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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所做的考辨，认为目前学术界通行的观点是有问题的。计算《魏书•序纪》所载拓跋鲜卑早期世次的积年时，应以22－25年为一世，而不是30年为一世。嘎仙洞是乌洛侯人报告的拓跋鲜卑先世的石室，但现在还不宜轻易断定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拓跋鲜卑的信史最早仅能上溯至成帝毛，昌意、始均等记载都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不具有史料价值。拓跋鲜卑先世的第二推寅与檀石槐的西部大人推演不是同一个人。计算拓跋鲜卑人口时固然可以按一“落"5人估算，但拓跋鲜卑人的“落"并不能等同于家或户。 关键词：《序纪》；成帝毛；嘎仙洞；推寅；落 近年来，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在下述几个问题上，学术界目前通行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都是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时所无法回避的，所以本文不惮弊陋，试陈一得之愚，以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魏书•序纪》的纪年 《魏书》卷1《序纪》将拓跋鲜卑的始祖上溯至始均，自始均“积六十七世"至成帝毛，又历14世，至神元帝力微时才出现明确纪年。拓跋鲜卑早期历史，包括两次大迁徙，史书中都没有明确纪年，我们只能通过《序纪》所载世次作大体的估算，因此，对《序纪》世次积年的理解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许多方面的理解，概言之，这是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时间坐标。 《序纪》中最早的纪年是神元帝力微元年，“岁在庚子"，钱大昕与王鸣盛都认为，此庚子年为公元220年。①目前学术界通常的作法是，由此上推，以估算始均、成帝毛、“始迁大泽"以及迁“居匈奴之故地"的时间。又受《序纪》始均“入仕尧世"记载的影响，要将始均定在夏代以前，自然就要采用白鸟库吉最早提出的30年为一世的偏长说法，中国古人很早就有30年为一世的认识。《史记》卷10《孝文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说："三十年曰世"，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白鸟库吉显然是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提出30年为一世的算法，并不是通过对北方少数民族世次积年实例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但30年一世的说法或许适用于中原汉族，但却绝对不适合北方少数民族的实际。得出始均在公元前23世纪仕于尧、封于舜，成帝毛在公元前3世纪组成36国联盟，推寅于公元前2世纪南迁大泽，诘汾于2世纪率部南迁的结论。曹熙《早期鲜卑史初探》，《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另外，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也是按30年一世计算，（《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林干《东胡史》依25－30年计算，虽然已认识到30年一世的说法太长，但其修正后的时间仍然过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8－89页）。干志耿、孙秀仁提出以20－25年为一世，相对比较准确。但其具体计算有误。将始均与毛相混，因而得出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是周初史事的错误结论。（《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这种估算似乎可以证明《序纪》所载都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以30年为一世的说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有关鲜卑各部每世平均时间的数字，我们在史书中至少可以找到以下6种： 从上述6组数字来看，《序纪》所载拓跋鲜卑建国前诸帝的平均在位时间是相对较长的，近25年。而6组数字的平均值仅为22.1年，与白鸟库吉的30年一世说相差近8年。如果我们取6组数字的平均值与拓跋鲜卑建国前诸帝的平均值，认为拓跋鲜卑一世约在22－25年，大体是不错的。以此为准，以力微即位年为220年，按《序纪》所载世次上推，我们对始均、毛、推寅、邻四帝的在位时间就有了两组数字。 如果上表的推算不误，则始均生活的年代——假如真有过始均这个历史人物的话——大约应在公元前1780－公元前1518年之间，相当于夏末商初，杜士铎《北魏史》也认为拓跋先世可以上溯到夏末商初，但其仍从米文平说，以25年为一世，因而认为拓跋鲜卑最早在嘎仙洞一带活动的时间为公元前1700－1800年，而这个时代已与其夏末商初说不相符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而不会是《魏书•序纪》所说的尧舜之时。拓跋鲜卑“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约在公元前1、2世纪；在宣帝推寅率领下南迁呼伦贝尔地区，这是学术界目前通行的说法，但是，张博泉认为，宣帝推寅时拓跋鲜卑南迁大泽，是迁到内蒙古西部科布多地带。（《鲜卑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2页）靳维柏认为，拓跋鲜卑迁徙的大泽不是呼伦湖，而是嫩江流域某处。（《关于鲜卑早期文化的再认识》，《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李志敏认为，南迁大泽是迁往河套一带。（《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约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黄烈也认为以30年为一世的算法是不可取的，但其认为，第一推寅“约当东汉前期"，比本文推算的时间略晚。参见黄烈《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在诘汾率领下南迁匈奴故地，约在170－198年之间。自宣帝推寅至献帝邻，即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至公元2世纪下半叶，拓跋鲜卑在呼伦贝尔地区居住了8世，近200年。 上述纪年与考古资料反映出的时间也是吻合的。呼伦湖附近的完工、扎赉诺尔两处遗址是拓跋鲜卑居住大泽时期的遗存。宿白认为“扎赉诺尔墓群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一世纪"。[1]关于完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的《清理简报》怀疑当地有不同时代的墓葬，因出土的骨器与陶器与扎赉诺尔相近，故认为“年代大致与扎赉诺尔相近，也可能略早于扎赉诺尔"，[2]宿白也认为完工早于扎赉诺尔，但没有具体的断代。孙危将完工遗址归入其分期的第一期，即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末。[3]虽然考古学界尚存在不同的认识，靳维柏认为，完工遗址的年代较早，甚至早于鲜卑人第一次南迁，当是为匈奴所破退保鲜卑山时的遗迹。但其对完工遗址的断代恐怕是有问题的。见《关于鲜卑早期文化的再认识》，《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但上述观点是主流意见。这与我们上述对宣帝推寅与献帝邻的时代的估算基本是吻合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参考碳十四数据。拉布达林遗址的年代，“根据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M3葬具朽木碳十四的测定结果，距今为1770±5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1715±65年）"，[4]从公布碳十四测定结果的1988年算起，应为公元218±5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273±65年，上限是公元168年，正在我们估算的时间段之内。 上述对拓跋鲜卑世次积年的分析说明，《序纪》有关黄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土、始均入仕尧世等说法，都是后人的附会，并不具有史料价值。现在学术界在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时候，往往从黄帝少子昌意、幽都、广漠、始均仕于尧封于舜等谈起，是受了伪史料的误导。 需要说明的是，自成帝毛至献帝邻计13帝，相互之间的关系史书无载。固然，此后的献帝邻、圣武帝诘汾、神元帝力微、章帝悉鹿等4代都是父子相传，但力微以下尚存在兄终弟及和叔侄间的继承，不是绝对的父死子继，力微以下11帝，实际只是5代人，因此，不能仅依据献帝至章帝4代的父子相承，就得出献帝以前诸帝也是父子相承的结论。如果认为力微以前诸帝的在位情况与力微以下11帝相似，那么，自成帝毛至圣武帝诘汾14帝很可能只有6－7世，始均至力微也不过40多世。所以，本文所计算的《序纪》诸帝的积年，已是最大值了，采用比这再大的数字估算，恐怕是与事实不符的。 综上，拓跋鲜卑一世应按22－25年计算，这是我们分析拓跋鲜卑早期历史问题的时间坐标。 二、拓跋鲜卑信史始于成帝毛 罗泌《路史》卷40早已明确指出，《魏书》卷1《序纪》中有关黄帝少子昌意、其裔始均的记载皆出自后人编造： 《魏书•序纪》则因《山海经》始均生北狄，而妄谓为拓跋之先。又误以始均为叔均，而遂以为稷后。其言始均事尧，则是以为叔均矣。俱妄也。 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卷34也对《魏书•序纪》上述记载持怀疑态度： 魏收为拓跋序世次，自始均爵于舜，六十七世至毛，而后威服北方。又十三世而至诘汾，以天女之子为子，是为力微。力微立四十二年，始遣子朝于魏，魏景元二年也。自诘汾以前，既皆荒忽诞漫，而力微生于天女，推其年当是汉桓灵之岁，盖亦近尔，乃复有此异事！昔玄鸟生商，后稷野字，皆在上古，或者犹以为远而诬，不知收何所考信而云然也。崔浩实录魏事，旧人皆怒，遂致族诛，然则收之不足凭也审矣！ 我们从《山海经》的记载中还可以找到《序纪》相关记事的原型，《山海经》卷16《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卷17《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这两段显然是《魏书•序纪》：“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的原型。神话的编造者显然认为，叔均就是始均。由于史书中没有始均的资料，神话的编造者就开始寻找有关叔均的资料。于是发现了下面这条。《山海经》卷16《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在这条资料中，叔均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与前文“乃为田祖"的记载正相吻合。但问题是，这条资料中称叔均是帝俊之孙、后稷之侄，与始均是黄帝之孙不吻合。但《山海经》卷18《海内经》还称：“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也与此条资料相矛盾。将始均算为帝俊的后裔，一则世代不好确定，二则身世也不如算作黄帝之孙显赫。因此，神话的编造者将黄帝之子昌意拉来，编造出黄帝—昌意—始均的世系。因为编造者也知道这种世系存在问题，昌意在中国古史传说中被认为是颛顼之父，十分出名，这种编造的世系很容易受到质疑，所以，编造者才没有直言始均是昌意之子，而是在昌意之后加入大段不相干的叙述，而后说“其裔始均"，含混带过。证明罗泌与叶适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北魏道武帝追尊祖先28代，即上溯至成帝毛，证明拓跋鲜卑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追溯，是到成帝毛为止。也就是说，在北魏时，无论中原史家，还是拓跋鲜卑人自己，对其历史的追忆只能上溯到成帝毛时期。因此，吕思勉认为始均以下67世应出于后人的编造，吕思勉即认为，之所以称67世，是为与以后各代相合，凑足81世。“自受封至成帝六十七世，又五世至宣帝，又七世至献帝，又二世至神元，其数凡八十一。八十一者，九九之积也。"（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09页）是有道理的。拓跋鲜卑的信史始于成帝毛，而不是更早。 需要说明的是，罗泌、叶适指出，《魏书》卷1《序纪》上述记载出于后人的编造是正确的，但他们认为编造者就是《魏书》的作者魏收，却是不正确的。 公元305年，桓帝去世，次年，《魏书》卷23《卫操传》称此事“时晋光熙元年秋也"，即公元306年。卷1《序纪》虽系此事于桓帝去世之后，但称“后定襄侯卫操，树碑于大邗城，以颂功德"，说明卫操立碑距桓帝去世有一段时间，故应以《卫操传》为准。卫操树碑于大邗城，碑文中已称拓跋鲜卑是“轩辕之苗裔"。[5]（卷23）这是称拓跋鲜卑出于黄帝的最早记载。公元386年，拓跋觴“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6]（卷110）与卫操立碑时隔整整80年之后，拓跋觴才接受崔宏的建议，自称黄帝之后，说明卫操刻碑称拓跋鲜卑出于黄帝，只是臣事拓跋鲜卑的汉族文人的比附，并未得到拓跋鲜卑统治者的认同。由此看来，卫操当是这则神话的始作俑者。拓跋觴“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神话中“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这部分内容已经出现了。结合拓跋觴建国后大力发展农业的史实来看，神话中始均为田祖的内容可能也是在此时编入的。由于女魃的事迹与始均为田祖的记载出现在《山海经》的同一段记事中，所以，始均逐女魃的故事也应在此时附入。因此可以认定，拓跋觴时，这则神话已基本定型。公元431年，世祖拓跋焘册沮渠蒙逊文中说：“昔我皇祖，胄自黄轩"，[5]（卷99）这说明，在拓跋觴接受崔宏的建议自称黄帝后裔之后45年，这种观念已成为北魏王朝的正统观念。正始元年（504年），元详死后，其墓志称他的家世是“启源轩皇"，[7]（P393）可见，在北魏皇帝提倡下，早在魏收作《魏书》之前，这种观念就已经成为拓跋鲜卑全民的共同认识了。并不是魏收编造了这则神话，他只不过是把当时已成为北魏正统观念的神话堂而皇之地写入正史罢了。 三、嘎仙洞与拓跋鲜卑起源地 马长寿1962年出版《乌桓与鲜卑》一书，最早提出拓跋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8]（P239）虽然拓跋鲜卑的起源地有额尔古纳河流域、贝加尔湖附近、嫩江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大兴安岭山脉之内、在嫩江流域而靠近大兴安岭等说法，[9]但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当属马长寿的大兴安岭北段说。1980年在嘎仙洞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的刻石祝文后，虽然仍有部分学者持不同看法，但总体上说，马长寿首倡的大兴安岭北段说渐成定论。嘎仙洞成为研究拓跋鲜卑迁徙的公认起点，成为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重要地理坐标。 笔者虽然支持拓跋鲜卑源于大兴安岭北段说，但认为，将嘎仙洞一带视为拓跋鲜卑起源地是不合适的。这方面的论据学者们已提出不少，反对将嘎仙洞看成拓跋鲜卑起源地的观点主要见于下列文章：陶克涛《论嘎仙洞刻石》，《民族研究》，1991年第6期；张博泉《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周向永《“鲜卑"涵义考纲》，《博物馆研究》，2000年第3期；李志敏《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另见张博泉《鲜卑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1－86页。除前人提到的之外，这里再从文献与考古两个方面补充一点证据。 《魏书》卷108《礼志一》：“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魏书》卷100《乌洛侯传》：“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对比两条史料，虽然尚不能直接认定拓跋先世石室的传说始于乌洛侯人，但可以肯定，嘎仙洞正是乌洛侯人所说的拓跋先世的“旧墟"。问题是，乌洛侯人对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了解是否准确。 关于乌洛侯人，最早为之立传的就是《魏书》，却对其起源没有任何交待。《旧唐书》卷212《乌罗浑国》称：“乌罗浑国，盖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太宗时，北狄能自通者，又有乌罗浑，或曰乌洛侯，曰乌罗护"，可证《魏书》之乌洛侯即两唐书中的室韦乌罗护部。但是，《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记载，乌罗浑“大抵风俗皆翭翯也"，《旧唐书》卷212《乌罗浑传》：“风俗与翭翯同"，《唐会要》卷99亦言乌洛浑国“风土与翭翯同"，说明乌罗浑本是翭翯人的部落，后来西迁加入室韦之中。《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表》乌氏条：“乌氏出自姬姓，黄帝之后，少昊氏以乌鸟名官，以世功命氏。齐有乌之余，裔孙世居北方，号乌洛侯，后徙张掖"，韩愈《乌氏庙碑铭》：“乌氏之处北者，家张掖，或入夷狄为君长"，[10]（P396）二条史料显然同出一源。居于东北亚东部的秽貉系、肃慎系各族的始祖起源传说往往与鸟或卵有关，[11]（P151－153）而居于西部的东胡族系绝不见类似传说，这也证明乌洛侯应出自秽貉系或肃慎系，而不是东胡系。乌洛侯人既不出自东胡族系，又是后迁来此地的，其所报告的拓跋鲜卑的“旧墟"显然可信度并不高。 嘎仙洞发现以后，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存在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的完整发展系列。陶器的形制、加工工艺与完工和札赉诺尔鲜卑墓出土的陶器具有文化上的相似特征，但更具原始性。[9]因而，学术界不仅坚信这里是拓跋鲜卑的发源地，还推导出拓跋鲜卑在这里活动了2000年左右的结论，由此“印证"了我们前面批驳过的《魏书》卷1《序纪》记载的黄帝少子昌意、始均等“史料"。 但是，在我们证明上述史料出于后人编造，不具有任何价值之后，嘎仙洞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之间就出现了脱节。如前所述，拓跋鲜卑的信史始于成帝毛，自成帝毛至宣帝推寅南迁大泽以前，他们一直活动在大鲜卑山附近。按我们的推算，这应是公元前2世纪—公元1世纪的事。而目前我们掌握的与嘎仙洞有关的碳十四数据是距今2450±80年、2380±80年，[12]（P65）远在我们所推算的成帝毛的时代以前。如果我们相信《魏书》卷1《序纪》对成帝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记载，就应该承认，拓跋鲜卑势力已比较强大，其遗迹不可能仅局限于嘎仙洞一隅。[13]在没有发现相应的考古学文化之前，就盲目相信乌洛侯人的传闻，断定这里就是大鲜卑山附近的拓跋鲜卑原居住地，显然是粗率的。当然，嘎仙洞附近的遗存，也许真的可以证明拓跋鲜卑远在公元前6世纪就生活在这里，从而为我们提供可以补文献之不足的信史，但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后才能做出结论的。 综上，完全相信乌洛侯人的报告，认定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从研究方法上说，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抛开这种研究方法，我们仅能从拓跋鲜卑的族属渊源上对其原居住地作一些推测。 对于室韦人的族源，学术界虽然有肃慎说，豕韦说，丁零说，自成一系说，东胡、勿吉—翭翯说、突厥语族民族综合体说等诸种说法，参见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93页；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1页。但通常的认识是，室韦人源自鲜卑，室韦是对鲜卑的不同音译。法国学者伯希和与中国学者方壮猷都曾论述过此问题。参见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注①、第28页。因此，室韦人的旧居，就是鲜卑人的发源地。[14]北朝时的室韦生活在嫩江流域。隋代的室韦五部中，虽然也有的学者认为北室韦才是北朝时的室韦人，但多数学者认为，南室韦才是北朝时的室韦。[15]（P45）而南室韦的居住地“包括今黑龙江省西部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呼伦贝尔盟一带"，[16]嘎仙洞也正在此地理范围之内。我们认为，大鲜卑山当在此地理范围之内，笼统地说，就是大兴安岭北段，马长寿的见解是正确的。但现在的研究还不足以具体指出哪座山才是大鲜卑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待于深入。 四、推寅与推演非一人 王沈《魏书》中提到，檀石槐三部中的西部大人有置觵、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认为，檀石槐的西部大人推演，就是拓跋鲜卑首领宣帝推寅。[6]（卷77）马长寿认为“这种见解是有卓识的"，同时作了一点修正，认为檀石槐的西部大人推演不是拓跋鲜卑的宣帝推寅，而是第二推寅献帝邻。[8]（P241－242）此后，这种观点渐成为学术界的通说。 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的优势在于，“在《魏书•序纪》和王沈《魏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7]使学者们在研究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时，不仅可以利用《魏书•序纪》，还可以利用王沈《魏书》。这在史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对学者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因而，很多学者未加深究，即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并以此为前提展开自己的研究。但是，不论是第一推寅还是第二推寅，与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都不存在任何关系，以此为桥梁将《魏书•序纪》的记载与王沈《魏书》的相关记载相比附，只能在研究中造成混乱。 赞同第二推寅就是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的学者多认为，二者名号相同、活动地域一致、时间吻合、重大事件合拍，因而应是同一个人。[17]因古史中不乏同名的例子，特别是少数民族，甚至多人同名，因而，名号相同这一证据不足辩，下面主要对另外三条证据加以分析。 首先，认为第二推寅与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活动地域一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王沈《魏书》并没有提到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的活动地域，我们只能根据“从上谷以西至炖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的区域划分，笼统地说，其驻牧地在上谷至炖煌的广大范围内。而拓跋鲜卑在第二推寅南迁以后，是进入“匈奴故地"，即阴山北麓，是上述广大范围内的一个具体的、相对比较狭小的地域，二者是点与面的关系。拓跋鲜卑的居住地包括在推演所活动的范围之内，只能证明，二者的活动区域都在上谷至炖煌的范围里，却并不能得出二者居住地区一致的结论。原因很简单，在此范围内，与推演所部并存的部落很多，见于王沈《魏书》的就还有置觵、落罗、日律、宴荔游等4部，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认为这些部都与推寅所部活动地域一致，并由此得出二者是同部的结论。 其次，关于重大事件合拍，说者也仅举出“自檀石槐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18]（卷90）一事，认为第二推寅邻传位给子诘汾，与上述记载吻合。如前所述，力微以后拓跋鲜卑人的继承制尚不是绝对的父死子继，力微以下11帝，实际上只是5代人，因此，不能仅依据献帝至章帝4代的父子相承，就得出邻以后拓跋鲜卑的“大人"已“世相传袭"的结论。 最后，赞同此说的学者们认为，最有力的证据是，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是在公元163－166年，或再扩大一些，在公元160年或170年，[19]（P91）檀石槐征服各部也是在163－166年，第二推寅与推演活动的时间相吻合。但是，这种时间的吻合，却是从30年为一世出发进行推算所得出的结论，如前所述，以30年为一世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按我们的推算，献帝邻即位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170年，在其年迈以后才责令儿子诘汾率部南迁并传位于诘汾，因而，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的时间绝不会早于公元190年，而檀石槐在公元166年就已经将属地划分为三部，已出现西部大人推演，二者在时间上是不吻合的。 有的学者认为，力微是在南迁匈奴故地之后出生的，并将诘汾遇仙女的地点定在匈奴故地，由此，从力微的卒年、享年推断力微生于174年，诘汾与仙女相遇在173年，因而得出拓跋鲜卑在173年以前已进入匈奴故地的结论。[20]但《魏书》卷1《序记》原文是： 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见辎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 在叙述迁徙匈奴故地之事后，有“初"字，表明以下的内容在时间上与前述迁徙匈奴故地并不衔接，是对此前事件的追述，诘汾遇仙女与力微的出生，都是在南迁匈奴故地以前，上述结论显然出自对史料的误解。 还有一种说法是从《新唐书》卷71下《宰相世系表》“窦氏"条窦统在窦武之难后逃入拓跋鲜卑的记载出发，因窦武之难发生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所以，认为拓跋鲜卑在168年以前已迁入匈奴故地了。[20]但考之《新唐书》卷71下《宰相世系表》，原文是： 窦统、字敬道，雁门太守，以窦武之难，亡入鲜卑拓跋部，使居南境代郡平城，以间窥中国，号没鹿回部落大人。后得匈奴旧境，又徙居之。 显然，这也是迁居匈奴故地以前的事情，并不能证明在168年以前拓跋鲜卑已进入匈奴故地。更何况《新唐书》的上述记载也是有问题的。据《魏书》卷113《官氏志》："纥豆陵氏，后改为窦氏"，鲜卑窦氏原姓纥豆陵，根本不姓窦，将先祖追述至汉代的窦氏，是孝文帝改汉姓、定姓族之后，鲜卑窦氏的依托之词。陈连庆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氐、羌、鲜卑皆有窦氏，且并为大家，往往喜将祖先依托于汉族窦氏。"见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因此，《新唐书》上述故事出自后人编造，是不能据此证史的。 综上可见，说拓跋部的第二推寅就是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黄烈认为，无论是第一推寅还是第二推寅，与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在年代上均不相当，二者不宜混同。[21]（P73－74）显然是正确的。 五、“落"与家 现在学者多认为，史书所载包括鲜卑在内的北方各族的一“落"，或者一“帐"，就是一“家"。[22]一家平均5人左右，共居一个毡房，也就是“落"。[23]（P33）这种说法将作为居住单位的“落"或“帐"，与作为社会单位的家庭相等同，这恐怕是有问题的。 自匈奴人开始，史书中就明确记载，北方民族盛行接续婚与多妻制。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24]（卷110）乌桓人与鲜卑人都继承了这种风俗，“父兄死，妻后母执嫂"，《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如果我们考虑到，在鲜卑人的家庭中，不仅包括作为户主的父家长、他的一个以上的妻子及其子女，还包括非自由人，那么可以肯定，一个家庭包含的所有人口是不可能全部居住在同一毡房中的。即使户主人与一个以上的妻子及其子女连同家内奴隶能够同居一帐，则一帐的平均人口数也绝不会是5人，也就是说，这种结构的鲜卑人家庭，其人口的平均数不可能是5人。《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记载，南匈奴“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平均每户7人，也是一种旁证。 唐太宗的太子承乾仿效突厥人，“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25]（卷80）证明一“落"就是一“帐"，指一个毡房，一般来讲，一个毡房里居住的人数在5人左右。将此与匈奴人每户平均7人的数字相对照可以证明，有一些家庭是拥有一个以上毡房的，同一家庭成员分居不同的毡房。有些可能是主人与奴隶分居不同的毡房，有的可能是家长的不同妻子及其子女分居不同的毡房，［苏］A•伯恩什达姆从对突厥碑文的研究中发现，“艾列格什碑文提到死者离开了自己的几个住所。这直接表明他的帐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这种情形一般存在于一夫多妻制婚姻下"，证明突厥人的一夫多妻制家庭就是分居几个帐，而不是共居一帐的。“13世纪到过蒙古的普兰迦宾详细描述了蒙古人的家庭结构"，“如果一个鞑靼男子有许多妻子，那么每个妻子便都有自己的帐房和自己的家；丈夫吃喝睡是今天同这个妻子在一起，明天同那个妻子在一起。"证明13世纪蒙古人的家庭也是分处不同的帐房的。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对该问题观点的旁证。参见［苏］A•伯恩什达姆《6至8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突厥社会经济制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作为居住单位的“落"、“帐"与作为社会单位的“家"不是一回事。当然，也有一些家庭人口较少又无奴隶，是全家居于同一毡房，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落"、“帐"与“家"才是相吻合的。 《蒙古秘史》记载，脱罗豁罗真的长子都蛙锁豁儿有四个儿子、其次子朵奔蔑儿干有两个儿子，但在都蛙锁豁儿去世以前，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他们显然不可能居于同一毡房中。在阿阑豁阿去世之后，她的5个儿子才“分其马群家资"，[26]（P6－13）证明在此之前，兄弟们一直在一起生活，家中还有仆人马阿里黑伯牙兀歹，显然也不可能居于同一毡房中。在通常的情况下，已婚的儿子虽然另立毡房，但与父亲的毡房相邻而居并一起迁徙畜牧，生产、消费都以大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小家庭为单位，财产也归大家庭所有。对于这种另立毡房的已婚子女来说，虽然居住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并未形成独立的家庭，而仍旧是大家庭的组成部分。中原史家不了解鲜卑等北方民族的家庭制度，很难判断哪几个毡房才是一“家"，因此，才使用“落"、“帐"等居住单位描述其人口规模，而不是按中原汉族的习惯以户为单位进行计算。也有的史书虽然在描述游牧民族的人口时以家为计算单位，但也因不能准确地把握游牧民族的“家"的内涵，而受以“落"为单位的计算方法的影响，把“落"等同于家。 综上，在计算鲜卑族及其他北方民族的人口数字时，按平均一“落"5人计算当然是正确的，但由此认为鲜卑人的“家"等同于“落"或“帐"，每家人口平均5人左右，则是错误的。 注释： ①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8：“神元皇帝元年，岁在庚子。是岁，魏文帝受汉禅，改元皇初。"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6“追尊二十八帝"：“神元元年，岁在庚子，系魏黄初元年，即汉献帝在位之三十一年。"都以神元帝元年为曹魏黄初元年，即公元220年。吕思勉已指出《魏书》此记载不可信。（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13页） 参考文献： [1]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J].文物,1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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