民政府指派吴泽湘为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主持新疆外交事务。此前，新疆省府在苏联边境城市塔什干、阿拉木图、斜米、宰桑及安吉延等5处分别设立了总领事馆或领事馆，这些领馆直接听命于新疆省府，而不是中国驻苏大使馆。吴泽湘到任后，经与盛世才多次会商，达成了解决该5领馆的4条办法：1.新省府统一将苏联边境5领馆行政权交还中央，自本年10月1日起实行；2.自本年10月1日起，所有各馆经费改由外交部迳发；3.各该馆首长及所属职员，如系隶属异党，将分期调渝受训，其他忠实首长、职员，经由外交部使领馆人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审定资格后予以加委；4.前项调训人员，如苏方探寻理由，均不予解释。据吴泽湘9月28日致外交部电透露，如此安排，是因为这些领馆的首长及职员多系中共或苏共党员，故借词调任，到重庆后再定任免[13]420-421。这样，国民政府首先在收回新疆外交权上取得了进展。 10月19日，经蒋介石同意，外交部就外交特派员权限发出指示，提出3项办法：一、地方之普通对外案件，由特派员遵照中央外交方针，商承省政府参照地方特殊环境，就地处理，随时报告中央备案。二、特派员与省政府对于处理某项对外案件之意见不能完全一致时，省政府与特派员应将各拟定处理之意见，会报中央核示。三、遇有原则或关国家主权及经济利益之各问题，无论案件之巨细，应先请示中央核办[14]381。12月19日，外交部再次指示吴泽湘，以后有关地方案件的交涉，“最好不由省府迳复，仍由该特派员商承省府意见，转复苏方，以留转圜余地，而维我国外交齐一之系统。”[15]382 经过一段时期的交涉后，盛世才渐知中央决心，决定交出外交权力。1943年1月，盛世才致电中央，提出新疆外交事务此后应由特派员全权处理：“职省地当边徼，外交问题频繁，须以外交人员统一办理，以一事权。”盛电称，吴特派员来新之初，对地方情形不太熟悉，故外交事务当由省府协助进行，有时省府亦直接办理相关事务，“现吴特派员驻新日久，地方情形之明瞭逐渐深刻，嗣后凡属外交问题似应由吴特派员全权处理，遇有英、苏领事提出问题时，须由地方协助者，可由省府竭力供给材料，俾臻妥善。”[16]385 2月18日，外交部对此前的外交特派员权限三项办法加以修正，并新增了“特派员于承办地方对外案件时，应与省政府随时取得密切联系，同时省政府应尽力予以协助，并供给各项有关资料”一条，形成了新疆特派员公署联系办法四条[17]385。2月28日，蒋介石核准了这一办法，并将此办法电发盛世才。 此前，苏联在新疆享有各种成文的和不成文的特权及特殊利益，中央政府决心对苏联的这些特权加以限制或取消。1942年10月21日，外交部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与苏方交涉的问题，广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主要内容包括：独山子油矿，中、苏应商订合办合同；迪化农具制造厂(即飞机制造厂)此前并无中、苏合办约定，全由苏联人员主持，似应早日收回或与苏联合办；拆撤新、甘省内苏联所设无线电台；新疆的归化军，实际上已成苏联军队，如苏联承认其为苏军，我方可请其全部撤出，如苏联认为系中国的归化军，中方自可分部调防，化整为零，予以遣散；对新、苏商务经济协定，做好交涉准备；苏方人员在新省所享受的特殊待遇，苏联飞机、车辆入新境不受检查等各事，应予以纠正；中、苏航空站应由华人主持或由中、苏两方人员合办。外交部认为，苏方在新非法行动相沿已久，中方现在进行调整，苏方似不致公然表示拒绝。外交部同时指出，对苏联不宜操之过急，应把握时机，规定计划，次第实行[18]445-446。 与外交部的计划相比，盛世才则显得颇为激进。10月5日，盛世才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除苏联外交官员外，其他所有在新疆的苏联人，包括军事顾问、军事教官、财政顾问、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锡矿人员与探测人员，以及驻扎哈密的红八团部队，在3个月内全部撤离新疆。 苏方对盛世才提出的撤员要求甚为不满，普式庚在10月16日转达了苏联政府的答复，表示所有军事人员及与锡矿有关的人员，均不同意撤退，只撤退那些在新疆服务已过两年的顾问、技术专家与医生等。对此，盛世才强硬地表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限期前离去。如果矿工与探测人员不撤，省政府将不给他们一切设备，也不给他们提供保护；如果军事顾问与教官不服从，他们将从名册上除名，以后再也得不到任何的补偿；如果第八团不撤退，边防委员会将不再提供一切的服务，哈密人民也不再供给他们食物与粮秣，“如果有任何不幸事件发生，责任在苏俄军事顾问与军事教官身上，新疆省政府将完全不负责任。”[12]5098 在如何处理被捕的中共人员上，重庆方面与盛世才的想法起初也并不一致。从国共关系乃至中苏关系的大局考虑，蒋介石起初并不想剥夺这些被捕者个人的生命。他主张，“新疆共党百余人被盛拘禁事应即解决，使之归还延安，切勿杀害，更不宜久拘新疆境内，以防不测之变。”[3]10-06但盛世才显然没有接受蒋的意见，继续拘禁被捕的中共人员。 1943年2月上旬，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由重庆飞抵迪化，传达蒋对新疆问题的指示。傅与盛世才、朱绍良一起讨论了红八团撤退等问题。傅在事后给蒋介石的报告隐约显示出盛世才有操之过急的倾向，他提议新疆交涉事权宜交中央。傅在报告中表示，“惟默察国际局势及新疆情形，常及朱长官意见均以为不宜操之过急。至于其他新省一切交涉事项，似宜尽量移归中央办理较善，因苏联对盛督办似仍略存芥蒂，而对我中央态度则较为友善也。”[19]402 在对盛世才抵制了一段时期后，苏联终于知道事情已不可挽回，遂决定将其人员与设备全部撤出新疆。1943年4月10日，普士庚奉命正式通知新疆省政府：1.所有在新疆地质考查团(新锡)工作完全停止；2.将所有考查团人员一律撤回及一切机器运回苏联；3.在工作人员撤回及机器运回时，希望新省予以便利与协助。4月15日，普士庚再次通报，苏联政府已决定将驻扎哈密的红军第八团撤回苏联；苏联驻哈密飞行队亦完全调回，飞机制造厂亦决定取消，并于最近时间内将所有工人及技术管理人员、物资、机器等一并由新疆运回苏联。 中方原曾希望对迪化的飞机制造厂及独山子油矿等重要企业采取共同经营(中方股份占51％)的方式，使之继续运营下去。但苏方撤回所有机器及人员的做法，将使这些重要企业立即瘫痪。5月6日，中国外交部向苏方提出一份备忘录，表示“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将飞机厂及油矿机件价让”，并进而表示“关于技术方面之设施及人员之雇佣，我方仍愿意与苏联合作”，表现出一定的和缓姿态[201]449-450。 然而，尽管蒋介石也希望留下这些设备，但与驱除苏联在新势力与影响比起来，这些设备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蒋更愿看到苏联尽快撤出，即使付出经济损失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在5月7日致函盛世才分析说，“如果国际或俄日无大变化，非万不得已彼决不愿撤回此已装置之器材，故吾人不患其撤去之速也，……至于其他各项，则静观其以后动作如何，若能早撤一日，则吾人应协助其早日撤回，不必强勉，亦不必有所顾忌，吾人所恃者，惟理与法而已，惟恐其对新锡机器不肯撤去耳。中意对新锡有关事件，总以根本撤销，不必以此区区机器而留一国家权利损失之病源耳。”[21]4505月底，苏方完成了军队的撤出及设备的拆除，蒋介石对此颇感欣慰：“俄国驻防我新疆哈密之第八团已完全撤退回俄，其在新疆所有霸占之工厂矿机皆亦全部拆回，此实我革命最大胜利，不啻补偿东四省失陷而有余矣。”[3]05 随着苏联航空队的撤离，新疆境内已无苏联飞机。但此前苏方在迪化、伊犁、奇台、哈密等地设立的航空站尽管无物资可运，仍然继续存在着，其附设电台仍在工作。中方认为，现在“航空站已无存在必要，且该站电台仍继续工作，对我主权尤不无影响”。1943年12月，中国外交部通知苏方，要求在本月内，苏联在新疆设立的航空站及各站的无线电台等一律结束工作，并要求以后苏联飞机入境内时，须依照外国航空器飞航国境统一办法办理[22]456。 至1944年春，除外交人员外，苏联在新人员已全部撤离回国。与此同时，中央势力逐渐进入新疆。1943年4月，朱绍良调6个徒手新兵团入新，交由盛世才训练。盛世才将这些士兵编入省军或淘汰，但带兵的下级军官则调到军事机关做文职工作，多少显示了其对重庆有所提防的心理。9月，胡宗南部第18混成旅两个团进驻哈密。此后，大批中央军部队陆续入新，第29集团军司令部总部于1944年春移驻哈密。 对于盛世才的倒戈，苏联非常愤怒，采取了或明或暗地支持新疆少数民族暴动的策略，使盛世才难以应付。苏联的这种压力，也为中央部队入新提供了机会。1944年3月，苏军甚至出动飞机进入新疆境内轰炸在中蒙边境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一面对苏联的行为提出抗议，一面又看到了将更多中央部队开入新疆的机会。蒋自记曰：“安知俄国今日轰炸我新疆，而非为我国军正式进驻新疆，收复我主权之良机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23]03-223月26日，蒋介石作出决定：“派遣两个军进驻新疆，此乃收复主权一大事也。”[23]03-26 国民党的党政、经济、文教等各方面的人员也大量进入新疆，渗透到新疆的各个部门。国民党中常会决定，重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以盛世才为主任委员，另派黄如今为书记长。1943年1月，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举行宣誓仪式。当年，成立区党部84个，区分部461个，小组808个，发展党员7224人[24]578。国民党力图通过建立各级组织及发展党员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3月，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成立新疆省监察使署，罗家伦出任监察使。重庆政府还制定了比较优厚的派新工作人员待遇办法，以鼓励内地人员入新工作。 1943年9月上旬，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盛世才离新赴会。这是盛世才在新疆建立半独立王国后首次来中央参会。盛世才在全会上报告了新疆情况，表示了与中央同心同德的姿态，并亟望中央对新疆给予支持。盛世才希望增加汉人军力，“亟请中央增派壮丁五千名，并增调南疆防军兵力。”[25]321 另一地方实力派首领云南省龙云也参加了这一中央全会。蒋介石对盛、龙来渝与会甚为看重，他在日记中一再写道：“此为国府成立以来未有之盛事，其一，本已加入俄共实际已为俄共之附庸新疆全土已入俄共之囊中。其一，为汪伪所欺弄，三年以前几乎已陷于寇伪阴谋之中，而今皆能坦然应召遵命到会，对内对外中央无形之威声增加，不可以道里计，……此为抗战以来最足自慰，且亦自豪之事也，”“新盛滇龙应召到会，此为民国以来未有之盛事，可知国家与中央之威声比三十二年前不啻提高数倍矣。”[26]09-04，09-05 对于新疆主权的收复，蒋视为国民政府的极大成功。在1942年的年度总反省录中，蒋如此评价：“新疆省主席兼督办于七月间公开反正归顺中央，效忠党国，而河西走廊马步青军队亦完全撤退于青海，于是兰州以西直达伊犁直径三千公里之领土，全部收复，此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其面积实倍于东北三省也。此不仅领土收回而已，而新疆归诚中央以后，我抗战之后方完全巩固，倭寇更无意消灭我政府。”在1943年的年度总反省录中，蒋再次记日：“内政则新疆行政与主权完全收复矣，此今年最大之成功也。”[3][23]03-26 四、中央权威的最终确立 然而，此后新疆局势的发展，对盛世才来说却是并不乐见的。一方面，中央势力入新后，其往日的独尊地位渐受削弱，他与中央来新工作人员的矛盾日益加剧。另一方面，他又面临着有苏联背景的新疆民族暴动。随着在欧洲战场度过危机并逐渐转入攻势，苏联开始在新疆展开动作。自1943年夏天始，新疆各地出现了反抗盛世才的组织，许多组织的背后都有苏联的身影。苏联为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帮助组织武装暴动。而此时，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一败涂地。面对这一局面，盛世才又开始考虑再次转向，以清除新疆的中央势力，重新向苏联表示亲近。 而在重庆方面，鉴于苏联与盛世才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不可缓和，也开始考虑将盛世才调离新疆的问题。一贯主张联苏的立法院长孙科对与苏联的武装冲突颇为担心，在4月4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激动地说出“中国外交非親俄必亡国”的话语，力主立撤盛世才。邵力子也支持孙科的主张[23]04-04。尽管蒋介石对孙科在中常会上的“咆哮冲动”颇不以为然，但孙科这样的想法在国民政府内并非只是少数人想法。从唐纵日记的记载来看，军政各方均有持相同看法者：“新疆事件发生后，党内同志对盛世才颇有责难，孙哲生、邵力子二先生持论至为显著。”[27]04-13 而在更早一些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军方亦有这样的看法，“军令部意见仍应与苏联保持友谊，不可因小失大，应设法调整人事，盛世才须调离新省，另派他职。”唐纵并表示，“(军令部)所见与我完全相同。”[27]03-29其实，蒋介石本人也早在考虑新疆的人事变动问题。1944年3月12日的日记中，《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便列有“新疆主席人选与准备”一条。 处于焦虑与疑惧中的盛世才重施故伎，在1944年4月至8月间炮制了一个阴谋暴动案，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4月17日，盛世才逮捕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效黎、教育厅长程东白等十余人，罪名是受苏联和中共指使阴谋暴动。6月26日，大规模逮捕迪化150多名师生员工。8月11日深夜，盛世才以开会为名，诱捕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长林继庸等一批国民党在新要员，此后又逮捕了一批包括师长在内的高级军官。盛世才并声称，黄、林等人是混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阴谋组织暴动的首脑是梁寒操(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串通，意图推翻新疆现政权。8月12日，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一案情，称被捕者企图在新疆暴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并已买通其身边管理厨房的副官及厨师，准备毒杀；买通其身边卫士，准备谋刺等[27]08-27。 同时，盛世才又向斯大林报告，称被捕者是日本间谍和蓝衣社成员。盛表示悔过，希望重新与苏联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盛密派亲信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请求苏联出兵解决中央部队，并许以阿山金矿、独山子石油等为酬劳。但苏联已不再相信盛世才。苏联方面此前曾多次对重庆方面表示，“新疆为中苏邦交最大之阻碍。”[27]08-026月，斯大林先后在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及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nce)时曾表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是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措施。华莱士抵达重庆后，将斯大林的这一谈话内容转告了蒋介石。现在，面对盛世才的反复，苏联不仅拒绝了盛的要求，还把盛世才给斯大林的报告转给了重庆。 蒋介石当然不会相信盛世才大规模逮捕行动的借口，他准备利用这一机会彻底解决新疆问题。8月初，蒋介石开始比较切实地考虑将盛世才调离新疆的问题。他在8月2的日记中自问：“新疆省府改组之时间应速乎”。在8月11日夜盛世才大举逮捕中央要员之前，蒋在当日白天已与朱绍良、宋子文等多次讨论新疆人事问题与对苏联外交问题。大逮捕发生后的次日，蒋介石在与吴忠信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将盛世才调离的问题。蒋询吴以治疆方针，吴忠信答称，乃“和外安内”及“巩固中央在新之政权”。蒋对吴的回答显然比较满意，随即表示，盛世才近期内必须辞职，他拟请吴忠信接任。但吴以年高及体力不及推辞，并推朱绍良接任。蒋仍希望吴接任，以5年为期[28]325。 8月13日，蒋介石接连收到盛世才两电，盛在电报中通报了他在新疆的逮捕行动。当日，蒋介石与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面谈新疆问题。吴报告说，在他看来，除盛世才五弟及其妹婿彭某以外，其他人皆有为其捕杀之可能云。蒋对盛之举动大为惊骇。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在新重要人员皆被其逮捕，并将其本身最亲信之文武干部皆一并逮捕，而其厨房与旧佣本家皆以受反动谋刺嫌疑逮捕云。殊堪惊骇，此种荒谬案件层出不穷，除为其本人有神经病发狂之外，另无其他之想象可言。”此时，蒋介石担心，在苏俄压力增强之下，盛世才可能又将重回旧路。当晚，蒋介石又与朱绍良商讨新疆问题，两人研究的结果是，盛世才前后所来各电皆为预定之设计，新疆局势“可危之”[26]08-13，08-14。国民政府其他要员也怀疑，盛世才如此近乎疯狂的举动，有可能意味着他将要倒向苏联。唐纵记载：“盛忽捕中央人员与柳师长，情况特异。陈布雷推测，盛世才是否准备向苏联叩头。”[27]08-15 对于盛世才的这一反复，蒋介石极为恼怒，他在日记中痛批盛世才，“患得患失不明大义，有私无公，见利忘义之人，不可用也。”大概是联想到从前的张学良兵变，蒋甚至愤称“东北之军人多为害国害己之人也。”蒋与戴笠、何应钦等人反复研究盛世才的动态及处理此事方针，作了最坏的打算，“决定准备最后之军事行动。”[23]08-148月15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准备前赴哈密，准备军事。8月16日，蒋介石考虑了采取军事行动时牵涉的若干方面：“准备新疆军事行动。甲、空军，乙、传单，丙、部署，丁、车辆，戊、命令稿，己、外交通知俄英美。”[23]08-16次日，蒋与军政部次长林蔚商讨新疆军事与运输计划。 但蒋介石并未放弃和平手段。盛世才逮捕中央要员后，尚未遭逮捕的新疆监察使罗家伦紧急密电中央，“如派朱一民前来，尚有挽救可能。”[29]35为防剧变发生，蒋介石决定冒险派朱绍良再赴新疆。蒋13日召见朱绍良的情形，也反映了蒋对朱此次新疆之行的重视及其预计此行的风险。蒋遣其座轿下山迎朱到其住处，并亲自到客室门前迎客，皆为破例之举。两人商谈达三四小时之久。密谈时蒋忽以手放于朱绍良膝上，询问朱有儿女多少及年龄大小？意似在表示负责朱身后之事。朱绍良表示：甘冒不测危机，亲到迪化一行[30]136-137。 8月14日，朱绍良飞抵迪化，向盛世才提出了调其去重庆任职的要求。但盛世才并未轻易就范。他起初曾以新疆局势严重不能遽离为理由，企图拖延,后来又表示愿意让出省主席之位，但仍任边防督办。再后又请求留新6个月，布置军事善后事宜。至19日，朱绍良仍未能回渝复命。对此，远在重庆的蒋介石颇为焦虑，“朱逸民今日不能如期离迪回渝，盛之行动狂妄，甚为忧虑。”[23]08-19 但盛世才并没有与中央对抗的资本。此时，盛世才可控制的部队只有2万人左右，中央军入新部队已有三个师，对迪化形成了大包围态势，后续部队亦可很快调入，空军也在酒泉布置了若干架飞机，可随时准备出击。盛世才再次起事的成算很小。面对重庆方面将其调离的坚定态度，权衡局势后，盛世才自知大势已去，不得不接受了重庆方面的调离要求，20日，朱绍良返回重庆。当蒋介石接获迪化机场来电，得知朱绍良的飞机已经起飞时，蒋终于松了一口气，“此虑为之一慰，如释重负也。”[23]08-21 8月22日，朱绍良向蒋介石报告了盛世才的情况。蒋认为“彼实处于众叛亲离及恐怖疑惧之中，而患得患失，恋栈侥幸之心犹未断也，彼犹不愿速离迪化之心理，必须先予打破也”[23]08-21。蒋决定尽快确定新疆省主席人选，赴新接替盛世才。 此前，蒋在考虑新疆主席人选时，曾列出吴忠信、沈鸿烈、贺耀祖三人加以考虑[23]08-16。反复考虑后，还是认为给人以温厚形象的吴忠信为最佳人选，较易为新疆各方所接受。8月22日，蒋介石再次要求吴接任新疆省主席，吴终于表示接受。吴忠信随后提出了改组新疆省政府意见，指出此次改组之目的，在求新疆安定，而安定之道，在能安盛氏部队之心，安地方人士之心，安苏联之心，因此，对新疆省府厅委人选的遴配，要审慎进行。吴忠信在其拟定的用人标准中，还特别提出，与盛有恶感者不可用。这一意见反映了剧变之后力求稳定的方针。同日，俄罗斯驻华武官罗申前来辞行，蒋透露了中央将把盛世才调离新疆的信息，“希望中俄外交，今后勿再生隔阂之意。”[23]08-22 为消除盛的顾虑，避免其铤而走险。蒋介石还在22日会见盛世骥时，嘱其转告盛世才，“其生命财产余必为之负责保护也。”8月26日，蒋介石致函盛世才，通知他调任农林部长，并要求他尽快来渝就职。同时，蒋对盛之过去表示了高度肯定，称“吾弟十年艰苦，为国家保持边疆完整无阙，苦心毅力，实难言喻。民国以来封疆功绩未有如吾弟之盛也”。蒋还向盛作出个人保证：“此后一切公私各事，中必为吾弟负其全责，主持一切，请勿顾虑。”[31]24 8月29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呈请辞职，准免盛世才本兼各职；裁撤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任命盛世才为农林部长；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吴未到任前由朱绍良暂代。国民政府并决定，此后所有驻新疆各部队归军事委员会直辖，原督办公署应办事宜由新疆省保安司令部接办。至此，盛世才在新疆11年多铁腕统治宣告结束，新疆长期游离于中央政令之外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疆重新回到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 社会各界注意到了由纯粹的文官接掌新疆的含义。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新疆军政机构的改组，我们由人事上来看，以吴忠信任省主席，在内外观瞻上，均为‘一团和气’的象征。吴氏是一位高龄的文人，他甚得蒋主席信任，近年主持蒙藏委员会，甚有建树，他懂得如何与小民族相处，由他主持新疆省政，必能使各民族相安。他近年出入西北各省，对西北各省的了解极深，关系也好，他虽不是外交家，然以他这样‘一团和气’的人物，又深知国家大局，对邻邦必然力求和睦。”[32] 尽管蒋介石对盛世才个人品性多有微词，但对于盛世才最终服从中央而使新疆回到中央治下仍颇多肯定。9月18日，盛世才就农林部长职，蒋介石亲临主持授印。蒋表彰盛世才的功绩曰：新疆有我东北四省之大，不费一弹而璧还中央，此为边疆大吏最大之功绩[25]09-18。自民国以来，由中央自主任命而不是被动追封新疆领导人，此为第一次，蒋颇有成就感。 对于新疆问题的解决，蒋在此后的日记中曾一再提及，视为莫大成功。蒋称，“盛世才到渝就职，新疆问题完全解决矣，此为内政最大之收获也。”[3]09此时，中美之间正因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引发危机，蒋介石异常郁闷，但想到新疆问题的解决，蒋的心情似乎又有所解脱：“盛世才就农林部长职，新疆问题完全解决，此为国家进步与统一之基础，何必以美国外交为深忧长虑乎？”[23]09-24 战时新疆的走向，存在着多种可能。如果苏联不是在欧洲战场陷于苦战，如果盛世才不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亲苏者，如果新疆仍然按照战前的发展路向继续走下去，很难说，当战争结束时，当苏联的强大军力转移到远东地区时，新疆就一定不会走上为外蒙古第二或某种特殊地区的道路。幸运的是，当各种看似偶然的机会出现时，早有期待的国民政府抓住了机会，刚柔并济，积极作为，终于使长期以来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新疆回到了中央政府的管治之下。 注释：①盛世骐被杀有多种说法，有被苏方设计谋杀说，有自杀说，也有为盛世才所杀说。 参考文献：[1]刀抱石.民国吴礼卿先生忠信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2]蒋介石日记，1941[B].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B]. [3]蒋介石日记，1942[B]. [4]翁文灏日记，1942[A].翁文灏.翁文灏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蒋介石三函释文及注：第一函，1944-07-02[A].朴正言.《盛世才简传》附录[Z].台湾《传记文学》第53卷(2). [6]莫洛托夫致盛世才书，1942-07-03，战时外交，第2卷[Z]. [7]“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苏联对新疆之经济侵略[Z].台北.1950. [8]蒋介石与潘友新谈话记录，1942-07-09[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秦孝仪[Z].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Z].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9]唐纵日记，1942-07-09、7-11[A].公安部档案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Z].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10]何应钦致蒋介石，1942-07-13[J].战时外交，第2卷. [11]蒋介石三函释文及注：第二函[J].台湾《传记文学》，第53卷(2). [12]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9册[M].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 [13]李嘉谷.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14]外交部致驻新疆特派员电，1942-10-19[A].“中华民国外交部”.外交部档案丛书：新疆卷(二)[B].2001. [15]外交部致驻新疆特派员电，1942-12-19[A].外交部档案丛书：新疆卷(二)[B]. [16]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外交部，1943-01-24[A].外交部档案丛书：新疆卷(二)[B]. [17]外交部致蒋介石，1943-02-18[A].外交部档案丛书：新疆卷(二)[B]. [18]外交部致蒋介石电，1942-10-21[J].战时外交：第2卷[Z]. [19]傅秉常致蒋介石，1943-03-21[J].战时外交：第2卷. [20]吴国桢致潘友新备忘录，1943-05-06[J].战时外交：第2卷. [21]蒋介石致盛世才，1943-05-07[J].战时外交(第2卷). [2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12-31[J].战时外交. [23]蒋介石日记，1944[B]. [24]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25]唐纵日记，1944-11-18、11-21[A].在蒋介石身边八年[Z]. [26]蒋介石日记，1943[B]. [27]唐纵日记，1944[A].在蒋介石身边八年[Z]. [28]丁剑.吴忠信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9]朱绍良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朱绍良先生年谱[Z].台北，1964. [30]张佛千.安边儒将朱一民[A].朱绍良先生年谱[Z]. [31]蒋介石三函释文及注，第三函[J].传记文学，(第53卷). [32]新疆军政机构改组[N].大公报，1944-08-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