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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中，姚锡光是一位对边疆民族问题有颇多独特见解的封建官员。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他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始终予以关注，特别是对中央政府治理、发展西藏等问题上持有较为独到的认识与见解，在其《筹藏刍议》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筹藏观，为清中央政府及之后北洋政府治藏方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姚锡光虽身处动荡年代，但他始终以为国建言为己任。民国肇建，在政府行政体系中，姚锡光成为专事蒙藏事务管理的蒙藏事务局的“首任”负责人（副总裁兼署总裁）。由清末至民初，姚锡光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始终予以关注，特别是对中央政府治理、发展西藏等问题的认识与见解别具特色，这些认识与见解集中体现在其所著的《筹藏刍议》一书中。目前，学界对姚锡光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其中对其筹藏观的研究尚无成果问世。本文拟以国家图书馆藏姚锡光的《筹藏刍议》作为研究切入点，对姚锡光的筹藏观进行详细梳理与探讨。 关键词：姚锡光；筹藏刍议；筹藏观 一、姚锡光生平 姚锡光（1857—？），字石泉或石荃，江苏丹徒人，其年少时师从丹徒名士周伯义，学习经史天文、地理兵法等，[1]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经世致用思想植根于心。1878年，作为首任驻日公使何如漳的随从出使日本，在目睹了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之后取得的诸多进步后，萌生了一定的变革图强思想。回国后，姚锡光于1885年考取光绪乙酉科拔贡，1889年考取己丑科内阁中书。其间，1886年经前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充任北洋武备学堂教习，正式成为李鸿章幕府中重要一员。在此期间，姚锡光数次向李鸿章建言献策，就诸如朝鲜问题、中日战争问题等发表了军事方面的独到见解。中日甲午战争后，姚锡光将自身军中见闻和实地感受详细梳理，写成《东方兵事纪略》，该书成为后世了解中日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1895年初，姚锡光在山东巡抚李秉衡幕府任职。同年9月，经前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调赴江南，成为其幕府一员。其间，姚锡光根据自身考察所得，撰成《长江炮台刍议》。1901年5月，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署军政使副使。1903年与人合办华北一所女子学校。1905年5月，奉檄前往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等情形，并将考察所得写成《筹蒙刍议》。1906年9月，充练兵处提调。1908年，改署陆军部左侍郎。其间，著《筹海军别录》，对海军规划与建设提出建议。1909年春，转任殖边学堂监督。不久升任陆军部右侍郎。1911年夏，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并任副会长。 袁世凯掌权后，姚锡光作为清朝遗老受到重用。袁世凯为了加强对蒙藏事务的管理，于1912年5月12日，下令在内务部下设蒙藏事务处。7月24日，经参议院决定，又将蒙藏事务处改为蒙藏事务局。7月29日，任命姚锡光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兼署总裁。在任副总裁期间，附设了蒙藏研究会，掌研究调查蒙藏一切事宜。10月28日，袁世凯调姚锡光为口北宣抚使。之后，任查抚津保被灾商民专使等职。1914年5月，任参政院参政。1916年，任弼德院顾问大臣。姚锡光“确切卒年不详，但可以推测应该在1924年以后。”[2]其一生经历丰富，著述颇多，代表作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吏皖存牍》、《尘牍从抄》、《筹蒙刍议》、《筹藏刍议》、《筹海军别录》、《蒙古教育条议》、《长江炮台刍议》、《实边条议》、《姚锡光日记》等。 二、《筹藏刍议》的写作背景与主要内容 （一）《筹藏刍议》的写作背景 随着对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对蒙古地区实地考察的不断深入，姚锡光对蒙藏边疆民族问题的了解与认识日益深化，《筹蒙刍议》便是其开始关注边疆民族问题并适时建言献策的专著。同时，姚锡光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也与日俱增。 其时，中国社会危机因西方列强的公然侵略而逐步加深，“垂而未死”的清中央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已濒临破产，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已无暇多顾。但是，英帝国主义势力对西藏的侵略不仅未因其发动的1888年第一次侵藏战争而终止，反而乘机变本加厉。在沙俄的拉拢下，开始亲政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了联俄抗英的想法。英帝国主义势力十分顾忌沙俄势力插足，其利用日俄交战之机，于1903年至1904年间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这是近代以来西藏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外敌入侵。虽然西藏军民顽强抗击，终因势单力孤而归于失败。英帝国主义势力也因1904年9月中英双方签订的《拉萨条约》和《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其在藏利益。 另一方面，清中央政府为了救亡图存，于1901年至1905年间，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新政”改革之风正在封建专制体制内自上而下地兴起。此前，发生在川藏交界处的“瞻对事件”久拖未决，而时任川督鹿传霖便已主张在瞻对归川后，即刻改土归流。随后，1904年至1905年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实施了一些列改革，“开始进行恢复工作和采矿，这些行动引起当地的土著的不安，他在干涉喇嘛权力时的骄横和生硬的措施，导致一场公开的叛乱”，[3]致使这次改革效果不佳。1905年4月，联豫继任驻藏帮办大臣。同年，建昌道赵尔丰等攻巴塘、理塘等。在时任川督锡良的举荐下，赵尔丰于1906年8月就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由此开始了在康区的边务改革。同时，在英帝国主义势力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后，清廷中的许多有识之士便已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巩固西南边防的立场出发，建议清中央政府关注西藏安全问题，如官员陈炽、吴光奎等先后建议清廷积极防御、整顿藏政。此外，黄楙材曾撰《游历刍言》，徐鼐霖于1907年撰《筹边刍言》，这无疑表明西藏安全及开发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具有远见卓识人士的关注。 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姚锡光正式开始就治藏策略问题为清中央政府出谋划策，《筹藏刍议》便由此应运而生。 （二）《筹藏刍议》的主要内容 《筹藏刍议》是一部以中央政府治理、发展西藏问题为讨论中心的清末边疆政论著作，是姚锡光筹藏观的集中体现。为了防范英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侵略西藏，并积极配合清政府制定的在川边实行藏政改革和改土归流政策的顺利实施，姚锡光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三十三年（1907年）个人所陈有关川藏边务问题的上疏、说帖等集中编辑，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成书《筹藏刍议》，全书一卷，约2万字。该书卷首有自序，卷末附川藏道里表、甘青藏道里表、川藏高度表、川藏山口表等7张图表。正文包括：规划川藏说帖（光绪丙午二月上军机处王大臣）、达赖喇嘛去藏原由说帖（光绪丙午三月上军机处王大臣）、附录面询现住北花园之西藏大喇嘛问答、条议赵大臣奏边务办法说帖（光绪丁未五月时提调练兵处）、附录赵大臣（尔丰）原奏边务大概情形折、条议联大臣奏经划西藏说帖（光绪丁未六月时提调练兵处）、附录联大臣（豫）原奏藏中情形及拟办事宜折（并单）等7篇。 规划川藏篇，分“西藏形势及全局之关系”、“英人之狡谋”、“经营川藏入手办法”三部分。姚锡光详细陈述了西藏地理形势之险要，详考了西藏道里和二十六山口，揭露了英人侵藏野心和步骤，重点指出应以经营川滇边区的藏政为主，“自应经营川藏之交，节节进步，先植两藏后援，即固川西门户，事会所迫，殆不可缓，若再迁延，坐旷时日，致英人先我着手，则阻碍更多，将西陲大局殆不可问。”[4]之后，他初步陈述了其筹藏观，即规划、经营藏政的方法与策略。 达赖去藏原由篇、附录面询现住北花园之西藏大喇嘛问答篇，则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难回的原因及驻留库伦的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姚锡光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离藏出逃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及其挑拨并制造的藏内矛盾无法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他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其现住雍和宫左侧北花园的西藏喇嘛代表，“与英俄使馆又时有交通，此事于内外蒙古关系甚大。”[5]这应该引起中央政府的足够重视。同时，姚锡光认为“蒙人迷信之深非可言喻，似安置达赖喇嘛亦为近今经营蒙古最要关键。”[6]姚锡光更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万一铤而走险，投向俄国，中国边疆危机将又增隐忧。因此，他提出安置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办法，即令其暂时驻留内蒙古，或者“令其赴内蒙古一带南至五台任便游历过夏，暂准缓行回藏，以安其心，俟藏事定局，再行相机安置。”[7] 在条议赵大臣奏边务办法说帖、附录赵大臣（尔丰）原奏边务大概情形折、条议联大臣奏经划西藏说帖、附录联大臣（豫）原奏藏中情形及拟办事宜折（并单）等说帖中，姚锡光对赵尔丰拟在川藏之交实施的边务改革措施以及联豫拟在西藏开展的改革计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意见。同时，姚锡光重点提出了自己的筹藏观，即加强屯垦、练兵、机构改革、兴办教育、谨慎处理汉藏两族关系等，其所陈均言辞恳切，有理有据。 三、姚锡光的筹藏观 清末，西藏地区危机重重，许多爱国人士方才发现清中央过分追求西藏的稳定与安宁，是对西藏发展历史时机的一种贻误。民国时期著名的现代人文地理学家白眉初，曾对清末民初的西藏困局评价说：“自李唐以来，中国只用羁縻政策对待藏人。千余年来，政教不分，风俗不易，言语不同，文化不进。”[8]而姚锡光在这一问题上早有批评，其在《筹藏刍议》的自序中便直言，“我朝抚有藏卫垂三百年矣，自国初以来，统驭之意多，而充实之力少，官无所劝，民罔知趋，故以乾隆全盛之威，兵戎数起，糜白金数千万两，仅抚定之，延至今日，只巴、里两塘，拉萨都会尚略具规模，余则千数百孱弱塘兵窝铺分栖，以外皆悍蕃狡夷之秽区，商上营官之痼习梗焉。终古即无敌国外患势，已不可终日。”[9]由此，姚锡光提出了自己的筹藏观，其核心是“垦练兼营、兵财并理，推之路矿诸事。”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机构改革 1、增设机构 姚锡光认为，规划、经营西藏的重点应在与中原相对距离较近的“川藏之交”地区，因此，他首先提出，中央政府应适时地在这一地区增设专门管理机构，即“于川藏之交大小金川、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即潞江）五大水域之中，以全力经营，比照西北边防各大臣或江北提督成案，姑设川西边务大臣或提督。”[10]姚锡光的这条建议，包含在其清光绪丙午（1906年）二月上军机处王大臣的“规划川藏说帖”中，而川滇边务大臣始设于当年七月，此可证明，姚锡光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清中央政府的采纳，而且姚锡光本是这一职位的第一人选，“（枢府）始议设川滇边务大臣，命锡光兼厥任，锡光以资浅辞。”[11]于是，清中央政府于当年七月初三日（1906年8月22日），任命赵尔丰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筹办垦练事宜，以求加强川藏之间的有效联动。 2、裁撤粮员 在裁撤机构方面，姚锡光的原则是结合实际、审时度势，坚持适时、适当原则。清代旧制，西藏地方除在前藏专设职掌盐造银钱副粮务一员之外，原设粮务四员（前后藏各一员、拉里一员、察木多一员），管理兵饷、承审案件。但姚锡光认为，应结合实际情况，对此粮员一职进行适时、适当的裁撤。其适时原则体现在，认为“现既日久弊生，侵蚀亏挪，为数甚巨……，将拉里前后藏粮务三员均行裁撤，所有原设副粮务一员应一并裁撤。”[12]其适当原则体现在，“惟自察罗松多以东，相距过远，既西与前藏声援不接，而边务大臣部署需时，东与巴、里两塘亦骤难联属，所有旧设塘汛、绿营兵丁，势难遽裁，则原设察木多粮务一员尚应姑仍旧制，俟边务大臣兵力、屯务日进，而西至察木多，踰嘉峪桥及边坝丹达诸要隘布置完备，则察罗松多以东原设塘汛兵丁，乃可与察木多粮员一并裁撤。”[13] （二）筹饷练兵 “筹饷练兵”是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主要实施手段是裁汰旧军、编练“新军”。应该说，当时清中央政府在西藏“筹饷练兵”确有必要，其时英国侵略者柏尔便直言“晚清末叶，兵力日衰，不得不赖外交手腕维持其在西藏之地位。”[14]1906年9月，姚锡光充练兵处提调，他通过对驻藏大臣联豫关于“藏中新政”奏折的逐条评议，集中提出了其对在西藏“筹饷练兵”的具体看法，即在原则上他赞同在藏“筹饷练兵”，以起到维护西藏地方安全与稳定的作用，但他并不赞同急于在西藏地区编练“新军”，即使“筹饷练兵”，也应该以着力经营好川藏之交地区为基础和前提，而在川藏之交地区的经营过程中，“经营之始至少须有兵五千人以壮声威”。[15]可见，“筹饷练兵”确是姚锡光筹藏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编练“新军”工作在全国陆续展开，驻藏大臣联豫也积极响应，提出在西藏练兵六千人以代替军纪废弛的原驻军队。对此，姚锡光的观点是，“此于无事之时徒令强敌生心，有事之时断无后援足恃。似不若厚积其力于边务。”[16]姚锡光认为，川滇边务大臣始设不久，对川滇与西藏交界地带的经营尚未具备规模，由此可知，其筹藏观的重点还是在着力经营川藏之交地区。同时，姚锡光建议，由察木多经巴塘、理塘至打箭炉一带，所有驻军应如旧制运行、暂缓裁撤，待川藏之交地区经营较为完备后，再自东向西地逐步裁撤。另一方面，对于联豫提出的拟在“新军”中“汉人占六成，达木及三十九族人占四成”，[17]姚锡光表示赞同，他也认为因内地兵丁多不愿远来西藏而难以招募，而对于尽用西藏兵丁又心存疑虑，因此应采取这一变通之法。但姚锡光对于其中“达木及三十九族人”等其他少数民族兵丁的未来去向问题，提出“惟退伍后应资遣递还原驻，并交其本种头目管辖，勿令其淹留藏中”。[18]其意在于防止这些少数民族兵丁长期驻留西藏，与藏文化交融过深，进而影响到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治理。此外，对于联豫提出的在西藏编练“新军”所需的军饷问题，姚锡光也给予了特别关注。他认为，除了裁撤原驻军所腾军饷及驻藏大臣自筹之外，“一切开办经费、常年经费不足之数，应皆有度支部筹拨以省周折。”[19]不难看出，姚锡光希望以此来减轻驻藏大臣及兵丁的经济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三）兵屯民垦 关于在藏区实施屯垦这一建议，早在廓尔喀战争结束后清军班师回归内地途中，随军幕僚周蔼联便言及在藏区“设徙流民实塞外，仿屯田之法，试令垦种，可使数百里成沃壤。”[20]遗感的是，该建议并未得到采纳。对于屯垦问题，姚锡光认为在规划、经营西藏过程中，兵屯与民垦二者同等重要，并应相互补充、同时推进。他指出，如果单纯施行兵屯，则因财力、物力等经费方面的限制，必然无以善后、举步维艰。因此，应该先从营田入手，在兵屯之地同时招募民垦，争取二者同时推进。具体方法是，应该在山口等险要处，酌情设置50～200人左右的屯兵，以做军事防守，至于营田民垦，则应“仿古人营田及现在日本北海道屯田成法，就近授田以资口食，而节用费。”[21]这一点上，姚锡光的国际眼光着实令人眼前一亮，这应该与其早年出使日本的经历有关。同时，他建议在两兵屯地方之间，招募民众放垦，因为此法可以初步实现安全与生产的紧密结合，由此，“资本富民乐于领地受田，自行经理，将邑聚不期而自成，商贾不招而自来。”[22]应该说，他的这一兵屯民垦紧密结合的观念，并非其原创，但其重视以山口等军事边隘为中心而屯垦的观点，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此外，姚锡光对在西藏及川藏之交地区进行适当的路矿开发及发展教育等也有所关注。关于举办教育，姚锡光的原则是，“教育固为当务之急，然亦必待地辟民聚以后，方有着手地步。”[23]即应以练兵屯垦为先，等到所经营之地具备一定规模及必要的物质基础后，再逐步施行。同时，姚锡光对在川藏之间修建铁路的可能性，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认为“故自打箭炉讫拉萨，计程五千一百余里，若取直径，经草地别开捷道，实可省一千余里；若果开辟全藏，或谋建设铁道，自应裁纡取直，另辟途径，以求捷速。”[24]现在看来，姚锡光修建川藏铁路的观点，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先进的，同时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结语 首先，姚锡光的筹藏观是在清末“新政”这一历史背景下建立的，清政府的这次自上而下式的政治改革既被动、又仓促，最终难免流于形式，实际效果不佳，“正是由于巩固国防的目的，清廷揭开了开发西藏地区的历史篇章”。[25]由此，姚锡光的筹藏观也难免被打上“应时、应景之作”的时代烙印。同时，从整体上讲，姚锡光的筹藏观并不新颖、全面，其以“川藏之交”地区为经营重点的观点，此前便已由四川总督丁宝桢等边吏提出，而丁宝桢也是“清朝晚期第一位把川藏视为一体并进行筹划、进而采取相应措施的边疆大吏。”[26]此外，“对于西藏是否设立行省，朝野上下都颇为关注，1907年前后还引发了建省与否的争论。”[27]然而姚锡光并没有对这一当时的政治热点问题有所涉及。但姚锡光作为封建幕僚，审时度势、条陈建议乃其专长。他目光敏锐，观察到当时西藏地方内部人心涣散，各股势力“势隔情暌、力量单薄，势不能捍御外侮。统一之权若不属于朝廷，则全藏必无幸存之理。”[28]针对西藏地方难以有效地组织起抗英力量的实际情况，姚锡光主张清中央政府应行使对藏主权，迅速承担起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应有责任。在这一点上，姚锡光的筹藏观具有明显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同时，姚锡光以“垦练兼营、兵财并理，推之路矿诸事”为核心的筹藏观，绝非一纸空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开创性，尤其他对川藏之交地区的客观认识与重点关注，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经营方法，为清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民国时期众多学者进一步关注西藏并形成筹藏观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 其次，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姚锡光的筹藏观也难免有失偏颇，而且他还不能认识到西藏落后的主要原因在封建农奴制，此外，他也未能以平等的民族观来看待藏族和藏区。在认识角度方面，姚锡光由汉族政治观察家的角度出发，由于未能如愿入藏，其对藏族及藏区并无直观认识，其认识始终停留在赵尔丰、联豫等奏折的文字描述上，因此，必然存在一些如“藏人顽敝”等错误认识，此外，姚锡光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认识也过于片面，由此建立的筹藏观必然在准确性方面大打折扣。在政治立场方面，从姚锡光于1911年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这一立宪派政党并出任副会长一事看出，姚锡光在政治立场上仍属于保守派，这意味着其筹藏观很难越出封建专制体制范畴。姚锡光从封建官僚立场出发，认为经营、充实均是封建专制顺利运行的必要之法，其筹藏观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皆为维护清中央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不以解决藏族、藏区的实际发展问题为根本目的。因此，由于难以摆脱大汉族主义及封建官僚主义等认识局限，姚锡光的筹藏观在可操作性方面存在致命缺陷，极易引起藏地官民的不满与抵触情绪，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最后，从当时国内外、藏区内外的客观形势分析，姚锡光的筹藏观能够得以施行的条件尚不成熟。在总体上看，“清廷之平定西藏而经营之功，实为唐宋以来各代所不及”，[29]但到了清后期，清中央政府却坚持奉行蝇安苟且、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而“祖国力量的强大和中央与地方一致对外是保证反侵略胜利的基本关键”，[30]但在先后两次西藏抗英斗争中，腐朽孱弱的清中央政府不仅未能以实际行动对西藏军民予以有力支持，反而对抗英势力给予压制，这些严重失误的治藏方针直接导致了西藏军民对清中央政府的失望与不满，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威信也逐渐丧失，就连初涉西藏问题的日本观察家们也认为，当时的清中央政府“对于西藏恐万难恢复其衰势，以挽回其主权。”[31]同时，在西藏地方，驻藏大臣联豫继前任张荫棠之后，继续推行藏政改革，但他们“仅在意识形态上或部分上层建筑上强迫维新必然沦为表面工夫。”[32]而当时在拉萨的英国侵略者荣赫鹏则指出，“吾人在藏所见中国官吏，绝少能操藏语者。除少数在藏服务时临时娶有藏妇者外，余人绝不关心藏人事。若辈巍巍然凌驾于藏人之上，对藏人利益则漠不关怀，从不设法增进藏民之幸福，”[33]因此，在此基础上，姚锡光的筹藏观即便获得清中央政府的首肯，其施行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但，对比当时多数封建官僚目光短浅、闭目塞听、惟求个人之荣辱却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等情形，姚锡光这种心系危难、积极求变的筹藏观，仍显得尤为宝贵。 参考文献： [1]姚锡光．姚锡光日记[M]．清光绪21～22年(1895～1896年)，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2]舒习龙．姚锡光述论[J]．史林，2006，(5)：53． [3]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M]．夏敏娟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76． [4]姚锡光．筹藏刍议[M]．清光绪34年(1908年)：19．国家图书馆藏铅印本． [5]姚锡光．筹藏刍议[M]．清光绪34年(1908年)：29．国家图书馆藏铅印本． [6]姚锡光．筹藏刍议[M]．清光绪34年(1908年)：33～34．国家图书馆藏铅印本． [7]姚锡光．筹藏刍议[M]．清光绪34年(1908年)：36．国家图书馆藏铅印本． [8]白眉初．西藏始末纪要[M]．北平建设图书馆，1930：39． [9]姚锡光．筹藏刍议(序言)[M]．清光绪34年(1908年)：6．国家图书馆藏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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