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卑族的名称，是鲜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鲜卑的含义虽然在范晔《后汉书》等史籍中，已提出一些看法，后诸多学者又有发挥。但时至今日观点仍不统一。现将我的研究所得公诸于学者专家，以求指教。 鲜卑一词最早见于《楚辞•大招》:“小腰秀头，若鲜卑只。”注曰:鲜卑:衰带头也。即是一种带钩的名称。学者对此看法不一，干志耿、孙秀仁、孙进己等认为这仅是带钩之名，是否族称值得商榷;范文澜《中国通史》则谓:“《大招》作者赞美鲜卑妇女，似乎战国时期，鲜卑与汉族有往来。”笔者认为，“若鲜卑只”的鲜卑，既是带钩之称，也是族名(详见后论)。此外，见于先秦文献，比较可靠的记载是《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冤，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注:鲜卑，东夷国。这里除明确鲜卑为族名外，并指出了它的方位。 汉班固作《汉书》，于《匈奴传》中又有“犀毗”一词。唐颜师古注曰:“犀毗，胡带钩也。亦曰‘鲜卑，，亦日‘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知“鲜卑”又有“犀毗”、“师比”等词的同音(或音近)而异写。 唐司马贞为《史记》注而作《索隐》，在《匈奴列传》中引张宴语:“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又知“鲜卑”是“鲜卑郭落”的简称，“鲜卑”等同于“鲜卑郭落”。 司马贞引张宴语谓“鲜卑郭落”是“瑞兽”名方壮酞《鲜卑语言考》(《燕京学报》8期)亦释日:“鲜卑”在鲜卑语为“祥、瑞”意，“郭落”乃“兽”意。所以，“鲜卑郭落”—“鲜卑”即是瑞兽之意。 以这种“瑞兽”形象为图饰的“带钩”，由鲜卑族所造，此物传入中原后，中原人遂将其称为“鲜卑”，这时的“鲜卑”，便一方面是族名，另一方面是由其族制造的带钩之名。 因此，鲜卑一族崇拜某一兽图腾，’他们或者如干志耿、孙秀仁在《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一书所云:“以瑞名兽、以瑞兽名带，又以祥瑞名山;复以山名族”。或者是先以瑞名兽，再以瑞兽名族，最后以族名名山。后一种的可能性要大些。史籍载其每到一地均以“鲜卑”名之，例如，内蒙科尔沁右翼中旗及大兴安岭北段古代被他们称为“鲜卑山”的地方，乃是他们游牧于此地后而命名的。 这种被称为“鲜卑—鲜卑郭落”的瑞兽，《魏书•序记》中有记载:“有神兽，其形类马，其声类牛，先行引导，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是它引导着鲜卑人从山高林密、一道路崎岖的莽莽林海来到了匈奴人的故地，为他们找到了一条通往中原的道路。实际上，这种“类马、类牛”的所谓神奇之兽就是驯鹿。 王沈《魏书》中记日:“(鲜一卑)其兽异于中国者，野马、源羊、端牛。”我认为“端牛”即为驯鹿。《后汉书•鲜卑传》“端牛”作“角端牛”。《汉书音义》曰:“角端似牛，角可为弓。”所谓的“角端似牛”，即指其角的顶部与牛角相似。驯鹿的角如同鹿角，为枝形，且十分茁壮，在其角的中下部多有分支，但主角与支角的顶部略弯而锋利，极似牛角。又因驯鹿角茁壮、长大，故可为弓。北方带角动物中，也仅有驯鹿角可加工为弓。因此，“端牛”实为驯鹿。 驯鹿角似鹿、头似马、身似驴、蹄似牛，故俗称“四不象”。它性情温顺，且耐寒，善游泳和在沼泽、深雪、密林中长途跋涉，有“森林之舟”或“林海之舟”的美称。由于饲养和役驭容易，所以，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劳动工具粗陋的古代狩猎—游牧民族中，驯鹿是他们生产、生活中最得力的助手和工具.加之它奇异的“四不象”现象、鲜卑人便以为这是神赐予的动物。 据考证，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就已开始饲养驯鹿。其中包括现在的中国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苏联西伯利亚;蒙古人民共和国及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广大地区的土著民族，饲养驯鹿是他们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一直到现在，北欧的阿普兰人、苏联的埃文基人、涅吉达尔人、那乃人、中国的鄂温克、鄂伦春人等仍然如此。鲜卑人早期的活动范围也在此列。在狩猎一一畜牧时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联系处于非常特殊的状态之中。恩格斯曾指出，在那个时期，给予人类最大支持的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动物。在原始宗教中，人们祟拜的最早神灵不是人形、而是动物形，即最早的神是动物。所以，鲜卑人把能给他们带来巨大好处的驯鹿视为“神兽”、“瑞兽”。 鄂伦春族称驯鹿为“鄂伦”，鄂温克族称驯鹿同鄂伦春族、那乃人、埃文基人、涅吉达尔人对驯鹿的称谓一样，蒙语称为“郭落斯”，俄语称为“鄂林”，与鲜卑语里的“郭落”读音几乎一致，只是因为民族不同或汉译的原因才小有差别，说明在东北亚地区尽管各族分属不同语支，但驯鹿一词却有一个统一的读音和称谓(俄语显系从西伯利亚民族语言中转译);这在语言学上，进一步证明了“郭落”就是驯鹿。 在已发现的鲜卑遗存中，“鲜卑郭落”带也有出土。鲜卑人崇拜驯鹿，以其形象为饰图的各种物品均有出土。例如，在辽宁义县慕容鲜卑石掉中，发现一块三鹿纹金饰牌.牌中锤蝶出三头并列的“昂头回首形象生动”的鹿;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吉布胡郎图出土了鹿纹青铜饰牌，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一文(《文物》1981年2期)指出:“鹿立于草原之上，头部扬起，嘴前吻，角托于背后。”类似的发现在扎莱诺尔、二兰虎沟的鲜卑墓葬中亦有出土，在内蒙奈曼旗还出土了双鹿纹陶壶。这些三鹿饰牌据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一书考证，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鲜卑郭落”带。 据苏联科学出版社西伯利亚分社1975年版N•B•阿谢耶夫著《北亚和中央亚细亚考古学》一书载:在西伯利亚后贝加尔湖地区和赤塔省，发现了大批鲜卑墓葬.位于鄂嫩河流域的第7号墓葬，出土了一件半球形的青铜纽扣和一件饰有鹿的形象的青铜带铐。苏联学者指出，“这种带铃在北蒙古也曾有发现”，并遍布东后贝加尔和整个赤塔省。1966—1988年，苏联在发掘钦丹特区的鲜卑墓葬过程时，又发现了儿面青铜镜，其中一面“饰有一只赤鹿像，头上长着茁壮的枝形角，四蹄静止叉开。这的确是一只供人骑或驮物而驯化出来的鹿的图像。” 考古资料表明，“鲜卑郭落”一一驯鹿的形象，鲜卑人不仅将其作为“带钩”的饰图，还将其用于带铐、铜镜、陶器等物品的装饰上。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此图饰应用广泛，足见其对驯鹿的强烈崇尚心理。崇拜驯鹿的现象，在古代东北亚地区并不仅限于鲜卑一族。已发现的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岩画中，以羊、马、牛、鹿、驯鹿、抱、狐狸等动物图案为最多，分布最广。这些岩画反映了北方狩猎一一畜牧民族原始宗教的内容，表现了作画者想得到或促使动物增殖的强烈愿望和对它们的崇拜。这些由不同时期、不同民族所凿刻的岩石，肯定既包括了鲜卑人的创造，也有其他民族所为，为后人探寻他们的原始宗教提供了内涵丰富的直观材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